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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解密

作者:admin 日期:2008-2-27 16:21:06 人气: 标签:
导读:

蒋宋孔陈四大文档先后入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最为瞩目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到1945年;包罗宏富的胡佛“近代中国文档”业已成为近代中国记忆的第三中心,学者认为这些史料足以改写近代中国历史。

蒋介石为何迅速崛起?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仅仅为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可在短短10年之内,就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与军事统帅,而且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运作,是否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蒋介石晚年坚持写日记。

 

  自美国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以来,海外及两岸三地的学者闻风而至,俨然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之一,学者们在阅读了这些世所罕见的史料后,更传出“民国史应该重写”、“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积极评价。目前,蒋介石日记只开放到1945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史档案已开放到1952年,孔祥熙档案、蒋经国日记目前尚未开放,这些重要史料如果将来全部公开,不知还有多少“惊喜”值得期待。
  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有实力的大国,这批档案,彰显出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的思想、行为及中国社会的转变,有助于西方真正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及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长时间采访,谨将一些学者根据蒋介石日记所做的最新研究公之于众,以飨读者。

 

  借了500条枪

 

  2006年春天,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院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郭岱君向前来查看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研究员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如何由一个中高层军官,迅速崛起成为党、政、军领袖,这也是她对蒋介石日记能否对此提供解释的最大兴趣点之一。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仅仅为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其官阶、资历,均无法与许崇智、陈炯明等人相比,可在短短10年之内,就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与军事统帅,而且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运作,是否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郭岱君、杨天石对蒋日记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表明,这与蒋的特殊背景有关。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军事上的长才。另外,蒋博得孙中山的信任,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孙对蒋有不可言传的特殊情结,而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
  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多年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当时,陶成章经常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批评孙,孙无可奈何。陈英士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陶获知消息后躲到医院里装病,结果还是被蒋发现后杀掉,从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蒋在日后日记中提到:“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不顾一切跑到“永丰舰”上相陪,孙说,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蒋屡次在演讲时称,“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诸多研究者对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黄埔学生都不知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军校根本没枪,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开兵工厂的朋友,借了500条枪。那时廖仲恺与蒋几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然后特别言明利息加倍等等。
  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在日记里他经常谈论中国形势,以及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等等,与当时军阀只关注自己地盘与势力的内斗相比,更具现代意识。另外,蒋还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这让其政治对手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因素都是蒋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提和谈,杀无赦!

  纵览蒋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图为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广东


  到农村工作去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及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1923年9月,蒋率领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日记显示出他的思想此时发生变化,他看到苏联的优点,也看到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是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但很可惜的是,由于1924年的日记遗失,完全了解该时期蒋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说,蒋还曾怀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这本日记。

 

  1926年3月,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气走汪精卫,使他的权力更上层楼。对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须等其死后看他的日记。杨天石教授曾根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部分日记(毛思诚抄本),写了《“中山舰”之谜》,解释这一事件。2006年,杨在胡佛公开的1927年蒋日记手稿中第一次发现“欧阳葛来访”的记录,从而证实其对“中山舰”之谜的揭示是正确的。


  1926年,国民党右派为了分化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谣称汪精卫与苏联串通,要绑架蒋介石到苏联。欧阳葛将此谣言传给蒋介石,后欧阳自认有功,就写了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回忆录,蒋看后不快,将文章放入抽屉。其日记中所记“欧阳葛来访”即证明了确有此事。


  蒋其实很了解国民党内的问题,他主张国民党官员应该多与农民接触,每人应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来。 他也确实想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主张“二五减租”等,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最后都未能实现

 

    提和谈,杀无赦


   内地史学界对蒋的对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评,特别是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清党剿共”及“不抵抗主义”主张,被贴上了“投降派”的标签。此次公开的蒋在抗战时期(1931—1945)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


  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郭岱君说,“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那些管道传递给蒋的信息是,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这些连绵不断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刺客惊吓,美龄小产

  杀手买通了楼下的警卫,甚至已经潜入卧室准备行刺。蒋当时睡得比较熟,宋美龄则因外面风传有暗杀行动,极度紧张,特别警醒。听到动静,立即把蒋摇醒,蒋于是大喝了一声。杀手胆小,枪掉在地上,人逃走了,宋美龄因此受到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非常伤心。

      刺客惊吓,美龄小产

   蒋介石日记对蒋、宋、孔等家族关系,对他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等都有记录。比如孔祥熙比较内敛,性格温和,曾经得蒋信任;而宋子文是性格坚强,很有主见,经常被蒋骂为“飞扬跋扈”。
  广为外界猜测的蒋氏夫妇关系也是日记中的一个看点。
  蒋介石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好武尚斗,喜爱冒险。日记记载:他早年好斗好色,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改掉了这一坏毛病,坚持写日记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修身养性。
  蒋在日记中常以“三弟”、“三妹”、“爱妻”等蜜语称宋美龄。日记披露,宋美龄之所以未有子嗣,与早年小产有关。
  1929年,宋美龄怀孕,日记记载,蒋极为欣喜。当时,蒋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固,数次险遇刺杀。有一个杀手买通了楼下的警卫,甚至已经潜入卧室准备行刺。蒋当时睡得比较熟,宋美龄则因外面风传有暗杀行动,极度紧张,特别警醒。听到动静,立即把蒋摇醒,蒋于是大喝了一声。杀手胆小,枪掉在地上,人逃走了。宋美龄因此受到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非常伤心,在日记中连续几天都写到此事,而且详述把宋送到别的地方静养等等。
  抗战时战局凶险,蒋曾多次要求宋美龄避到安全地区,但宋坚持与蒋共患难,还曾经给友人写信表示,要与蒋共生死,蒋为此极为感动,多次在日记中写到“吾妻爱情甚笃”,“吾妻为余协助之功实更大”等等。

蒋介石通读三遍的手抄本《圣经》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

 

  蒋介石日记在首次开放时,一本手抄本《圣经》首次曝光,其中多处有蒋的眉批,非常引人注目。
  据代表蒋家审读日记的宋曹琍璇介绍,这本手抄本《圣经》,系由蒋的侍从秘书手抄,为翻译成中文的文言文版本,共6册,蒋氏不仅认真看了3遍,时有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蒋公对此一丝不苟,他是把信仰当成guideline(指引)了。”
  这本《圣经》曾经引起郭岱君极大的兴趣。蒋在世时,外界纷传他笃信基督教,但多为口耳相传,少见可靠证据。这本手抄本《圣经》的出现,以及日记对其个人信仰的记载,可以比较可靠地解释这个疑问。
  另外坊间也有传闻认为,蒋出于与宋家联姻的政治目的,才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
  此次公开的蒋氏日记显示,蒋在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宋母倪太夫人确有要求蒋信奉基督;蒋当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他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即使信奉基督,也必须经过自己的研究,待仔细研读《圣经》后再决定,倪太夫人尊重他的态度。1930年,倪太夫人生命的弥留时刻,蒋其实还没有决定成为基督徒,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说愿意受洗。
  蒋氏的承诺后来确实兑现了,胡佛首次公开的手抄本《圣经》,以及他本人密密麻麻的眉批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据日记记载,蒋将这本《圣经》前后通读了三遍,而且眉批中还对基督教的很多主张提出过疑问。
  作为接触蒋氏日记最为频繁的人之一,郭岱君认为,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言必称主,在抗战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进行祷告;在最失败最困顿的时候,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他都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时刻勉励自己。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极为强调精神力量的个性,比如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他很痛心;衡阳会战,他本来寄予很大希望,最后还是以失望告终,他在日记中记述说,这次失败对他是一个勉励,一个教训;得意时,他也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与儒家强调的修身观念非常相近。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场日益吃紧的关头,蒋在日记中表示,当时甚至想到自杀。他经常祷告,求主帮助他。他还许诺,如果主能够助自己渡过难关,他一定要建造一个巨大的铁十字架,放在衡山之巅,以示谢恩。
  宋曹琍璇透露,受洗后,蒋氏言出必行,每天必早上读圣经,晚上进行祷告。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在圣主面前祷告,称如果“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跪祷。有一篇日记记载,说他有一天凌晨3点就起来跪祷,可此前因为脚痛,医生已经建议他暂停。还有一段记录因为眼疾,朝课跟晚课不得不暂停。可见蒋对待个人信仰规定的仪式可谓中规中矩。
  1975年,蒋介石去世,其秘书秦孝仪奉命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词句,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在原稿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虽然此举引起朝野及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仰。
    (南方周末记者甄晓菲、新闻助理沈亦文等对本组专题文章有重要贡献。特别鸣谢: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员)

蒋介石年轻时曾逛妓院?档案“把关人”详解

  最新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为了解决性苦闷,他年轻时曾经逛妓院,甚至还有“以自慰振兴精神”的记录。“我今天看见一个女人,然后马上就起了色欲,戒之戒之。”“还有一次看到别人的太太很漂亮,他就写,某某人的夫人艳丽如花,让我一看就心动,戒之戒之。”

  蒋宋孔家族档案的“把关人”宋曹琍璇打开尘封的文件,霉就呼呼地像烟一样散开来……

 

1942年圣诞节,华盛顿。从左至右,宋子安夫妇,宋子文夫妇,宋子良夫妇

 

  2004年4月,宋美龄去世后不久,胡佛研究院打开了原先处于协议保密状态中的宋子文的19个私人文件箱;2005年2月16日,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的私人日记交由胡佛档案馆暂存50年,该馆于第二年的3月 31日正式开放第一批档案;2006年8月,胡佛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档案资料,共计133箱,计划于2008年春天对外开放。

 

  短短几年间,这些重要人物的史料得以顺利公开,宋曹琍璇(宋美龄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这个蒋宋家族中的第三代人逐渐开始引起公众关注。她是目前蒋、宋、孔家族年轻一代中在美国惟一可以自由使用中文的人,早在2003年11月,郭岱君与蒋方智怡初次见面后不久,宋曹琍璇就承担了在胡佛档案馆查看蒋宋孔家族日记及档案的使命,行使着“把关人”的权利。

 

  “自从你离去,我独自一人,寂寞无比,盼你暑假再来,与我作伴。”——蒋介石

 

  胡佛研究院为了妥善处理与开放蒋介石日记,经与蒋家商议,成立了一个四人特别小组,胡佛方面为郭岱君女士与马若孟教授,蒋家的代表为宋曹琍璇与潘邦正(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宋曹琍璇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已经定居10年,她的先生宋仲虎之父宋子安在宋氏三兄弟中排名最小,宋子文居长,宋子良为次。
  郭岱君表示,蒋介石日记之所以能够顺利在胡佛公开,宋曹琍璇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身份特殊,宋子文捐献给胡佛的最后19箱档案,就由宋曹琍璇负责审阅,“现在她基本每周会去胡佛档案馆三次,是目前为止看蒋介石日记最多的人”。
  作为蒋氏日记的把关人,这个宋家的儿媳妇恐怕今后5年都要呆在胡佛,因为蒋氏日记的数量很大,对日记公开程度的考量与鉴别也十分繁重。
  宋仲虎(leo soong)为国民党史研究者所熟知,因为他是蒋介石与宋美龄最喜欢的后辈之一。童年宋仲虎中文不好,宋美龄为了使他能够读懂信件,常以图画夹杂简单中文给他写信,还亲自画以各种动植物等图画表达词意,不厌其烦,慈爱之情,跃然纸上。
  “自从你离去,我独自一人,寂寞无比,盼你暑假再来,与我作伴。”这是写在少年宋仲虎某张照片背后的一句话,作者为老人蒋介石。
  “都说高处不胜寒,他在别人面前不苟言笑,不失大体,可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宋曹琍璇说,“蒋公特别喜欢与孩子在一起。日记中常出现‘与熊虎同玩’字眼,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到动物园去的,其实熊虎就是宋伯熊、宋仲虎。”
  “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蒋宋夫妇二人性格中还有如此柔软的一面,”郭岱君对这些信件的评价是“非常可爱,与平常人家中的祖父母一样慈祥、有童心。”因此在最近胡佛研究院举办的一次展览中特意挑出来公之于众。
  宋子安在宋氏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备受关心与照顾,宋曹琍璇表示,他基本承担了整个家族联络人的角色:“哥哥姐姐们之间发生争吵,意见不和,公公就在中间穿梭调解。比如大姑姑霭龄跟大伯父子文先生发生不愉快,彼此之间不讲话就让小弟去讲。”
  潘邦正是一位大学教师,其身份的特殊性来自他的老师——蒋氏父子两代人的“文胆”秦孝仪。秦为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潘每年利用寒暑假从台湾赶到美国审读蒋氏日记,大约每次三个半月的时间。

 

  “如果你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就不会把一些最龌龊的想法写上去。”——宋曹琍璇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两蒋日记“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有,宛如民间版的中国近代史”。
  宋曹琍璇的父亲是职业军人,经常向她讲述蒋公如何了不起,而通过私人日记突然进入这个“完人”的内心世界,她起初感觉“有点像爱丽丝漫游仙境”,后来又 “像刘姥姥突然闯入大观园,惊叹不已,情绪起伏”。特别是看到日记中蒋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禁不住感叹:“哎呦,蒋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小时候认为他像个神,绝不会犯错。”“蒋公年轻的时候学别人去做股票,结果赔光了”;“他还有重新阅读日记的习惯,而且能够不断检讨自己的错误,比如他经常在日记里写道,民国二十几年或三十几年的日记等等,我错在哪里”。
  最新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为了解决性苦闷,他年轻时曾经逛妓院,甚至还有“以自慰振兴精神”的记录。对日记内容极为熟悉的宋曹琍璇向南方周末记者澄清,媒体据此推测蒋氏好色的报道并不准确,日记中确有如下记录:“我今天看见一个女人,然后马上就起了色欲,戒之戒之。”“还有一次看到别人的太太很漂亮,他就写,某某人的夫人艳丽如花,让我一看就心动,戒之戒之。”宋曹琍璇说,这些内容恰恰体现了蒋的“真诚”,“他忠实地记录着每天的感受”,并不断提醒自己,以达到儒家修身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日记具有强烈的隐私性和真实性,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因为“如果你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就不会把一些最龌龊的想法写出来”。
  蒋介石真正开始记日记的准确时间是1915年,后来不仅 1915年、1916年的日记不慎遗失,1924年的日记也不见了,因此目前的日记原本虽然从1917年记起,可他仍旧以回忆方式简述了他年幼时的经历,包括童年如何调皮,掉到水缸里或游泳时险些淹死,令母亲一度十分担心等等。
  民国史专家杨天石教授是除胡佛四人特别小组之外,最先看到蒋日记的学者之一,根据他的摘抄与研究,蒋介石脾气急躁,在日记里曾经骂过多人,“对章伯钧、张澜、黄炎培、左舜生这些人他固然没有好话,连最亲密的人也照样骂,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骂;另外,何应钦、李宗仁、胡汉民、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骂得很难听。”
  对此,言必称蒋公的宋曹琍璇颇有同感,“蒋不仅骂自己人,还骂美国人,尤其到了台湾之后,多次称绝对不受美国人的指使和控制”。她认为,蒋氏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为什么他好几次下野了又回去,就觉得那些人走的路不对,”她说,蒋介石觉得中国要维持领土的完整,要有独立的国格,不受其他任何国家干涉。“他的观念是两岸都是中国。这个统一的理念与现在的台湾领导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政治领袖,一点都没有自律,不要说讲话没有诚信,他们不读书,生活品行也远远不能相比。”

 

  “外界于我之毁谤,毫不在乎;为国家民族之责任,淡然处之。”——宋子文

 

  作为宋曹琍璇的大伯父,宋子文在近代史上一直备受争议,外界认为他在抗战及中国内战期间利用蒋宋家族的联姻关系弄权敛财,导致蒋介石和国民党在1949年失去大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他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 “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官僚资本及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和“内战罪犯”。
  1985年,美国出版的《宋家王朝》一书,开篇就称:“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全球最富有的人’。”该书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利用联邦调查局1950年代对宋氏家族财产调查的有关档案,指出宋子文在中国聚敛个人财产达数亿美元。美国国会也曾经为此召开过听证会,可最后不了了之。
  这一连串的负面影响令宋氏家族极为被动。宋子文档案2004年全部公开之后,史学界能否通过其中的一些原始文件和直接证据厘清历史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对宋的功过是非评价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宋曹琍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此用语甚多,而且强烈为宋子文鸣不平。
  她说,美国税务管理局拥有全美华人的存款资料,宋子文档案中有他自拟的财产清单和纽约财产法庭关于其个人遗产的分割执行书等文件,通过核查对比即可了解真相。1951年,美国国务院要求宋子文、孔祥熙公开自己的财产,结果宋为五百多万美元,孔为八百多万美元,孔宋家族此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一消息,但媒体极少报道。
  “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对自己的家族很有信心,我们一直生活在被扭曲抹黑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做那些事情,公开只有好处,因此我一直期盼着这些档案能够开放,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可以还给家族一个清白的证明。”宋曹琍璇表示,她本人及家族非常支持史学家去胡佛档案馆研究宋子文,“里面有详细的交待”,“这对我们家属来讲是很安慰的事”。
  胡佛研究院根据宋子文档案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1940年代,宋作为蒋介石派驻美国华盛顿的外交使节,殚精竭虑地游说各方政界要人,后来利用娴熟的公关技巧进入白宫权力中心,获得罗斯福总统的信任,成功地为中国军事和财政争取到巨额援助,也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大改善。
  当宋曹琍璇接触到这批档案时,一度被繁琐枯燥的公文折腾得失去耐心,后来她才慢慢明白了抗战的艰苦,“军费要支出多少,需要多少钱购买棉布做鞋子和军服,某省市需要多少拨款等等内容极多,当时国家怎么这么穷呢?”
  为了争取美援,宋子文1941年建立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这个公司职员大部分都是美国人(罗斯福总统的叔叔frederic delano受宋之邀,成为公司主席),美国人不是傻瓜,上亿美元的借款给了你,就要监督你是否用在抗战打仗上,如果宋先生真的贪污,这个公司就不可能用那么多美国人。”
  蒋介石英文不好,但拥有所有外交事务的决策权。因此,宋子文作为当年“世界上惟一一个长驻他国的外交部长”,在抗战时与蒋的来往公文电报极为频繁,有时每天多达数十封,其重要决定也都取决于蒋。“我嫁到宋家之后,褒贬都听过。看完宋先生的档案以后,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宋家替国家做了非常多有利的事,那些谈论国家大事的公文电报就是一个证明。”
  目前胡佛研究院已把这些电报译成英文,对西方了解战时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当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1950年,宋子文辞去(台湾)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宋曹琍璇在其档案中发现了如下记录,“外界于我之毁谤,毫不在乎;为国家民族之责任,淡然处之”,这令她非常感动:“从前人家怎样讲他,我完全没有能力分辨,但是现在看了他完整的档案,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国家使命感的人,不但忠于国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干净。他没有不能交代的事情。”

 

  “你没有权利抽走任何一份文件,因为这是胡佛的财产。”——胡佛档案馆

 

  胡佛研究院的档案管理非常严格,宋曹琍璇一到档案馆就被告知,“没有权利带走任何一份文件,因为这是胡佛的财产”。她要在一个独立的阅读室查看蒋宋档案的原件,不能携带电脑、手机等任何设备,笔与纸均由院方提供。

 

  蒋氏父子的日记由于是协议“暂存”,不属于捐献,所有权仍归蒋家,但馆方可以永久保存微缩件,因此相对宋子文档案,要求更严。宋氏档案完全公开,可以复印、检索;而蒋氏日记则只能用手写抄录,不能复印。

 

  胡佛告诉宋曹琍璇,她不能抽走任何一份文件,只能延缓开放。可以延缓开放的,第一是关于家属的私人隐私,但最长保持35年。“比如当事人的儿子还在世,就不要让人家尴尬”。
  第二,私人身体健康状况,这方面蒋家要求延缓35年。
  第三,个人财务状况,主要考虑到避免引起家庭纠纷。
  第四,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保密期为50年,比如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一些协议等等。“宋子文档案中只有两页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其他的全部都公开了。”
  在审读过程中,一些事关隐私的细节、骂人话、给某些人起的绰号等等,是宋曹琍璇审读日记时必须特别留意之处,比如某个被骂的官员的儿子现在做了部长,她就做好记录,以备技术人员评估处理。她说,1940年代战争时期的蒋日记损毁较为严重,有的甚至十几页粘在一起,要用蒸汽方式润松;有些页码的毛笔字墨汁发生渗透,字迹完全无法看清,大约占到日记数量的不到10%。
  宋子文档案保存较好,孔祥熙档案在移交时,内容已经经过初步过滤和分类,但由于长期保存于公共储藏室内,没有温度调节,再加上纽约冬天下雪,夏天湿热,约有40%发霉或粘连,技术处理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余的60%已经得到整理,很快就可以公开。
  宋曹琍璇表示,自己对档案处理缺乏经验,孔氏档案一打开,霉就呼呼地像烟一样散开来,她随便用手抖抖就开始看。“有一天胡佛档案馆的人知道了,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说你不可以在这里看,几十年的细菌在里面,如果污染了,所有的档案包括你都会被感染,可我哪里懂这个!”
  于是她被带到一个有专门抽风系统的玻璃室内,经初步除霉,再戴上塑胶手套看档案。几周后,院方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决定将所有被霉菌污染的档案处理后再交给她,这使胡佛于今年春天开放孔氏档案的计划不得不延后,但她目前看到的文件都处理得比较干净,速度因而也加快了。
  “蒋公日记中有两种内容目前无法开放,一是我代表蒋家做的保留,共有6处用黑框覆盖,然后胡佛方面盖章,说明某年某月某日何种原因保留;另一种是蒋公本人的删除,没有盖章,用毛笔涂掉;其他的基本都完全公开。”

 

 

孙中山与《红龙计划》

  国父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将军,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帮助孙训练革命军。郭岱君说,当她看到一群中国人在美国的santa barbara海滩上绑着绑腿训练的照片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蒋氏父子日记公开 四大家族尽归胡佛
“49年以来中国研究最大突破”?

  相关人士认为,档案移民意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美国。蒋家则声明,蒋氏父子日记回归祖国的前提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总统图书馆”

 

    “简直是一个奇迹。”郭岱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她极力斡旋,最终促使蒋氏父子日记远渡重洋入驻胡佛档案馆,并向公众开放。
    郭氏与两蒋日记的关系缘起于被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研究之最大突破”的胡佛研究院的国民党党史档案计划。


  国民党档案移民美国

 

  1980年代初,郭岱君在美国俄勒冈大学攻读政治学政治心理专业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极具挑战性——《政治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对其日后政治行为的影响》,研究个案为毛泽东。由于美国国内史料甚少,郭就回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查找资料。
  而时任国研中心主任的张京育(后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政大校长、“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正在为胡佛研究院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若孟(ramon h. myers)教授寻找一位合作者。郭岱君正是张京育属意的人选。
  1984年郭马二人合著的《中国问题研究方法的检讨》在美国出版,至今仍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之一,此时张京育被任命为“总统府”新闻局局长,便将郭岱君调入任机要秘书,后又派其担任新闻局美国波士顿办公室主任。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继任“总统”,郭又被调回台湾,接替马英九,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英文秘书。
  1997年,在“总统府”工作8年后郭岱君请辞,在台湾淡江大学短暂工作几年后,于2000年全家搬到美国,她本人也正式进入胡佛研究院任研究员,并于2003年受邀参与档案工作。
  胡佛档案馆不仅存有宋子文、张家璈、陈立夫、黄郛、彭述之等私人文件,还有中共早期建党的资料;1990年代初还以微缩方式保存了苏共档案资料,苏共失去政权后,胡佛成为世界上保存该档案最权威的机构之一。
  马若孟与国民党保持着长期良好关系,而中国问题研究在1980年代后成为美国研究的重心之一。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执政权之后,马若孟与另一位研究员蔡玲(其父蔡孟坚曾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向胡佛提出保存国民党党史的计划。鉴于郭岱君的学术背景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任职经历,她很快成为这一计划的工作人选。
  “真正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刻不容缓。”郭岱君说,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国民党已经有百余年历史,其档案长期在台湾潮湿环境下保存,稍有不慎就会损毁,而胡佛的档案保存技术则是世界先进的。
  2004年8月23日,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及马英九支持下,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签约达成永久保存微缩档案的协议。“我们希望每年做到25万到35万片微缩胶片,但不一定做得到。”郭岱君表示,胡佛档案馆希望用8年时间做完,她根据目前的进展情况推测可能拖到10年,而国民党整个党史资料预计达400万片之巨,而且还有一些档案(比如罗家伦的资料等)还放在仓库里未及整理和编目。
  郭岱君说,目前国民党档案已经制作到1962年,九十余万件,但已经动用了二十几位技术专家,所耗资金已超过百万美元。胡佛作为私立研究机构进行这些工作,全部需要社会捐款,自2004年以来,胡佛档案馆还专门为国民党档案做过多场募款说明会,目前仍在不断努力募款。
   国民党档案计划成功展开,胡佛方面深受鼓舞,决定将所有中国有关馆藏资料合并,推出了“近代中国档案收藏及研究计划”,囊括了清末以来所有国民党、中共、北洋、“满铁”等中国近代史料及档案。
  胡佛馆藏的20世纪中国史料非常丰富,上半叶多半为国民党资料,几乎涵盖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而美国方面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人物的档案也相当全面,比如国父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将军,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帮助孙训练革命军。郭岱君说,当她看到一群中国人在美国的santa barbara海滩上绑着绑腿训练的照片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孙中山在旧金山与李将军过从甚密,有一份资料叫作《红龙计划》,就是当年一群中美年轻人,一起商议推翻满清政府,后来变成历史事实。荷马·李是斯坦福毕业生,他过世以后,档案通过后人转交给胡佛,其中有与孙中山的很多通信。
  此外,孙中山早年的财务顾问杨格、法律顾问林百克,抗战时著名的史迪威将军、后来接替他工作的魏德迈将军、飞虎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等档案都在胡佛,有些人的档案甚至有上百箱之多。


 

胡佛是怎样拿到蒋介石日记的?

  海内外一直对宋氏家族涉嫌贪污、发战争横财存在着广泛的质疑与批评,该档案的解密则提供了当事人的自证。“宋子文是一个被极度误解的人。他才华横溢,对中国财政制度的建立及中美关系的增进有很大的贡献。学术界对宋子文的评价已经改变了。”

  蒋日记两路进胡佛

  “国民党档案计划成功后,我对保存中国史料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知道蒋介石的日记在海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的资料。”为了争取到两蒋日记,从2003年开始,郭岱君和胡佛花了18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勇敢而明智的决定。”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个过程时,郭说。
     统、副总统文物条例”规定,这些都属于政府的,不能私人保有;海内外很多重要的学术机构、图书馆等单位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国民党党史馆也希望能够保存领袖的日记。
   蒋介石去世后,日记由蒋经国保存,后来就传到蒋孝勇,孝勇临终时将两蒋日记托付给自己的妻子,即蒋方智怡。
  后来饱受压力的蒋方智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够交出去。郭岱君闻讯立即决定去拜访蒋方智怡。
   恰巧与蒋家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原台湾荣民总院院长彭芳谷先生(曾任蒋介石、蒋经国、蒋孝勇等蒋家三代的医生)与郭岱君既是京剧票友、忘年交,又有湖南同乡之谊,经其引见终于见到了蒋方智怡,第一次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门打开了,但蒋方智怡还有两个顾虑,一是觉得两蒋毕竟当过“总统”,捐给一个外国单位不很适合。其二,对胡佛在开放使用档案时可能牵涉到一些极度隐私的细节表示担心。最终,这些顾虑在双方坦诚的沟通下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2005年2月16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
  蒋介石日记起于1917年,直到1972年患病时为止,长达55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蒋经国日记起于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止于1980年,近50年,其中后期日记由于患糖尿病日益严重,视力模糊,故字体较大,但仍以毛笔写成。
  消息发布后,台湾岛内反应不一。很多台湾学者主张将蒋氏父子的日记留在岛内,“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感到“强烈失落”,他认为日记交由胡佛保存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重心已经转移。台湾媒体也对这些日记属于公有还是蒋家私产进行过讨论。
  但蒋方智怡则更希望日记存放在一个国际性及公正性强的学术机构,以便为两岸三地及海外更多的学者提供研究应用。正如马若孟所言,胡佛只负责提供档案材料供学者研究使用,至于是哪国学者,所持何种立场,则一概不会过问。
  胡佛与蒋家达成的协议还有个前言,特别声明,这批档案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如果将来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总统图书馆”,就必须交还中国。 “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很正确、很了不起、很有智慧的决定,胡佛研究院有最安全的保护,有最专业的管理,最好的修复技术,最好的学术环境,”郭岱君说,“胡佛也很了不起,它愿意投入巨额资金与人力来做整理、修复、保存和开放等工作,并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
  胡佛档案馆有两种收藏形式,一是捐献,就是文本资料永久存放在档案馆,但版权属于捐赠人及其家属。比如宋子文档案。而蒋家档案的协议是暂存50年,但家属可以在任何时间将其提走,只需提前两个月通知胡佛。
   蒋介石日记原件分为两部分,分别存放在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2005年冬季,76岁的马若孟教授等二人代表胡佛研究院亲自赴加拿大提取这些珍贵史料。首批日记从银行保险库取出后不久,在美国的郭岱君就接到了马若孟的电话,“我脚边都是日记。我一分钟都不敢离开房间,太珍贵了!”
  2004年圣诞节前两天,郭岱君突然接到允许接收第二批日记的电话,就立即赶到蒋方智怡在旧金山的家中根据目录查收,数十个装着日记的箱子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字排开,郭干脆就跪在地上每箱点收。
  “核对清单时一想到那一年的重要事件,我就会心跳加速,百感交集。我特别有兴趣的就是他到台湾以后的资料,比如国民党改造、‘二二八事件’等等。”郭岱君说,蒋介石日记已经成为胡佛研究院历史上最受关注的档案之一,从2006年3月第一次开放至今,几乎每一个看的学者都深受感动。“学者一致认为蒋日记的开放,势必带动整个近代史的修订。” 

开放宋子文加入孔祥熙

  海内外一直对宋氏家族涉嫌贪污、发战争横财存在着广泛的质疑与批评,该档案的解密则提供了当事人的自证。“宋子文是一个被极度误解的人。他才华横溢,对中国财政制度的建立及中美关系的增进有很大的贡献。学术界对宋子文的评价已经改变了。”

  开放宋子文加入孔祥熙

 

  成功地与蒋家签订协议,郭岱君“野心”倍增,下一个目标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早在1970年代,宋子文的档案就捐给了胡佛研究院,其中的19箱需宋美龄过世后才开放。2004年,宋美龄去世一年之后,胡佛准备打开这19个箱子,宋家又将最后一批档案(约6箱)捐出来,包括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抗战时与蒋介石的通信、电报,宋本人的遗书、私人财务报表等,都是第一次曝光。胡佛方面于2004年4月16日将这批档案(包括此前处于保密状态的那19箱)全部开放。
  海内外一直对宋氏家族涉嫌贪污、发战争横财存在着广泛的质疑与批评,该档案的解密则提供了当事人的自证。“宋子文是一个被极度误解的人。他才华横溢,对中国财政制度的建立及中美关系的增进有很大的贡献。学术界对宋子文的评价已经改变了。”郭岱君指出。
  接下来,民国史上另一大家族的代表孔祥熙顺理成章地成为郭岱君的下一个目标。
  胡佛研究院早在30年前就表示希望保存孔祥熙资料,但一直没有进展,另外由于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所以耶鲁甚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在努力争取孔家。郭岱君的加入,使此事终于获得突破。
  2005年秋开始,郭岱君得到宋仲虎(宋美龄幼弟宋子安之子)夫人宋曹王利璇(shirley soong)女士帮助,三次到纽约拜访孔令仪女士及其夫婿黄雄盛先生,终于获得孔家同意,把孔祥熙资料捐赠胡佛档案馆。
  “我有一点打动了他们,”郭岱君说,“国民党档案在胡佛,蒋公日记在胡佛,宋先生档案在胡佛,为什么让孔院长(孔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孤零零地躺在纽约呢?”
  胡佛档案馆于2006年8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档案资料,共133箱,本来计划于2007年春公布蒋介石第二批日记时向社会开放,不料开箱时发现孔氏档案霉变较为严重(所有档案绑在一起存放了50年),需要进行细致的修复,因此就暂停了该项工作。
  在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陈立夫、陈果夫)其实在国民党历史上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尤其抗战之后,他们影响力逐渐式微。陈果夫离世甚早,而陈立夫1953年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时已离台赴美。
  郭岱君表示,马若孟先生曾经与张绪心教授联袂,对陈果夫做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而且陈也有一部分资料留在胡佛档案馆,算是弥补了这部分资料的缺憾。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年3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资料,台湾从1949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大陆从1949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宋子文在蒋面前拍桌子

  “10月16日,委座与宋部长口角,委座愤而摔碗”,只见“宋部长夺门而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的回忆录中则描述,他下午去宋部长家探望,奇怪的是进门满地的碎玻璃,于是询问原委。宋说,今天早上,委座与他拍桌子、摔碗;而他只好回来摔玻璃杯。

从左至右:宋子文、罗斯福总统的中国事务私人代表唐纳德·尼尔森、蒋介石、赫尔利将军,1944年9月,重庆

 

 

1936年12月20日,宋子文写于西安事变时的日记

  在郭岱君看来,宋子文既是协助蒋介石成功稳定国民党政权的关键人物,又是一个深受“四大家族”惯性思维模式影响、被公众及学术界长期“误解”的悲情角色。
  现存的中外学术著作,很多把宋子文描述为国民党特权分子,亲英美派代表,腐败和贪财。宋的家庭和蒋介石的密切关系使得他在国民党大陆政权1949年垮台一事上,招来诸多责难;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jqksterling seagrave]1985年的畅销书《宋氏王朝》在引起不小轰动与争议的同时,令整个宋氏家族再次蒙羞。
  近年来,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等中国学者,利用新发现的不少史料,开始重新评价宋子文在近代中国历史中起到的作用,比如他主持建立了一个有较为完整意义的近代中国财政金融体系,以及对推动和改善中美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等等。
  而随着胡佛研究院在2004年对宋子文档案的全部开放,结合已经开放到1945年的蒋介石日记,已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宋子文,以及他与蒋之间充满着信任、猜疑、冲突等因素的复杂关系。

  “飞扬跋扈”四次辞职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南京政府权力的同时,整个国民政府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汪精卫和孙科在武汉,胡汉民在广州,北方还有冯玉祥、阎锡山,分别瓜分了部分权力。蒋的南京政府之所以在相互较量中很快取得优势,并通过北伐战争最终掌握整个政权,与宋子文、孔祥熙成功地稳定财政,并争取到商界特别是实力雄厚的江浙财团的支持有着重要关系。
  宋积极说服蒋介石承受了各个 “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发行的、事实上信用已经完全破产的债券,他曾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在工商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不断地找各种有势力的工商界谈判,称蒋的南京政府承认这些债券,而且会分期付款,部分、折价或延后偿还,本来拿不到任何回报的工商界比较了各种势力的政策,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接受这些条件,蒋政权也从而得到了支持。
  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逐渐稳固,确立了蒋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这一点宋子文功不可没。若无宋子文财政上的配合,蒋无力北伐,也很难在其后的政争中获胜。
  其中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1933年,宋出国之前与蒋约定,政府当年不再发行新的债券,并对财团做出了保证。蒋后来却直接命令中央银行再发债券,宋回国后忍无可忍,与蒋大吵一架,并于1934年辞去了大部分政府职务。
   郭岱君表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财务系统是宋子文一手建立起来的,他还是中央银行的创办人。为了发展国民党经济制度,势必与许多国民党元老有冲突,有时候是利益冲突,更多地是观念的冲突。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观念开放,务实开明,多有主见,而国民党内部很多官员对经济运作非常陌生,这种矛盾冲突因而时有发生,为此他也多次与蒋本人闹翻,而且是国民党高层中极少数敢在蒋面前拍桌子的人。
  1928年-1934年,宋子文曾经先后四次辞职,几乎都与财政有关。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1930年代初期,宋曾大力鼓吹中国应当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结盟,以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然而蒋介石同许多国民党高官,更热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对此并不赞同,这也许是他为什么在1934年选择离开政治舞台的原因之一。
  郭岱君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就主张和美国联络,引进欧美的力量。可蒋认为中国真正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苏俄。所以他当时一方面希望能够延缓中日大战,保持“和谈”的渠道;另一方面则期待日本与苏俄能够一战,以减免中国战场的压力,最终的结果是,期望落空,他不得不在1940年6月,派宋子文作为特使,寻求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再次辞职。
  宋代表蒋介石长期在美国寻求政治及军事支持,不但改善了中美关系,还成功争取到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他显示出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公关游说技巧,与罗斯福总统成为好友,经常见面(可以随时打电话聊天),并成为白宫的座上客;而且与美国政府军方、财政的高层官员关系密切,与财政部长摩根索交好(一起去打猎),以至于当时美国媒体质问摩根索到底是做美国的财政部长还是做中国的财政部长。
   即使在此期间,蒋宋之间的冲突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对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上产生的矛盾直接导致宋被软禁,蒋在日记中均有记载,还多次骂宋“飞扬跋扈”。

  宋氏文档中的西安事变

  1990年4月15日西方复活节当天,89岁的张学良应史学家郭冠英及唐德刚之邀,生平首次追述了西安事变的缘由及心境,张在受访中称“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他对当时蒋介石下令用机关枪打游行的学生而不是日本侵略者感到愤怒,并决心发动兵变,西安事变后,蒋被迫应允与中共合作抗日。张于2001年辞世后唐德刚先生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披露,1936年张与蒋“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已经发生严重冲突,这也是酿成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相继离世,有关的档案及史料纷纷得以公开,胡佛研究院档案馆除了宋子文西安事变的日记外,甚至得到了1936年时任宋子文秘书陈康齐当年的日志,其中相当多的细节可以与宋子文日记相互印证,对还原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提供了一个真实而特殊的视角。
  宋子文自从1934年与蒋介石大吵一架,辞掉财政部部长职务以后,除了担任国民党评议会委员之外,几乎没有在国民政府内担任任何公职,后来他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吸收西方资金到中国进行投资。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形势不明,南京方面只知道蒋介石被挟持,生死安危不明,对张学良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身在香港的宋子文闻讯立即赶到南京,与焦急万分的宋美龄商量对策并决定赶赴西安。
  南京政府当时有两种意见,何应钦等主战派主张轰炸西安,认为国民党不应与“叛徒”谈判,因此反对宋子文前往。宋子文非常坚定地反驳说,“我不是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前往,而是以家属的身份去。”终得成行。据其日记记载,蒋介石一看到宋就痛哭,因为事变多天来他不但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还受伤绝食,命运未卜,而宋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亲人。
  宋之所以飞赴西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张学良私交甚笃,可以为沟通创造良好的条件。与张见面后,他得知对方本意并不是要杀蒋,而是逼蒋停止剿共,一致抗战。蒋介石则觉得自己被挟持,宁死不受辱,主张军事解决。宋子文竭力劝解,称如军事解决,国家不免陷入内战,而日本侵华野心已经昭然,国家一旦内斗,百姓不仅遭殃,蒋本人也有可能陷入绝境,政治谈判才是出路,终于说服蒋。
  同时,宋子文向张学良提出谈判的条件,首先同意他回南京汇报情况,另一方面要求接纳宋美龄赴西安照顾蒋,还要允许黄埔系的代表(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派系)前来参加谈判。在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行程,20日到西安,21日回南京,22日再飞回西安,所以后来宋美龄、蒋百里等人能够成行。宋子文马不停蹄,几乎没有休息,哪些人到西安,如何谈判,和哪些人谈,包括后来加入的周恩来等,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而宋子文秘书陈康齐的日记则记载,张学良决定亲送蒋介石坐飞机到南京的当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要他立即赶赴机场,而且不能带大衣和行李,当时正值严冬,天气寒冷,这个明显反常的来电的目的是造成蒋方成员还在现场活动的假象。因为要不要送蒋回南京,杨虎城的西北军甚至东北军内部都有很多将领表示反对,而12月25日下午放蒋也是张学良临时的决定,行动过程非常仓促,以至宋的秘书在日记中还对自己失去新买的大衣而惋惜不已。
  宋子文日记还记载,由于放蒋的决定遭到东北军将领的反对,张学良曾经将东北军将领集合在一起发表讲话,他声泪俱下地说一定要确保委员长安全,因为兵变的目的是抗日,如果委员长不在,没有人能领导全中国抗日。当时有些将领指出,没有得到蒋的亲笔签名保证,因而不信任他;但蒋认为自己是领袖,说话算话,否则宁死不屈。张学良发表讲话说,我信任他,你们也要信任他。郭岱君认为,宋子文日记对很多当时不能合理解释的地方,提供了答案。
  后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解释有多种版本,国民党方面曾经称张学良看到蒋日记“幡然悔悟”,但此次公布的蒋介石写于1936年12月27日的日记记载如下:“晓见汉卿,彼欲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可谓一目了然。
  张学良奋不顾身,执意护送蒋介石并赴南京请罪,此举正如张在接受唐德刚等人采访时所言,“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但蒋为什么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并幽禁张长达大半生呢?这个问题郭岱君曾经与杨天石等历史学家讨论多次,大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张作霖是与蒋同辈之人,张学良则为晚辈,蒋对他颇为器重,他却以兵变的形式挟持蒋,并将其侍卫全部杀死,导致蒋穿着睡衣拖鞋爬山受伤被俘,除了1949年失去大陆,蒋一生还没有受过比这更大的耻辱,因此很难原谅张。另外,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共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并最终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这也是蒋一生不能原谅张学良的隐含背景。

  蒋摔碗,宋摔杯子

  1943年蒋介石侍从唐纵的日记记载:“10月16日,委座与宋部长口角,委座愤而摔碗”,可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只见“宋部长夺门而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的回忆录中则描述,10月16日,他下午去宋部长家探望,奇怪的是进门满地的碎玻璃,于是询问原委。宋说,今天早上,委座与他拍桌子、摔碗;而他只好回来摔玻璃杯。
  在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当年的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曾为国民党上海市长)说,1943年10月中旬,宋部长和委座两为史迪威之事发生口角,后被勒令每天在家中闭门思过,官员中没有人敢去拜访宋子文。而吴需要向宋汇报外交部的业务,于是前往宋家,宋就如何收场征求他的意见。
  吴国桢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跟委座是亲戚嘛!你跟他写个悔过书就好了。可宋表示为难,吴国桢说:这个没有关系,我帮你找个人代笔。他于是找了委员长侍从室的一个陈姓秘书完成了这封书信。
  有一天,这个姓陈的就跑来找吴国桢,说我帮宋部长作了一件事,帮宋部长代笔一封信,中间有两句是我生平得意之句,相信一定会打动委座的心。这两句话在吴的回忆录中有记载,即:“(窃文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
  “我是在1990年代初看的吴氏回忆录,印象十分深刻,所以2004年宋子文档案一开,就去找这段故事”,郭岱君说,“不料这个草稿真的就在里面,而且是一字不改。”
  郭岱君表示,宋子文后来没有去台湾,晚年也终老美国,多少是因为蒋介石从来就不喜欢他,宋才华横溢,但个性强,虽然宋曾经为蒋做了很多别人无法替代的事情,但蒋总是觉得他“飞扬跋扈”。
   蒋退守台湾后,美国国内出现了重新评价与检讨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声音,四大家族的腐败问题也被扯出来。
  1951年,美国国会就“美国对华援助是否存在滥用”议题召开了一个特别听证会。国会调查小组写信给宋子文与孔祥熙,要求他们公布个人资产。孔宋都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宋更是称自己已经隐忍多年,希望趁此机会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可是因为当时韩战刚开始,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刚刚好转,多位政界人士包括后来出任国务聊的杜勒斯写信给宋子文,说美国目前专注于韩战,而且刚刚恢复对国民党的支持,希望宋还要为“大局”隐忍,牺牲个人荣辱,宋接纳了这个建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52年,国民党曾经开会决定将1949年没有回到台湾的党员开除党籍。在会上有人批评孔宋,蒋介石虽然知道宋子文尤其冤枉,可在当时形势下没有为宋开脱,最终他们都被开除党籍了。此后,宋子文就更不愿意去台湾了。
  宋子文回过台湾一次,但是只呆了10天就走了。郭岱君说,他一到台湾后,立刻发电报给太太,说明已经抵达,而且会在10天之内离开。
   他为什么这样写?
  “他就是给蒋介石看呢,我不会呆久,你放心好了,我10天之后就走了,他就是这样极有个性的人。”
   不过,郭岱君指出,宋子文虽然住在纽约,但对国民党的事务仍然关心,他的档案中有许多分析台湾情势的文字。蒋介石晚年生病,宋也颇为挂念,曾积极为他在美国找医生。


■相关链接

  近代中国档案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馆存中国方面的史料,共有500多种,其中民国史及蒋宋孔三个中国现代史上显赫家族的资料,更是“独一无二”。
    杨天石教授曾经将上述史料划分为三类:即中国名人档案、美国来华者档案及国民党史料。胡佛方面的分类则略有区别:一、中国的领袖档案,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领袖档案;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美国知名人士档案,比如史迪威将军等;三、美国到华人士,其中包括传教士、医生、商人等等;四、政党档案,比如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相关的档案,胡佛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中共早期党史的资料,其他还包括不断增加的中国“文革”档案等。
    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的民国史料搜集取得重大收获,该院与国民党达成协议,通过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并永久保存国民党自 1894年兴中会创立以来到2000年的全部党史资料。这一协议产生的马太效应,致使很多民国知名人物的家属主动与胡佛联系,表示捐赠或希望胡佛收藏他们的档案。像阮义成、陈天放等等。
    2005年2月16日,胡佛研究院宣布: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日记,已经由蒋家的后人同意存放于该研究院,但不拥有“所有权”。

  胡佛研究院

  胡佛研究院是美国最顶尖的智库之一,共有100多位研究员,其中约1/3为斯坦福大学教授,还有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且政府人脉关系极深,担任过国务聊职务的就有三四位。所提出的金融、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建议,往往成为政府的决策,影响力极大。这在客观上为其网罗各类知名人物的史料及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据郭岱君介绍,胡佛研究院的高层认为,在今后20年,该院会有相当大的资源投入中国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档案的部分和图书。这种预算因历史阶段的不同分别有所侧重,冷战时期的苏联及东欧研究也曾经成为重点。


史迪威“傲慢” 蒋介石“翻脸”

   蒋当时把他手中最精锐的两个师拨给史迪威用来保卫缅甸,结果却是一场灾难。1942年5月缅甸的陷落,意味着中国成了孤岛,与外界阻绝。蒋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认定缅甸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太傲慢,无视蒋的建议,从而白白牺牲了蒋的两个师。

宋的私档处处可见蒋和宋是如何忍受史迪威喋喋不休的抱怨

 

  史迪威葬送了蒋最好的两个师

 

  尽管宋子文在华盛顿努力积极游说,然而史迪威事件却对中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许多著作将此说成蒋史之争。最近解密的宋子文档案不仅记载了许多这一事件的细节,而且揭露出一个过去其他人都未曾提及的历史景观。

  1942年初,为了能有效地协调作战力量,盟军最高领袖们达成了一个联合指挥的方案,其中英国将军威斐尔jqkarchibald wavell]将成为远东的“美英荷澳联合海上力量”(简称abda)成员国在远东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将是盟军在独立的中国战区里的最高指挥官,以对盟军“目前和将来有可能在中国战场运作”的陆、空军力量,行使最高指挥权。

  宋子文当时已看到了这个新的指挥系统将是如何演变的。美国当时的决定,是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场上蒋的新伙伴。根据宋所取得的讯息,史迪威将监督并控制所有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成为蒋的参谋长。此外,史迪威还将在中国境内任何军事会议上代表美国发言,并且控制和主持滇缅公路的物资运送。

  史迪威在1942年3月首次抵达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欢迎。宋的档案显示,就在1942年6月,也就是在缅甸战败的一个月后,蒋宋两人即已开始讨论是否要以一位更乐意支持国民政府战略、更积极领导盟军在东南亚和中国战场抵抗日军的美方人士,来取代史迪威。

  蒋当时把他手中最精锐的两个师拨给史迪威用来保卫缅甸,结果却是一场灾难。1942年5月缅甸的陷落,意味着中国成了孤岛,与外界阻绝。蒋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认定缅甸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太傲慢,无视蒋的建议,从而白白牺牲了蒋的两个师。

  1942年6月和1943年10月之间,蒋和宋数次考虑撤换史迪威。起初,宋敦促蒋表现出他不喜欢史迪威但仍然试图同他合作的态度,但是当宋后来坚持撤换史迪威的时候,蒋却拒绝了。为什么即使极度不喜欢他,蒋和宋对于撤换史迪威仍感到如此犹豫?


  史抱怨中国将领“二流”

 

   刚开始之际,当蒋觉得很难同这个傲慢的美国将军合作的时候,他曾向宋抱怨,宋因而提议对白宫做工作,以便撤换史迪威,蒋却犹豫了。在一份1942年6月12日的电报中,宋对蒋的优柔寡断感到疑惑,他催促蒋说出对史迪威的真实感受,否则,宋在华府的处境将极为艰难。

  宋是这样说的:“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晓渎,即请钧座明白示之。钧座对史迪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迪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

  四天后,在另一封发给蒋的电报中,宋报告说他已经从美国高层得到保证,要蒋提出要求,他们会召回史迪威。但是宋同时提醒蒋,他确认史迪威在帮助中国取得美方军事援助时仍将产生作用。宋因而建议蒋对史迪威施加压力:“美陆军部长史汀生jqkhenry stimson]已表示他愿意召回史迪威,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官员亦同意史迪威应该服从于你,你尽可以把他当成你的部属,而不必把他奉为贵客。但是你应该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国军方的人脉关系,促使美方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蒋同意把撤换史迪威的想法暂时搁在一旁,然而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将军和中国领袖对于处理问题的不同看法,仍然继续存在,两者关系越来越紧张,导致1944年两人彻底翻脸。他们之间的不同理念,主要归咎于四个因素:

  首先,近代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欢迎像美国这样的盟军来对抗日本,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并且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交往。史迪威对于中国现状与对日抗战却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他看到中国内部持续战乱,他熟知软弱、腐败的国民政府,他先前在中国担任驻华武官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民主化和改革几乎不抱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欣赏中国老百姓的才能和创造力,他认定这些良好的特质被旧传统保守的国民政府所制约,难以被中国的领导人所采纳并加以利用。

  第二,史迪威的首要任务在于阻挡日军进入缅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缅甸,催促蒋提供更多的军事与人力资源。然而蒋身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需要保卫整个中国,而不能只单独考虑缅甸。

  第三,两人对于对抗日军的战略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却是支持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挺住,以牵制日本大军。盟军仅体认到,一旦中国对日本投降,那么日军将会把其兵力从中国战场转移到其他地方,威胁盟军。

  第四,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应付史迪威的过程中深感挫折。史迪威多次催促宋子文要求蒋介石“任命一真正有能力的指挥官,给予他真正的威信,并对战果负责”。史迪威看不起蒋手下的众多将军。他向蒋抱怨中国军官的素质太差,认为中国将领能力乃“二流”,并告诫蒋如果他依然把大量军务交给这样的将军,“那将是白费力气”,且将会“在美英诸盟国之间,产生极为不良的印象”。

  有如上因素,吾人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史迪威和国民政府领导层的关系是如此恶劣,而且越来越糟糕。在史迪威和蒋、宋的多次交手中,史迪威反复表示他对国民党将军的强烈不满,以及和他们之间的恶劣相处关系。宋的私档中处处可显示蒋和宋是如何忍受史迪威喋喋不休的抱怨的。

  早在1943年之前,蒋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加剧了,同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加剧。当蒋得知史迪威设法联系延安的共产党,并想邀请他们加入国军以对抗日军,蒋尤为恼火。蒋认为这个建议“太过分”,触碰到了他与国民党官员的禁忌,也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加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1943年,在讨论到使用美国空军于中国战区和利用更多军力为盟军收复缅甸这两个议题时,双方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蒋极力争辩空军用于缅甸也用于中国,而史迪威在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jqkgeorge marshall]将军的大力支持下,强烈反对蒋的看法。

 

  愤怒的宋子文被软禁

 

  新近公开的宋档显示,随着蒋对史迪威傲慢和无知愈加恼怒,宋再一次游说华盛顿,试图撤换史迪威。在1943年9月29日宋对蒋密电中,宋报告说他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几份重要的协议,包括“不惜以一切代价”来撤换史迪威。当宋陪同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将军于1943年10月来到重庆时,他向蒋确认了这个“好消息”,并催促他立刻发电报给罗斯福。

  但是蒋此刻再次改变了心意。考虑到史迪威和美国防部的深厚关系、他刚刚成为蒙巴顿将军的副手,以及中缅印度的战局,蒋仍决定留下史迪威。此时,宋感到莫大的羞辱和背叛。在10月中旬,蒋和宋两人大吵了一架。愤怒的蒋,据说把一只碗摔在地上,同样愤怒的宋,则重重地摔上门,离开了蒋的住所。

  在后来的三个月内,宋形同被软禁在其重庆的住所里,不被允许参加官方活动,也不被允许回到华府,而且没有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尽管正是因为他在华府的努力,才使蒋得以参加此一峰会。1943年12月23 日,宋以一种谦逊、克制和巧妙的方式写信给蒋:“两月以来,(文)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窃文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竞竞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而抗战以后,内心更加兴奋,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无奈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之配合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也。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情,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扰,则文此身,虽蒙严谴,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惶悚上陈,伏祈垂察,敬叩钧安。”

  这封信目前保留在宋的档案,见证了宋试图安抚蒋的努力。这封信有没有寄给蒋,吾人不得而知,但是宋于1944年春天起,恢复出席官方的活动。

  蒋拒绝撤换史迪威并没有改善中美关系,他的犹豫极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了。1944年9月,蒋最后一次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许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蒋史之间的交恶,在1943年以后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对蒋的恶感,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恢复。
   

 

蒋介石如何指导蒋经国读书学习

  在蒋经国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父子二人经常不在一起,但蒋介石对儿子的读书学习始终关心,坚持写信对蒋经国进行指导教育。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更指导他系统读书,着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直到晚年,蒋介石仍不忘对其子学习修养的指导。 

蒋介石指导蒋经国读书学习的重点偏重于国学,要他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文化

 

   蒋经国在回忆他的成长时,谈到不少蒋介石如何教导他读书学习修养的情况。虽然在蒋经国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父子二人经常不在一起,但蒋介石对儿子的读书学习始终关心,坚持写信对蒋经国进行指导教育。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更指导他系统读书,着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直到晚年,蒋介石仍不忘对其子学习修养的指导。

 

  认字解词,读《说文》《尔雅》

 

  蒋经国6岁时(1916年)入奉化溪口武岭学校,从业师周东(星垣)学习。1917年12月,蒋介石托请顾清廉(葆慎)对其教授。10岁时,蒋介石为让他系统掌握汉字,寄给他一册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并写信给蒋经国说:“此书每日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是年,蒋介石还延请王欧声为蒋经国在家讲解。

  1921年,蒋经国进奉化龙津学校读书,课余仍由王欧声为他讲解经学,蒋介石亲自为其确定课程。5月23日,蒋介石写信,教他读《尔雅》。信中说:“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目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尔雅》读完时,小学书,可认许氏《说文》,或后读《尔雅》亦可。随尔先生定夺,余不遥制也。”

  《尔雅》、《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兼有词典字典的功能,历来为幼童系统读书入门的教材。读这些书,不仅能识字,而且能了解字的读音、字的结构和字词涵义,可为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和研究学问打下基础。

 

  临谭字和苏、赵帖

 

  1922年,蒋经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插班四年级,至1924年毕业。
  蒋经国从小就给他父亲写信,但字迹有时潦草,蒋介石对他练习写字屡屡提出要求。1922年8月4日,他写信:“来信已经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10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嘱咐:“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须要练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
  1923年5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说:你的信比从前写得好,但写错了字,不要乱抹。写字落笔后,如发现写错,要将字写完后再抹去。意在启示蒋经国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要半途随意变更。

  1924年5月1日,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仍抽暇写信,教其子练习写字的方法:“写字笔划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得一样大,不可太小。”26日,蒋介石又写信训示:“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就写字而言,直到蒋经国长大,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仍很关心。不过,此时蒋介石指导他写字已进了一步,是教他学习书法了。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初学字体,应学习谭字为宜。最好学帖,苏字或赵字均可,以其易学也。”“谭”指谭延闿,他的书法,以颜体为基础,其楷体端庄雄健,行体则颇得米芾和苏轼之神韵,刚健潇洒。 “苏”为苏轼。苏氏长行书楷书,书法崇尚写意自然,笔力遒劲,妙在藏锋。“赵”则指赵孟頫。赵氏书法精正,其楷体行体圆转遒丽,史称“赵体”。

   可能是因为长期在苏联不写汉字的缘故,蒋经国此时写汉字生疏而随便。虽然蒋经国早已长大成人,但蒋介石仍指示他写字要认真,要精神贯注,有始有终。1938年5月15日信中训示:“十二日来禀,反不如八日之禀为佳也。无论写字、作文与做事,皆要有始有终,不可先勤后怠,亦不可先正后草。尔所来各禀,皆前正后草,即是有始无终之象。以后更要当心。精神始终贯注,不分先后,写字尤要平匀。凡同行与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左右歪斜,此乃学字初步之基本也。”1941年8月24日的信中又说:“儿文句用字颇有进步。惟字体仍须抽暇熟习,最好习写行书为宜。”

  书法往往能反映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作风。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何以对蒋经国的写字书法如此始终关注,并反复进行指导;

 

  读好“四书”,熟读《孟子》

 

  蒋介石对蒋经国读书的内容和方法最为关切,特别重视国学教育。蒋介石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

  1922年10月13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欧声)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传)孟(子)庄(子)骚(楚辞)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蒋介石又写信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他提示,熟读《孟子》,不但要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而且要注重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诸如使人民免于饥寒而致于安乐的“王政”思想,立身修行必以礼义仁义的思想等等。

  当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并不限于传统文化,有时也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蒋介石曾教蒋经国读伊索寓言,还讲其中一些有趣亦富有意义的故事。如讲“龟兔赛跑”,教育经国做事要有恒心;讲“衔肉的狗”的故事,寓意做人不要贪得无厌。

   蒋经国返国后,蒋介石仍坚持教蒋经国多读国学古籍。 1937年5月22日,蒋介石写信对他说:“近阅你的文字甚生硬,应速练习行书与楷字。大凡中国之经、史、子、集各种书籍,武岭学校图书馆皆备有也。”6 月6日,蒋介石又训示:“现在要文章进步,第一,还是要多读古文,并须读得烂熟,背之再背。大约每篇古文至少要读一百遍以上,到月底并须将从前所读者全部理习一遍,如尚生疏,则再诵读,须再能背诵,毫无阻格,然后方休。如此,则三个月之后,约可有三十篇长文可以背诵,则文笔必畅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烂熟于胸中,则能成文豪矣。习字尤为要紧!”

  蒋介石重视教育其子学习国学典籍,既为让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亦为培养他增强思维能力和锻炼文笔打下基础。

 

  中文、英文、算学,最为重要

 

   除语文外,蒋介石特别重视英文、算学。

  蒋介石在1922年8月4日的信中说:“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他还教蒋经国:“你每星期日有功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1922年10月13日,蒋介石训示:“须知,目今的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够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算学亦要留心,切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

  对于中文学习,特别是如何作文,蒋介石也给蒋经国作指导:“要文章做得好,总须名词记得多,尤其双个字(双音节词)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记着,做文章的时候就可以随笔写出来。无论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时名词记得不多,临时作起文来,就觉得无从下笔。这是读书、为文最要紧的秘诀。你试学之,自有领悟。”

  蒋介石还指点蒋经国学习英文的方法,要重视口语的练习。 1923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信中指示蒋经国:“你英文不知有进步否?英文不但是讲究文法,而且要多说话。譬如同学会面的时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说英国语,你就常常同其说说英国话,那就容易长进了。”“凡百学问,总要熟练了以后才可应付[用]。学英文能常讲话,那就是熟练,后来就可对人家对谈,那就是应用了。”

  蒋介石曾想让经国进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24年5月1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说:“你今年功课须注意英语。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圣约翰学校二年级,否则亦要考入一年级也。”不过后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要求每周写一封信

 

  蒋介石时时关心蒋经国在学校中学习的情况。1923年5月1日,蒋氏写信要求经国:“你每星期日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了出来告诉我,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切记切记!我写把(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存储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挪(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的。”

  1923年8月7日,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此次校中功课的成绩比去年不好,但并不是退步。因我是插班上去的,当中少了半年,所以与他们原来的(同学)差了许多。”其实,蒋经国学习还是很用心、很努力的。他在信中还提到,他做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说我自己读书的志愿”。他自己很满意,他将这篇作文附在信中请他父亲看,想听取其父的意见。

  1923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还关心儿子的学习读书情况。9月4日,他在信中说:“你近来读书自己觉得有无进步,须常常禀我知道。”14日,他又写一信说:“你现在的学业,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么进步。我很系念。”

  1924年暑假时,与蒋经国在一起读书的陈果夫写信告诉蒋介石,说蒋经国英文和习字两门不及格。大概蒋介石写信向他询问,蒋经国于7月间写信说明情况:“果夫兄说我英文及习字二课均不及格。但我(英文)并没有不及格,不过英文的习字不及格罢了。我的英文分数平均共有七十七八分,几及甲等,并没有不及格。至于习字,虽无甲乙等,但也不至于不及格。”“我的暑假成绩报告单,甘铣夫二弟、果夫兄及几位先生都看过的。当中,除英文习字不及格外,其余都及格的。”为了说明英文一课并未不及格,蒋经国还写道:“英文是学校中的主要科目,假使主要科目不及格,还会有升班吗?我下学期是升班的。所以,我的英文与(中文)习字两课均及格的。一定是果夫兄写错,或是大人看错的。”

   因为插班,过去未学过英文,所以蒋经国英文习字开头比同班同学差一些。但总体成绩并不坏。1924年暑假前一学期的学业总评中,他的操行是甲等,体格是甲等,学科是乙等。作文居全年级之冠,得到老师的称赞。

 

  指导品德修养和体育健康

 

  蒋介石对其子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也很重视。1923年春天,蒋经国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得了名次,蒋介石5月13日写信对他勉励:“此次运动会,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欢。体育是最要紧的,以后还要常常练习才好。”

  大概因为学习过于用功的缘故,1923年年9月24日,蒋经国向他父亲写信,说到自己身体较上年差,常头晕出鼻血,心情很烦闷。10月15日,蒋介石复信训示:“我前次写信给你,要你身体自己当心,并且要勤习体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自习柔软体操,或哑铃体操,亦可叫铣夫同练,必于身体有很大的益处。你出鼻血同头晕,是十五六岁的人身体发育必有的象征。但是你要时常自己当心。看书到一个钟头的时候,必定要休息游戏十分钟。因为用功读书,总是低下头来的,低下头来的时候太久了,自然就要头晕的。就是出鼻血,也是这个缘故。你以后可以买一个看书的架子,就是像从前你祖母看经的经架一样的东西,所看的书或学字的帖,摆在那架子的上面,那么头脑不用低垂,头晕、鼻血这类的病,都不会发生了。如上海买不到这种书架,托守梅伯伯向奉化习艺所去做一个来,也是很(方)便的。”

   半个月后,蒋介石又来信:“近来两个星期,没有接着你的回信,心里非常记挂。不晓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么?你要知道,我费了许多功夫及许多心思,写信给你的意思,就是要(你)听这信里的话,可以增进你的学问及智识,亦可使你照信里的话,学些写信的文字及格式。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要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拘谨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着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忙的时候,自然要尽力去帮,这就叫做互助,亦叫做公德。除了依循道德以外,总要时时活动,使得心里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觉得苦了,就放下书本去游玩一刻,再来求学,那脑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来看看。但是小说不能作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罢咧。”

 

  成年学习,重在领悟应用

 

  蒋经国自苏联返国后,蒋介石专门让他集中精力自学修养。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初始,蒋介石还不想让蒋经国中断正在进行的学习和写作。7月24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与习字著书,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

  后蒋经国到江西参加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还不断认真读书学习。抗日战争中,他在赣南当专员,繁忙中坚持每天自习算学和英文。蒋介石指导他,作为成年人如何学习算学和英文的方法和步骤。

  1941年蒋经国每天安排学习算学和英文的时间,约6个小时。8月7日,蒋介石写信给蒋经国,指导他说:

  每日学习英文与算学约占六小时之时间,此欲速助长之弊,为学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则必不达;助长,无异揠苗;不仅无益,而反有害也。

  你学数学,只要知其基点,例如,代数之方程式、几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种学问时与应用数学时,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求其精进,亦不必牢记熟习。故每星期有六小时学数学为最多,如事务太忙,则减至三小时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时至六小时之学习,每星期继续不断,则两年之内,凡普通之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皆可毕业,故不必过急求速也。
  至学英文,则每星期亦以六小时为限,先注重文法与生字,然后再进一步,注重会话。总以先能看其文字为主,再进一步则习会话。你俄文已有基础,则学习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国语文之进步,只要有恒无间,而不在贪多务得耳。

  总之,你年过三十,记忆已退,而悟力增强,若持之以恒,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脑太过,致蹈揠苗助长之害。故各种学问,不必强求不忘,但求其领悟学理与了解其应用方法可也。

  蒋介石针对蒋经国已经成年的特点,指导他学习不必速快求急,不必强求不忘,只要领悟学理,掌握应用。蒋氏是非常熟谙学习规律的。

 

  学习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哲学

 

  蒋经国15岁即出国留学,而且羁留苏联12年。蒋介石担心他对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缺乏深切的了解,故在他回国后,蒋介石一直指导他要补习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和历史哲学,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蒋介石邀请江苏省教育厅长徐道邻指导蒋经国读书。他指定蒋经国读书的主要书目是:《论语》、《王文成公全书》(即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近思录》和《孙文学说》。

   1937年5月12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蒋经国说:“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的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以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斯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三民)主义之后,再看军人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除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外,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广泛阅读经、史、子、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精髓。5月22日,蒋介石写信指导他:“此时你应在家安心练习汉文,研究历史与哲学,使他日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不愧为蒋氏之子,为最要。你的学问、经历,以及到俄后至今回国之间,十余年来,每年每月个人生活之经过,可先作一具体有系统之报告,再述你以后个人所抱负之志愿,以及能力所及与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备考验。总之,中国人必须先知中国历史哲学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之实情,方得为中国良善之国民。此乃你应彻底觉悟者。”

  蒋经国较长时间在苏联接受的是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教育。他回国后,蒋介石要他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影响作彻底清算。后来,蒋经国撰成《冰天雪地》、《去国十二年》二书。

 

  认真研读曾国藩和王阳明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中,蒋介石最敬佩王守仁(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要他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蒋介石说,曾国藩对子女的训诫可作模范,要认真体会,并且依照曾氏家训去践行。蒋经国常写信向父亲请安,蒋介石有时无空作复,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他细细参阅。蒋经国偶尔身体有病,蒋介石回信就说是他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蒋介石还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他读,书中有蒋介石的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1941年8月24日,蒋介石又指示蒋经国研读易经和明儒学案,鼓励他看曾国藩和胡林翼的书牍。信中说:“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非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有时能选《古文观止》中二三十篇,使之熟读成诵,能随时默识背诵,则提笔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

   蒋介石尊崇王阳明的哲学“立诚”和“知行合一”的观点,教育蒋经国将学习的心得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求得潜移默化,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能力。在蒋介石的训导下,蒋经国对王阳明也非常崇敬。他将王阳明的思想精神归结为两点:一是“诚”,所谓诚,就是“要有纯洁的清白和恳切的念头”;一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

   在蒋介石的训导和影响下,蒋经国学习王阳明治理贵州的方略,力图仿行运用于赣南。王阳明曾在贵州和赣南当过官,他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写过一些总结治理地方经验的文章。后来蒋经国到贵州,曾亲至阳明洞游览,倍觉亲切。

  蒋经国也要求其部下以王阳明与蒋介石并列为最值得尊崇的导师。1945年时他说:“我们要做总裁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

  蒋介石到晚年还教导蒋经国,要重视陆(九渊)王(阳明)心学,重视王阳明的学说。蒋经国59岁时,蒋介石专门给他写了一文,其中阐释王氏心学说:“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蒋介石对陆王心学之重视如此。

  此外,蒋介石还教育蒋经国:“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记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所以读书求学,总要使得心里明白,拿一句话(说),实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他反对“越读越呆”,培养“书呆子”的方法。作为政治家,蒋介石更看重学以致用的原则。

  因为蒋介石本人具有相当的国学修养和现代知识视野,他对蒋经国读书学习的指导,是颇有见地的。他指出以中文、算学和英文为学科中的三个重点,完全是现代眼光。他指出的一些研读书籍的方法,亦多为经验之谈。



宋子文批评胡适太书生气

  蒋介石其实早已经对胡适产生不满,包括胡适多次接受美国各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蒋认为作为驻美大使,不应该过多地在这些方面耗费精力。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5月,罗斯福﹙坐者﹚与宋子文在白宫

  吴景平教授是宋子文研究权威,民国史专家,所著《宋子文评传》,广受好评。2005年以来,吴教授三赴胡佛研究院,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些新公布的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过去是负面人物,近年渐有客观的评价

  南方周末: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海内外史学界对他有何基本评价?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景平:宋子文过去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内战罪犯”,国民党的亲英美派等。近年渐渐有了客观的评价。“治史如断狱”,我认为对宋子文的历史功过不应简单化处理,应当在根据基本历史事实、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判。比如,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执政台湾时期,宋子文作为党内代表人物,官方禁止对其公开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则出现另一种倾向,不顾史实,只从意识形态出发,一概否定,比如说你是外来政权、贪污腐败等等。目前的台湾,对民国史及其代表人物,缺乏进行客观研究的环境,而且已经很难获得官方资助。

  宋子文批评胡适对美外交太书生气

  南方周末: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史料的陆续公开,对推动两岸民国史的研究有何意义?对宋子文的历史评价是否可以改观或提供新的解释?

  吴景平:这些史料对民国史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开放至今的时间比较短。假以时日,如果能将其中若干有代表性的资料进行选编、校注,公开出版,对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这些人物及民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复旦大学正与胡佛研究院合作进行相关的工作。

  此前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即使属于非政治话语范畴的成果,也不够具体深入。另外在观点及方法上,要真正尊重历史。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是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不会因我们的爱憎而改变其性质。不应满足于只给出一些共性的、抽象的结论。

  比如研究蒋宋关系,就要关注抗战时期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和外交部长长驻美国期间所发挥的作用,而宋与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胡、宋二人不和已成定论,在胡适的日记中多有涉及。研究这段历史,如果仅看到胡适日记中称某公没有度量等等一些评语,就会留下宋欺胡、耽误国家外交等印象。我去胡佛后,把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中所有有关的部分进行了摘录与研究,现在基本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

  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是老资格的外交家王正廷,当时美国对华援助非常保守,王几次在报告中称,在争取美援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事后却证明上了美国掮客的当,不但白白浪费了许多钱,更贻误了对美外交的开展。蒋介石决定换人,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经常利用其个人声望在美发表演讲,对美国朝野了解与支持中国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蒋介石政府最迫切需要的是直接的军事、财政援助,于是孔祥熙比较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又被派过去,以加强与美国工商、金融界的联系,在美国注册成立了世界贸易公司,并先后达成两次借款,但是与蒋的要求和战时中国的需要依然相差较远。

  据日记所载,蒋介石其实早已经对胡适产生不满,包括胡适多次接受美国各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蒋认为作为驻美大使,不应该过多地在这些方面耗费精力。蒋的这种不满情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他多次准备把胡调回国内,并考虑过顾维钧、施肇基等多位继任人选,又担心胡因此滞留美国,在外交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一时难以决断,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 8月才免去胡的驻美大使职务。宋子文作为特使于1940年6月赴美时,蒋不仅授权他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从事外交交涉,还特别说明在美国办理“借款事不必与胡使相商,请兄迳自进行为便”,而且接洽美国军援的具体情况也要对世界贸易公司保密。

  宋子文对胡适在美的外交也不满意,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多次提到胡适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有些说法不妥;在向美方介绍中国的情况时不准确、不全面,甚至有错误,会造成误解。宋还向蒋报告,蒋的一些重要文电指定要送达给胡适时,却找不到胡,因为他又离开华盛顿外出演讲去了。宋赴美时曾向蒋要求安排一个政府实职,因为作为蒋的代表其实是“妾身不明”,对在美从事外交工作不利,蒋没有应允,在这种情况下,宋认为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大使与他共事,像胡适这样的人,书生气太浓,长于坐而论道,与军火商、财经要人及政客等打交道缺乏经验。

  通过这些档案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胡适抱怨宋的真实原因及背景,还有蒋、宋、胡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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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绝不是亿万富翁”

  宋子文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

  南方周末:《宋家王朝》披露,宋子文的资产多达数亿美元,他的档案中对此有没有记录或特别说明?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我印象中,他去世时档案中的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宋子文档案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另外,他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实际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国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要租房,雇佣不少外国员工,政府提供的经费远远不够日常开支。怎么办?档案显示,宋要求中国银行在他的个人账户内拨出这笔款,以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另外,他的档案中保留着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说你现在的级别是外交部长(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给你的工资及驻外津贴都要补差,数额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的记录,比如他的秘书。
  总之,宋的档案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与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文件都有原件或复件保留,价值比较高。
  南方周末:对宋子文恶评最多的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四大家族贪污腐败,间接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
  吴景平: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很复杂,腐败只是其中之一,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方面的。孔祥熙的档案尚未公开,暂且不说。宋在抗战时期并不主持财政,他在1933年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职务,这两个职位至1944年年底一直是孔祥熙担任的。孔把财权紧紧抓在手中,后来连蒋介石都对此不满。蒋的日记记载,孔连政府到底有多少外汇储备都不告诉他,导致蒋对美国依赖度的政策上发生误判,蒋在日记中说,如果早点知道实情,就不会过分依赖美国。
  孔祥熙连国库的家底都不告诉蒋,更不要说宋了。抗战时期,宋、孔其实是非常对立的。孔是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凡达成的美国对华借款和财政援助都是他在把持。据宋子文档案中记载,宋对孔的作风深表不满,包括他在美国促成一项借款协议,孔立即回复说,接下来你不要管了,这是我财政部的事。1942年,中美达成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动用2亿美元,用于发行美金债券。美国方面大吃一惊,质问中方动用这么大一笔借款,怎么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体宣布了。宋也很生气,致函蒋介石说以后争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这件事说明,宋如果要在抗战时期用不正当手段侵吞贪污美国对华借款和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是否信任自己,宋子文没把握

  南方周末:最新的档案资料,是否能够对蒋、孔、宋三人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

  吴景平:孔的档案还没公开。我们只能根据现有史料进行观察,看抗战这8年的情况。
  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公务方面,而且是公事公办。蒋与孔家的关系反而比较近,比如下班回家途中会顺便到孔家去吃个晚饭,还有遇到后辈的生日、订婚仪式等等,他都会去。宋霭龄在蒋日记中也经常出现,蒋称她为大姐,与她来往较多。

  等到蒋孔关系不好了,蒋决定重用宋,让其担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再加上宋在中美外交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协助蒋解决了史迪威问题,蒋才有一次出面为祝贺宋子文的生日,吃顿晚饭,在战时蒋的日记中仅此一次。其他公事以外的事情极少提到宋,即使出现了宋也多是责骂,称宋个性太强,自以为是,不听他(蒋)的等等。

  南方周末:宋在美援方面作出这么大的努力与贡献,足以显示出他的能力,为什么蒋反而那么相信孔?

  吴景平:国民党政权当时作为一个国家机器究竟如何运作,造成其政权垮台的根本的制度性问题在哪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这些年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抗战比较困难的时期,国内财政金融状况不好,货币贬值,人心浮动,军事上处于守势,按理政府和党的高层人士之间应该齐心协力,求同存异,不计个人恩怨,共同对付日本侵略。可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宋一直在担心蒋对他的真实态度,他一直没有把握蒋是不是信任他。所以宋的档案中记录,他曾经函询钱昌照,委员长对我究竟是什么看法,包括最近对孔又是怎么看等等,对这种家族关系、上下级关系,宋根本没有信心。

 

  赞成战时政治民主

 

  南方周末:您曾经3次赴美国胡佛研究院查阅和研究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这些资料中有没有特别令您印象深刻的?

  吴景平: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发生政治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大公报》还发表了对蒋政府的批评文章。当时宋在美国,听到重庆朋友传来的消息后表示赞成,他认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应当有一定的民主进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宋自己表述的赞成战时政治民主的主张,当然这些观点没有见诸报端,是在与其国内朋友的通信中反映出来的。

  还有琉球群岛问题,根据1943年5月宋和罗斯福总统的谈话记录,宋子文正式提出过,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要收回东北及台湾、琉球,罗斯福表示赞成。但是在同年的开罗会议期间,蒋向英美方面谈到琉球主权问题时,表示中国只要求参加战后和美国一起对琉球的管理,属于国际托管,不要求收回。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差别呢?我认为重要因素之一,是蒋宋关系在开罗会议前的史迪威事件中破裂了,蒋震怒之下,拒不见宋,不再让宋处理外交公务,宋无法出席开罗会议。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部长却不能出席,岂非咄咄怪事?后来去的那些幕僚,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宋和罗斯福有过那样的谈话。
    (实习生王晓静对本文也有贡献)


 

蒋史专家:摆脱“土匪史观” 跳出“内战思维”

  蒋宋孔陈四大文档先后入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最为瞩目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到1945年。本专题全面展示日记内外的传奇。
  包罗宏富的胡佛“近代中国文档”业已成为近代中国记忆的第三中心,学者认为这些史料足以改写近代中国历史。

  1936年12月27日,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晓见汉卿,彼欲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本专题由胡佛研究院供图。

 

   南方周末:蒋介石日记开放已经两年。作为蒋介石研究权威,您与台湾史学家吕芳上先生对蒋日记开放的评价非常接近,您说“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吕先生说“民国史应该重写”。
   杨天石:蒋日记记载了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政治活动的内幕和决策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蒋介石的生平、思想和他隐秘的内心世界。比如,开罗会议之前,宋子文突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如此重要的会议,中国的外交部长却没有参加。中美许多人都在猜测,宋为何失宠?蒋宋之间发生了什么?这种猜测即使在宋子文档案全部开放后也没有解决,为什么?这要看蒋的日记。因为,蒋日记记录了这一时期蒋宋冲突的原因及其过程,使我们知道,原来是因为史迪威的去留问题。
  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既有合作也有分裂。其中对立最为严重的时期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一段,任何一方都试图打倒和消灭对方,你死我活。在这一情况下,两党都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自己的解释视角,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这个解释的特征概括来讲,可称“土匪史观”:彼此互称为“匪”,“蒋匪”与“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教授曾说: “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贯穿了土匪史观。”双方历史学家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匪”,而不是今天国共两党和解后的“贵我两党”。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最近几年,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假抗战,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受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指使”,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方周末:您是什么时候提出要重新、科学地解释近代史?有何背景?史学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天石:是我在1995年赴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研讨会期间提出的。那次会议,大陆有31名历史学家参加,规模庞大。当时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非常兴奋,在中研院楼上开玩笑地高喊“‘共匪’来了”。我得知此事后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过简短讲话。我说,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两方都不是 “匪”。张玉法院士在我后面讲话,他把这种中国人互称为“匪”的情况,总结为“土匪史观”。从那以后,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许多著作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有些著作的观点仍然很陈旧,保留了“土匪史观”这样那样的影响。极少数研究者,甚至还想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拖回到上世纪50年代。

   南方周末:与传统的历史观相比,你对研究国共关系、研究蒋介石和国民党乃至整个近代历史作何评价?
  杨天石:比如对蒋的评价,有些人说他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等等,可这些人不知道,抗战初期,蒋曾被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称为“民族统帅” 和“伟大领袖”呢。1945年重庆谈判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的谈判条件,其中就有承认蒋先生的领导,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地位。后来蒋介石打内战,对他的评价才变得很坏。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能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政治斗争语言当成终极的历史结论,同样,研究近代史上的国共关系,也不能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事件,而应该通观全局,着眼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并且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为基础。
  我研究民国史、国民党史、近代史已逾 30年,正在从大量的个案研究转向整个近代史,当然,个案研究仍然十分重要。蒋介石是孙中山之外国民党历史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人,研究他,可以把整个近代史、民国史、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抗战史、台湾史的许多方面的研究带动起来,对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投入这么大的力量研究蒋日记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需要进一步推进。对近代史进行新的解释的立足点,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科学的抽象、概括的结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前言中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这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真马”。让历史服从原则,根据主观意念、主观需要演绎历史,曲解历史,那是“假马”。

  南方周末:面对复杂的历史,旧的解释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杨天石:历史像流水,逝者如斯夫,消失的历史如何还原,要靠扎实的资料。旧的解释产生于政治斗争中,资料利用方面难免片面性。因此,要全面性地占有资料,比如研究国共关系史,除了看中共的资料,还要看国民党史的资料,反之亦然。使用资料片面,结论就难以避免片面。除此之外,还要警惕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戊戌政变关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真实情况,袁本人在《戊戌日记》中有详细记录,而梁启超也有《戊戌政变记》,历史学家先入为主地认为袁为卖国贼,其日记不可信,普遍采信梁启超的记述,事实证明,恰恰是袁世凯讲了真话,梁启超讲的是假话。因此,资料的真实与否和人物的政治态度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我在著作中比较多地利用蒋日记,也听到一些意见。有些是善意的提醒:蒋日记可信吗?但是,也有个别人发表文章,指责我用蒋日记写作,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一样可笑,好像蒋介石记了一辈子日记都在造假,是有意留给后人的假资料;好像蒋当时就想到,他将来会失败,因此有意编造日记,留给像我这样的大陆历史学家替他涂脂抹粉似的。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才“可笑”,他根本就不看蒋日记,凭感觉就可判断其真伪。
  过去写抗战史,常见的情况是,一方说对方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游而不击”,“假借抗战之名行破坏抗战之实”;互相贬低,互相攻击。或者是互相争功,总想把自己的功劳说得更大,更突出。与这些情况不同,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个概括就很公正、公平,符合历史真实,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内战思维”。在海内外,特别在海外产生了良好影响。

   南方周末:您曾多次赴美国胡佛研究院查看、摘录和研究蒋日记手稿,对其真实性如何判断?
  杨天石:蒋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这是两岸几位看过蒋日记的学者的共识。他的日记长达五十多年,一个人天天写假日记,这可能吗?他的日记不但生前没有公布,现在的开放也是蒋家家属在屡经动员下拿出来的。当然真实不能与正确画等号,蒋虽然在记录其行为、思想、内心活动时不说假话或很少说假话,但我们并不能认为他每句话都是对的。

  南方周末:对蒋日记接下来预计开放的1945年抗战后的部分,您最关注的是哪些内容?在此前查看时,有没有令您特别惊讶的发现?
   杨天石:我始终关注胡佛公开蒋日记的进度。下一个阶段的开放也非常重要。我关注的要点包括: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蒋内心的真实想法;三年国共内战是如何打起来的,蒋的内心变化;国民党曾经标榜还政于民,还颁布了一部宪法,蒋是如何想的?还有当时的中美关系、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台湾“二·二八”事件等等。
  要真正看懂蒋日记,除了日记手稿,还要全面地查看其他相关史料。将日记及相关资料比较、勘验也很重要,有时候日记中只有一句话,没有资料辅助就很难明白。举个例子,蒋日记中有一句话:“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1938年底,汪精卫逃出重庆,到上海,日本人以为奇货可居,支持汪成立汉奸政权。为了利用汪分化国民党,日本军部派出代表和知鹰二赴香港找到国民党代表萧振瀛(原天津市长),表示只要蒋与日和谈,日本可以不支持汪,甚至除掉汪。萧报告给孔祥熙,孔于是给蒋写信,建议派人到香港与日本和谈,蒋在孔来信上批示说:“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只有理解了这一切,才能看懂蒋上述的那段话。
  蒋日记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内心活动,特别是一些重要决策时的想法。比如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43天后安然返回延安。但蒋其实想扣留毛,而且想治他的罪。蒋在重庆谈判时的日记显示,他对毛的最初方针是“诚恳”、 “忍耐”,后来逐渐发展为“扣留、审治”,过了几天,又变成“授勋”、“礼送”。这两个180度的大转变,对研究蒋的性格很有帮助。此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上述情况。在蒋日记中,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情节或细节。

  本专题原载2007年11月29日《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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