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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滋味

作者:admin 日期:2008-12-19 16:17:29 人气: 标签:
导读:

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

 

告白

 

「海岛的最后一丝微光,在后面渐渐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经到达了公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掌握,在我一生中,从未感受到这样「真正」自由的感觉……自由的感觉是那么强烈,几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我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台湾这个事实,就已完全否定了那个政权和它想毁灭我的各种宣传。

当我瞻望未来时,忽然领悟到,命运注定要我为着同胞的权利和期望而公开发言。过去,我一直自认是一个纯粹的学人。可是现在,一个新的命运将要剧烈地改革我的全部生活。 一种深沉的宿命和幻妙的感觉,贯穿了全身。

我尖锐地意识到,我的经验正象征着整个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他们的生涯和他们的悲剧。」(《自由的滋味》第一章)

我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辗转来到美国。廿二年了。

其间,我接受了这个「宿命」,不断寻求机会,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为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想望,为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呼吁奔走。曾经家破人散、颠沛流离,曾经走投无路、备受中伤。种种遭遇所以未能使我心神崩溃,就在于我对人权、民主、自由的信仰始终不渝,对台湾前途与人民良知更未曾绝望。这层信念与信心,在多年逆境中支持着我,使我坚强不倒,勇往直前。而在台湾、英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巴西、阿根廷等地的许多真挚的朋友们,个别或集体地、公开或默默不炫耀地,在心灵和物质上,不曾间断地给我莫大的鼓励和援助,使我得以生存至今。对这种大公无私的慷慨和仁义,衷心的感激实在无法表达。为了报答,更是每时扪心自问:所做所言,有无辜负同胞对台湾的热诚关怀和对我的盛情期许?

几年来,故乡激变了。

好的,坏的………都相对变得极端厉害。而这些变化,也正在印证我们三十年前所提出的理想与主张。流亡多年,现在总算可以公开回去了。我愿为我始终服膺的理想和主张献出余生,与大家继续努力,只盼望一本「追求台湾人民的福祉和尊严」的原则,大家捐弃成见,携手同心。果能如此,即是台湾子民之福矣。

如今回顾,无怨无悔。当初「命运」将我带离台湾,现在它又将我带回台湾。这在个人命运的小史上,是一个时空的满圆(full circle )

梦寐难忘、不能割舍的故乡──此刻,我正向它回航。

 

彭明敏
一九九二年于美国西岸

 

 

 

 

第一章 我的台湾人遗产

 

命中的三个世界

海岛的最后一丝微光,在后面渐渐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经到达了公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掌握。在我一生中,从未感受到这样「真正」自由的感觉。过去十四个月的牢狱和近五年的监视,便我实在无法相信我终于能够从囚禁脱出。自由的感觉是那么强烈,几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更使我兴奋的是想到我现在已能公开否认我曾被迫承认而国民党用来羞辱我的那些「自白」和「忏悔」。我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台湾这个事实,就已完全否定了那个政权和它想毁灭我的各种宣传。当我瞻望未来时,忽然领悟到,命运注定要我为着同胞的权利和期望,而公开发言。过去,我一直自认是一个纯粹的学人。可是现在,一个新的命运将要剧烈地改变我的全部生活。一种深沉的宿命和幻妙的感觉,贯穿了全身。过去几十年,我生活过的三个世界,清晰而同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种族传承的华人世界:度过童年和接受早期教育的日本世界,日本曾一度统治过台湾;及在思想知识上与我关系密切的西方世界,而此刻我正在向它回航了。现在,我朝向着一片空白而不可预测的将来。不过,有一件事我能确定的,则是未来的生活再也不会与我度过的生活一样。我尖锐地意识到,我的经验正象征着整个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他们的生涯和他们的悲剧。

 

我的先人

我对于祖先所知有限。不过,在父系这边,由于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第五代,应该假设先人是极为贫穷的农民或渔民,在一百多年前离开福建,移住于这个崎岖的海岛边疆。

我幽默的老祖父总是爱说,他的祖父只穿一件单薄的裤子,抵达南台湾──穷得连一件衣衫都没有,他在晚年,喜欢草拟家谱自娱,但是祇能从那位只穿裤子没有上衣的祖先写起。他似乎记不得或没有兴趣去追溯台湾海峡对岸的家族渊源。我们确实知道在福建有一个村庄里,彭姓非常普遍。但是,在台湾彭姓知乎全属于客家,他们的祖先大都来自广东。我的家族却不是客家。

在一八七五年以前跨海到达台湾边疆的华人,在北京朝廷的眼中,人都是「罪犯」或是「叛徒」,这是现代台湾与大陆许多不佳关系的背景。这个海岛,当欧洲人最初来探险时,是个蛮荒丛林的地带,只有猎人头的印度尼西亚或马来亚系的蛮人定居着。在第十七世纪,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开始拓垦,发展农业,设立教会和学校,在西南部开拓道路,又从邻近的福建引入廉价的华人劳工。于一六六三年,他们被一个叫郑成功的冒险海王所驱逐,他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国姓爷。郑是华人和日人的混血,梦想征服大陆诸省,却被驱赶到金门和台湾。他未曾实现野心之前就死了。但他的儿子统治了台湾二十年,发展成为一个海洋王国,完全与中国分离,却积极与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贸易。他也怀有与其父亲同样的梦想,直到最后,北京于一六八三年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台湾。这支军队摧毁了独立的郑氏王国。清廷在台南设置台湾兵府之后,又敕令严禁华人渡海移民。

这些敕令虽然一再重申,直到一八七五年仍等于空文,贫苦的农民和渔民根本无视之,因为他们觉得福建和广东的情况简直无法忍受。他们有些到了东南亚和南洋群岛,有些到了菲律宾,成千上万的却潜往台湾。台湾是个开阔的拓荒地,管制不严,任何人只要胆子够大,便能赶走原始土著,清理树木丛林,取得一片新的土地。

到了十九世纪初,台湾西南平地已经垦殖得相当不错,而冒险的农人也开始向北部推进了。

我的曾祖父,那位没有衣衫的穷人,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的移民之一,切断过去与中国的关连,冒险到台湾南部,寻求新的生活。他在东港沿海小村,大约在今高雄以南三十哩,定居下来。他在这荒僻的地区,娶妻成家。东港位在该区最大一河流的出口,距离纵贯台湾南北的中央山脉不远。其时,从华南来的客家移民正向东推进,越过狭长的沿海平原,向邻近的山脚处开拓,而不断与较开化的原始住民排湾族发生争端,这些原始住民仍然坚守祖先传下的部落土地。往南沿海是一些「劫船者」和海盗所住的法外村落,他们稍有耕种,稍有捕鱼,并劫掠不幸在附近搁浅的船只。

大约在一八五o年中,我的曾祖父和他的村人,一定开始听到「洋蛮」,因为英美船已开始到达台湾西岸各地,伺机以银元和鸦片交换客家人从山区带出的樟脑。到了一八五五年,冒险的美国商人已在高雄(其时称为打狗)围椿内设立了一个据点,并在浅水入港处升起了美国国旗。四年后,西班牙天主教教士在此港口登陆,向内陆推进了几哩,在东港稍北的客家村埤头建立了布道所。这些大胆陌生人的出现,造成轰动,我的曾祖父一定也对他们感觉好奇。

 

祖父时代

一八六五年,大约我的祖父出生时,英国的长老教会传教士也在高雄设立起来。这件事对我们彭家的未来有深远的影响。传教士的领导人是马雅谷( dr. j. l. maxwell ),他是从爱丁堡大学以及法国和德国学校毕业的医生。最初,他在高雄港开设一个小诊所,数年后,又将其传教和诊所迁到较大、而在高雄以北三十五哩的台南。我的曾祖父据传是早期贩依基督教的人十之一。

其后二十年间,长老教会曾设立学校和印刷所,印行教科书和一份以罗马拼音的厦门语报纸。他们并在台湾发展先驱的医疗服务,最后在台湾南部成立了约四十个礼拜堂的聚会所。我的祖父年经时,受雇为传教士医生巴克里(dr. thomas barkley)的厨子。他贩依基督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去世时,他一直是台湾人基督徒生活圈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台海传教史里称呼他为「彭牧师」,可是,他似乎没有正式受封为牧师。对于祖母,我们知道得很少,只听说她脾气非常暴躁。她为祖父生了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她去世后,祖父再娶一位寡妇,又生了一个女儿。

很明显的,我的祖父跟外国教师和医生相处得很快乐,对于西洋文化和他周围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也很感兴趣。经历两次革命性期间,他逐渐地远离传统华人的生活。一八五0年到一八九五年间,台湾常成为国际争议的焦点。西方航海国家和日本要求清廷,如果后者宣称台湾为其领土,则应在海岸点灯划图并维持法律秩序。他们也要求清廷取缔台湾海域的海盗,并控制居住东岸深山里猎人头的原始土著。当清廷满口答应,却不采取行动时,外国列强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提出各种对付办法。一八七四年,日本曾派了一支远征军,占据了台湾南端,直到北京勉强地付出大笔赔偿并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为止。

一八七五年开始,两位较进步的巡抚曾设法取消禁止华人移往台湾的敕令,并撤除了许多对于扩大垦居和经济发展的阻碍。可是北京清廷未几又失去兴趣,台湾人再任由一群贪婪的中国人摆布了。一八八四年,我的祖父青年时,法国封锁了台湾,法国外籍军团占领了基隆。清廷再度派遣相当进步的巡抚到台湾,而法军撤退了。其后五年,巡抚刘铭传致力建设台湾成为大清帝国内最现代化的地区。他建筑了一条由基隆到新竹的铁路,引进邮政和电报制度,购买轮船以利台南和东南亚的贸易,从淡水到厦门布设电线,尝试引进电灯,在台北开设「西学堂」,试办「官医局」,并且清丈士地和清理赋课。一八八七年,台湾道升格为中国的一省。

这些改革所以成为可能,因为台湾人比大陆华人较无传统的负担。外商推动海洋贸易,外国领事又驻在港口,这刺激了经济,使其有了可观的收获。但是,一八九一年,刘铭传被召回,而传统的、既无效率又极腐化的由大陆来的官僚又使得大改革都归空了。

在这个时期,像我祖父这样的人,已经将注意力从传统的中国转移到西方世界了,北京的忽略和在台湾任期短暂的中国官员们的滥用职权,激怒了不少台湾人。

 

台湾割让日本

一八九五年,北京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那时,日军已在满州击败中国军队,正准备向北京进军。台湾乃被用来抵偿消灾。一八九五年四月,马关条约签订了。同年正月,在日军抵达接收之前数日间,台湾曾紊乱而又无组织地尝试建立「台湾民主国」。这个企图失败了。六月,日本国旗升起于台北后,日军便向南推进。成千台湾人躲入山区,加入武装集团,展开游击战,绝望地试图抵抗日军。中国官员和士兵却已从北部潜逃回大陆。在南部台南一带,清军将领「黑旗军」刘永福坚持到十月,而有组织的抵抗全部崩溃,刘永福则化装成一名老妇,逃到了厦门。

北京决定将台湾割让日本,事前未曾与任何台湾人商量过,日本却给所有台湾居民两年时间选择国籍。愿意离开台湾者,可以带走财产。愿意继续作清国国民者,可登记为「旅居外人」。但是,任何人在两年期间不办理上述登记者,则自动成为日本帝国臣民。数千台湾人回到大陆,数千人登记为外侨,但是,绝大多数——约三百万——则决定继续留在台湾。我的祖父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霍乱、瘟疫、疟疾、肺病、黑河热、砂眼和其它许多疾病蔓延台湾,使这海岛恶名狼藉,除了刘铭传曾在台北短暂试办官医局之外,没有任何中国官吏想设法清理这个海岛。公共卫生的观念,对中国人是陌生的。新来的日军,在四个月的镇压期间内,因病死亡或残废者,达一万二千名。平民的死亡率也极高。日军的名义总司令是一位皇室亲王,而这尊贵人物尽管获有细心的照顾,在南征途中,仍难免感染霍乱和痢疾,而死于台湾。这件事震撼了日本。

日本帝国政府立即看出,如果想在这新领土上定居成功,势非好好清理台湾不可。但是,在一八九人年以前,军人总督将全神贯注于讨伐在农田平地和山脚的游击队,公共卫生的问题只有让给缺乏有关知识的军官去管了。如果军人和文官的死亡率继续那么高,日本便无法建立永久的行政。而且要殖民成功,也必须有健康的台湾劳工。然而,那时一般平民可以找到的唯一医疗服务,只有长老教会在台北和台南设立的传道医院和诊所。显然,大规模的医药服务,必须尽快设法实现。

因此,在一八九人年,当东京派第四任总督男爵儿玉源太郎将军时,这位具有非凡见识的军人便带了一位医生后藤新平同行,作为民政长官,掌管军事以外的所有事务。有人年之久,这两人严格执行一个政策,用来改组台湾行政、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一个台湾人家庭不受到影响。后藤的最先步骤之一,便是在台北设立一所医学校,提供短期课程,训练人才,投入于全岛卫生清理运动。他招收学生,每月提供少数补助金。

到了这时候,我的祖父已成为世俗牧师,在英国人的长老教会服务。他是一个穷人,有五个儿子相三个女儿要供养。男孩子要上山拣拾木柴,也要到城里作工,以帮助家计。祖父太穷,无法送所有的儿子上学。但当新政府提供补助金给医学校学生时,他便鼓励第三个儿子——我的父亲——到台北进入医学校。

日本人很难赢得台湾人的合作,因为其军人和警察都太严厉了。台湾岛民过去就常企图推翻中国人的统治,而且在一八九五年亦曾抵抗日本军队。而今将十年了,他们在城市里仍然采取消极的抵抗,在较偏僻的乡野则诉诸破坏和游击行动。一般说来,双方都互不喜欢、互不信任,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年。然而,我的祖父是个乐观的人,心地善良,对于新思潮极感兴趣。他在台南与传教十和医生的长期交往,影响了他,便他的眼光渐渐转离中国和过去,而尝试适应日本人决定要在台湾造出的巨变。他虽然缺乏正式教育,却是一个真正开明的人。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年轻时就进入台北医学校。这位年轻外来者,曾在淡水和台北得识了长老会教会圈中的教友。在那里,他遇见我的母亲。她是淡水加拿大教会女学校的学生。她的家人早就定居于八堵,在今基隆和台北间的路上。她的父母认识了最初经过那条路的外国人和北部地区的传教士。一八七二年,加拿大人马阶医生(dr. george mackay)设立淡水教会,他们的积蓄,购买些稻田。外祖父是一位非常文静、温柔、随和的人,把大部份酿酒的经营留给勤劳的祖母去作。日人来后,制酒变成政府专利,所有私人酒厂都由政府收购了。我的母亲有二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她的大哥曾到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学求学,那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学校。他回台以后,成为长老会牧师、马阶医院董事会董事长和台湾北部长老教会大会议长。母亲的弟弟曾入淡水教会学校,以后成为商人。

我的父亲毕业医学校以后,在台北马阶医院实习了二年,而在这个时期,我的父母结婚了。他到台湾中部海边的一个小镇大甲,开设他的第一个诊所。这个不到二万人口的古老海边小镇,当时颇为有名。它是非常繁荣的手工业小区,生产大甲草席和草帽,外销到世界各地。在最好景期时,单单美国,大甲便输出了近一千万顶的大甲帽,外销到日本的数目也非常庞大。

父亲在大甲定居后,一切也顺利发展。医生的收入不错,且在每一个地方都受尊重,而有影响力。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开始赚钱的人,一有能力便尽快将他的兄弟们也送到医学校。他们也相继地发展,而兄弟们很乐于让祖父的生活较舒适些。

祖父很骄傲地发现,他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医生世家」:他的儿子的孩子,不是取得医学学位便是嫁给医生,他们的核子也陆续进入医生这个行业。彭家约有廿人,包括五名女性,完成医学学位,而第三代,包括我的二个儿子或一些侄儿侄女,也在医学院就读。

父亲终生与其兄弟姊妹保持密切关系,而他们都热心于教育,要使每个小孩都得到最好教育的机会。

父亲在大甲行医十人年,将积蓄投资于稻田,买了约四十甲田,依当时标准,这算不少产业。他想给每一子女十甲田。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时常搭火车北上时,他总是指着黄色的稻田,骄傲地说:「那些稻田都是我们的。」

我出生于大甲,是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中最小的一个。我们长大后,发现父亲确实是非凡的人,以及为什么他赢得大甲地区广大的尊敬和爱戴。他喜爱马,有时蓄养四匹,常有一名马夫照顾。他会在大清晨骑马到远处出诊,这是台湾是很不寻常的事。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天他骑马狂奔回家,后头有一匹愤怒的水牛一路追赶他。还有一次,他的马真的被水牛角抵伤了。

他的兴趣很广泛而奇特。他学会中国拳术,热衷于园艺,培养菊花和珍奇兰花,昼水星书一,并学会小提琴已他与佃农的关系长好。记得他们常来讨论未来收获中应付多少收成,或来求父亲谅解何以未能付出约定的份量。他在其大诊所,也做了不少慈善。他心肠慈悲,不在意患者忖不出诊费,常给免费的治疗。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长老教会中担任长老,并支持教会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记得有一个问题,扰乱我们家庭的和谐。当时台湾有一普遍风俗,就是较富裕的人家「收养」女孩,在实际上,是作为仆人。这些养女在五、六岁时就被带到家里,她的家人拿到一笔钱,做为她作仆人直到婚嫁年时的代价。在有些家庭,这些女仆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在有些家庭,她们则受到虐待。我们家里常有这样的女仆,甚至当我的姐姐结婚时,还有一位亲戚送了她一名这样的女仆。我的哥哥进入高中以后,便攻击这种习惯是一种奴隶制度,有时甚至说:「你们自称为基督徒,而这些人在此当奴隶!「双亲因此发窘,试图辩护,指出在我们家里的女仆受到良好的待遇,然我的哥哥从来不曾为此感到舒服过。

 

开始上学

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曾被带到中国。我仍记得上海有多冷,也记得南京中山陵的长阶梯。父亲的朋友黄朝琴,当时在南京外交部任职,带我们游览这个首都。我年纪太小,不能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一切,但这次旅游却给父母一个机会,将大陆中国人与被日人统治了几十年的台湾人的生活情况,作一比较。当然,他们对中国的广大,印象深刻,对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乡愁。不过,就社会发展「工业化、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来说,他们觉得比起台湾,中国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

当我的兄姐到了上学年龄时,父亲在台北美国领事馆附近租了一间囗本式房子。母亲与我们住在一起,父亲则尽可能北上与我们团聚。偶尔,我们亦一起回到大甲与父亲一起,而六十哩长的火车行程总像是一次大旅行。

进入学校后,我们开始远离乡下家庭的保护和温暖,而投入殖民地都会较复杂的生活里。在大甲,我们是圣家子弟,有仆人呵护纵容,又有台湾朋友来往。在台北,经过严格考试以与后,我们获准进入最好的日人学校,学生大都是日本官员的子女。

那时情况,对于台湾人小孩,是非常特别的。由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日本人为着在台日人子弟,采取与台湾人隔离的小学教育。在日据时代初期,台湾人儿童不懂日语,这种隔离政策还算有正当理由,但二十五年过去后,情况不同了。然而,隔离政策仍基于偏见而继续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台湾人发动第一次有组织地要求实施地方自治并废除经济、社曾和政治上的歧视。欧洲战争中日本加入联军,刺激了日本工业的异常扩展,随着城市人口和工人贫民区也相应的增加。与革命运动开始横扫欧陆同时,日本都市的新无产阶级也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俄国帝制被推翻,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统治也受到挑战。美国威尔逊总统宣扬个人平等,并强调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

在这情形下,日本在凡尔赛会议中要求国际正式承认种族平等。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便立即要求日本停止其在殖民地学校的种族歧视。一九一人年,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平民首相,而东京当局在台湾也开始稍做让步,例如经过二十五年的军人总督之后,第一位文官总督受派任了;而于一九二二年,学校的种族歧视在理论上废止了。在日本统治下的第一代台湾人开始成熟了,而他们大都懂得两种语言。

当我达到学龄时,法律规定任何会说正确日语的小孩,都可进入从前只供给日人小孩就读的学校。可是,实际上歧视仍然继续存在。所有申请进入日人小学者,必须经过考试测验。日本儿童占多数的学校,师资设备都较好。我兄姐获准进入建成小学和我入学大正幼儿园,都是经过严格入学考试的。在我的幼儿园里,除我以外,只有一名台湾小孩。老师 很和善,可是,很显然,我们被认为是荣幸的特权者。

读完一年幼儿园之后,我也通过考试,进入建成小学,与兄姐一起上学。第二年,母亲决定回到大甲。她携我同行,而将兄姐托给外祖母照顾。我转入大甲的日人小学 全部学生只有约二百人。我相信我是该校唯一的台湾小孩。在那里,日人校长特别疼爱我 总是要在公开场合问我别的小孩答不出的问题,而我常被推选为学生代表。

 

到日本

在这样愉快的情况下我渡过了二年。但是,父亲在大甲行医十人年之后,决定停止诊所,到日本进修一段时间。姐姐刚从台北第一高女毕业,正在准备到东京参加女子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大哥在台北高等学校、二哥则在台北一中就读。

在那些年,我们知道许多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上海事件」等事情,这些都引起我们很复杂的情绪。日本报纸登载的都是日本军人崇高的行为和日本为了正义而征服落后中国的故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响应这类爱国的情绪。但是,在家里我们却听到父母谈论英勇的中国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我们离开大甲那天,那日人小学的校长率领了全校学生到车站给我们送行。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惊愕。等到长大后,我开始发觉许多有思想的日本平民并不赞成政府的歧视政策。有许多无偏见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其实想平等对待台湾人,并希望沟通日本人与台湾人间的裂缝。

首次到日本,将我带入一个前所未知的世界。在台湾日人自觉是少数,约卅万日人统治着四百万台湾人,而两个民族的差异是无法掩藏的。在东京我们一家人则迷失于世界都市之一的日本人海中,而无人注意到我们是台湾人。姐姐考试及格而进入女子医学院,我也转入北蒲小学,父亲则进入医院接受妇产科的特别训练。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晨天末亮就起来,热心学习德文,其用功程度不下于准备大学考试的高中学生,那时我们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
那时我已成为标准的棒球迷。当贝比鲁斯(baberuth)访问日本时,我大胆地写了一封信给他,得到了一张亲笔签名,作为我的珍藏。

 

回来高雄

当我回到台湾时,父亲决定在南部新兴的港都高雄开设一间医院。日本政府正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计划。日月潭水力发电开始供应电力,旧高雄港湾已挖深以容纳远洋轮船,码头、仓库和工业区也在兴建,以配合日本的东南亚及南洋的推进。这些都使高雄成为一个极兴盛的都市。

父亲在高雄购置了一间相当大的旅馆,改成医院,其中一部份则作为小儿科医院,由我一个伯父经营。能干的母亲协助处理日常琐事。医院立即发达起来,收入不错,父亲不久也赢得治疗卵巢瘤专家的声誉。

我当时十二岁,进入当地日人小学的五年级。此时我已有很明显的喜恶。我最不喜欢毛笔和画图课,却热衷于棒球。学校很重视棒球,棒球老师则像军训教官,非常严格。我虽然是一个糟糕的打击手,却是极佳的二垒手。我成为学校棒球队选手,而赢得全市冠军。

自从孩童时代,身为台湾人,便我在心理上愈来愈感复杂。我讲的日语完美无缺,在学成绩也不错,但总是太清楚地自觉与日人同学不同。我的名字也使我尴尬。中文「彭」字,在日语发音为「何」,每次在课堂被叫到,总引起哄堂大笑。母亲穿的是旗袍或洋装,每当有公开场面,她来到学校,总令我尴尬不已,因为她看起来与其他日人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同。

 

高雄中学

我进入高雄中学时,四分之一的同学是台湾人。他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些考试是用来限制台湾人得到较高等的教育和职业。殖民当局将中等教学作为台湾人教育的一个界限。理由似乎是训练台湾劳工习得起码的读写能力是有用的,但是发展台湾人知识分子或专业人才的领导能力,是危险的。

进入中学不久,校长换了。原来的矮小温和的校长,由一位高大严厉的校长取代了。新校长向以纪律严格闻名。他的严重酗酒使得他的头部不停的摇摆,甚至他向学生演讲时也是一样。我们立刻遭到斯巴达式的严厉管理,除了要应付烦重的功课以外,每一学生还要在校园内整理和照料一小块的花园,挑好几桶粪便做为肥料,分组割草并做其它劳动。大家对这些都极厌恶,但这都是必须的纪律,做为将来兵役的预备训练。与全日本帝国境内的中学一样,我们都要穿上土灰色制服,戴鸭舌帽,绑腿,这些实在不适合于高雄的热带气候。即使在校外,没有穿制服就会受到处罚。我们不准穿凉爽舒服而便宜的木履、不准骑脚踏车上学而必须走路,绝对不准看电影,违反者立遭开除。

我们年龄都在十三到十八岁之间,而那些限制使大家讨厌。像所有男孩子一样,我们也曾冒一点险。我不会忘记,校长有一次参加本巿另一边的女子中学运动会。在这样的场合,女学生们都穿着短而紧的运动衣,而我们中学有些学生便偷跑到观众边缘,想去偷看穿着紧身衣服的女学生。校长碰巧看见了他们,隔天早会,我们全校学生遭到校长凶狠的长篇大骂、叫嚣,近乎歇斯底里的指责。我们心里不服,私底下闲聊着那女中的游泳男教练,年轻力壮,却可以与女学生同泳。

校长是当时日本许多军人和极端爱国主义的典型。日本侵华再起,所谓「支那事变」,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于北京附近芦沟桥事件开始,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五年。全国的后备军人被征召,我们的老师也一个一个上前线去了。我们学生参加提灯游行,庆祝皇军在中国的无数胜利。我们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别式,送走他们的丈夫、儿子、父亲、兄弟,高喊「请你壮烈地战死」!

我们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军训教官,非常特异,却颇受学生欢迎。他为人直爽,毫无偏见,有时粗鲁而风趣。他如果认为某一学生举止不够活泼,或有点娘娘腔,便跑过去从裤裆上攫住该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战场,我们都怀念他。后来听说他饿死在低达卡诺(guadalcanal ,还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伤。

狂热的校长和军训教官,反复为战争锻炼我们,不停对我们讲述中国人的落后和懦弱、日本人的英勇、和日本为中国所作的自我牺牲。台湾人学生发现自己处在痛苦和尴尬的境地。父亲涉猎广泛,熟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从小学时则开始喜爱读报纸,小心阅读每页的新闻,这个习惯至今还保持着。所以,就在当时,我也比其它同学知道更多的消息。中国的战事和外国的情事是我们家里常谈的话题。父母亦时常与外国传教士来往。我想同学中没有人对外国的一切更感觉兴趣。

我从中学一年时,开始学习英文,而且乐于此道,因为在下意识中我知道英语会成为向西方世界的一个通路。我的英文成续不错。我的英文老师天上对我的成绩也很感骄傲。 当时中学是五年制,但第四年结束后,学生有权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而要这样做则须得到校长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长申请他的同意和成绩证明。可是他拒绝了。他不准任何学生这样做。父亲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学生应该有权这样做。校长反驳说:「那么,你的儿子办理退学吧。」我的父亲回答:「好。退学吧!」

 

关西学院的生活

我自己一个人向东京出发了,心里充满着对这位殖民地严厉校长的不满。我先到姐姐处,然后到仙台参加第二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姐姐已经毕业医学院,嫁给一位庆应大学毕业而颇为成功的台湾商人。我考试落第,感到懊恼,但这对我也许也有好处。我一直是殖民地中学的好学生,但这是不够的。那年我十六岁。

现在,我面临难题了。我必须在日本找一所中学完成学业。在原则上,中学都不接受最后一年的转学生。经过一番痛苦的寻索,终于有一所教会学校,关西学院中学部允我转入。它位于国际商港神户和工业大都大阪之间,距离古都京都只有一小时多的车程。这是一所贵族和富裕家庭喜爱的学校。其大学部并不是第一流的,中学部的水平亦不高。它被认为是富有的父母溺爱宠坏的儿子们的避难所。

我在不远的郊区一个农家,租到一间简素的小房间,从过去在家时的标准来说,这是极原始的寄宿生活,得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那里没有自来水道,要依赖前门院里的一囗井,饮食亦很差。

那时,我的二哥已考人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院。有好几个月我很想家,有时甚至流眼泪。但是,这段过去以后,我开始感觉快乐了。这个学校的情形,与野蛮的高雄中学相比,太不相同了。关西学院似乎集合了一批有趣、怪异的教师,他们喜爱教书,但与公立学校的呆板军事规律,格格不入。功课并不重,但我努力用功已这是教会学校,每朝有三十分的礼拜。有一位音乐教师,年轻英俊,极时髦的西装和举措,给我印象很深。

学校有一严格的规定,禁止我们到附近有名的宝冢少女剧场,那是全女子的歌舞团。
学校位于日本最西化的地带,郊外住宅区有外国商人和外交官拥有豪华的宿舍。大部份学生都是从那里来的。我在周末自由出游,常到大阪或神户闲逛,而到那里都是平平等等,不再感觉是次等殖民地人了。

我发觉自已成为校内颇受欢迎的人物。他们惊异于我日语的流利,和班上最好的成绩。军训教官特别欣赏我,因为我在高雄中学所受的严格训练,使我在散漫的同学中,显得举动无比的活泼而精确。结果,每次的阅兵行进,我总是被派掌旗,这是军训教官能授予学生的最高荣誉了。

 

考人第三高等学校

我每晚都为毕业后的入学考试读到深夜。我申请投考两所负有盛名的学校,一为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另一是东京庆应大学的经济科。前者通称「三高」。两所的入学考试,我都被录取了。这轰动了关西学院,因为该校从没有人考上「三高」 。「三高」与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一高」)齐名,被认为是日本最好的两所高等学校之一。而我,一个台湾人,在关西学院中学念了一年,考上了。

我打电报告诉父母这个消息。他们极为兴奋,不过,对我决定不读医科,并不十分满意,而有点迷惑。依当时情形,除了行医,没有其它有前途的职业,即使在医学界,也只有一位台湾人当教授。

父母掩抑着他们的失望,给我恭喜和支持,并认为最小的儿子可为其所欲。已在庆应大学医科就读的二哥很了解我,当我面临在庆应和三高之间,要作一选择时,给我很好的忠告。如果进入庆应,则可以不必再经过很难的入学考试,直接攻读学士课程。如果进入三高,毕业后要进帝国大学时,还要面临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庆应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一比十六,三高学生的程度却是全国最高的。

我决定进入三高。从西宫搬到京都。我投入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时期。这个学校以自由风气而闻。其校训是「自由」。当我入学时,它正为维持这个自由的传统而挣扎。在一九四o年,它正在受着军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与中国的战争便日本人在大陆越陷越深。大批日本人被征召上战场「壮烈牺牲」,全国经济也因战争的升高而负担极重。三高的教授们则为了他们自己和为着学生,要维持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个人自由而挣扎。那种自由当时在日本已很稀罕,而且快要消失了。

我在闻名的十五世纪寺庙「银阁寺」附近,找到一个房间。京都的传统是学生寄宿不供应三餐。每个人必须到附近许多包办学生餐食的小店用餐。洗澡也要在外面。我每天读到深夜,也花许多时间在京都许多旧书店浏览。寄宿处的主人亦对我很亲切。

父亲每个月寄六十圆给我为费用。这远超过所需的膳宿费用,几乎是一般学生花费的两倍。我开始买书,我藏书之多,对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是不寻常的。有一天,当我闲步于学校附近吉田神社旁边时,忽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刻。我没有顾虑,可以买到所有想要的书。我那时十八岁,充满着理想和希望。

我进入文科,不是理科。其课程密集而有系统地读历史、文学和哲学。一种骄傲感激励着我们。任何出版的东西都引发我们去研究;我们有永无餍足的求知欲。每个人都自认是哲学家。我们在那个年龄是爱幻想的。同学间的友谊是深刻而感情的。我们在下意识中自认对世界和人生的了解比长辈或校外一般人较为透彻。自认是优异份子的强烈感觉使得我们以年轻而目空一切的态度来藐视世界。

我们活在战争阴影之下。日本青年,凡不进大专的,都被征召服兵役。有些同学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从十八到廿岁这种年龄,可以说是个性突然开花的阶段,才能也会显现。每个人可以自由追寻自己的兴趣,而这些兴趣却常在正式课程之外。学校制度的重心是密集的阅读。

学校亦非常重视外国语文的训练,而我对此亦很有兴趣,下了不少功夫。我们在中学已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虽然讲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阅读英文的能力则相当高。现在开始学另一外文——法文。每星期有四小时的文法、五小时的阅读和三小时的会话。而教师都是第一流的。外国语文教育的重点不是会话,而是阅读能力,正如一位教师所说,我们不是要训练成导游,而是要训练以吸收外国的文化和思想。

不久,我开始着迷于法国的一切,其历史、语言、文学。我阅读有关这方面的原著和翻译,并参加由一位法文教授所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大清晨在正式上课前集会,阅读和研究法国文学和哲学。

第一年,我们读日译的西洋哲学,而在第二年则要读原著。我自己却极欣赏法朗士(anatoie france)和勒梅特尔(juies lemaitre),买了许多他们的原著和有关他们的论著。法朗士颇为嘲讽的观点,对我有不少影响。

雷南(ernest renan)的作品,对我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影响,他有关「什么是国家」的论文,分析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即国家不是由种族、语言或文化所形成,而是以共同命运的意识作为基础。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和分析,终于成为一九六o年以后我对台湾现实政治的指针。

我们有一位非常特异的哲学教授,士井。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穿着随便,举止散漫,公然反抗心身上的种种束缚,这等于向我们宣扬反抗精神,赢得了我们的钦服。一般说来,全体师生大多有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欲维护独立的象牙塔,军国主义者则要摧毁它们。因此,学生与军训教官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

有一天,我们终于看到一场骇人的冲突。一位新任的资深军官,是现役的陆军上校。他召开了一次集会。有位资浅军训教官报告他有人违规。该上校即点出学生,尽情责骂羞辱他们,经过一再叫嚣之后,又命令学生带着重笨的枪械在操场四周跑步。这是极严重的惩罚。忽然间,有位学生冲出队伍,向上校尖叫冲去,并且以枪托猛力打他,然后丢下枪枝,越过操场,向校门跑了。有好一会儿,大家都被这一空前未有的惊人举动吓呆了。然后才有些教官,开始追赶那个学生。当然,他被开除学籍,以后就不知道变成怎样,学校为此事件而震憾,军方对这种学风的我们学校,亦采取更强硬的警戒和弹压态度。

心理学教授是一个安静拘谨的人,曾在陆军服役过。他的授课有系统,但相当沈闷。有一天,很意外地,他要我们写一篇切身的文章,坦诚自由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他答应为我们守密,我即开始写一篇谴责日军侵犯中国的文章,而一旦入笔,我便不停地写,一口气写了十页以上,责难日人对中国人和台湾人的歧视和轻视。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如果发表于外界,我一定会被逮捕,我仍然将它交出去。几天后,那位教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悄悄地向我保证不会有人看到我的文章,并对我所痛诉的情况表示遗憾。可是,他仍然警告我,以后
还是要将我的想法隐藏,不要对人提起。

我对服兵役极感厌恶。从中学时即痛恨军训。学校要定期举行长期操练,重装行军,在野外露营二、三天,通日通夜的军事演习。有些学生会因体力不支而倒地。在三高的最后一年,我干脆不报到参加长期野外操演。学年结束而将近毕业时,有一天碰巧遇见主任教授,他却用松了一口气的语调对我说,「恭喜,你总算可以毕业了。」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没想到我的毕业还会成问题。原来,军事教官给我不及格,而教授曾讨论应届毕业生总成续时,是否应让我毕业,曾发生辩论。我的主任教授好不容易赢得辩论,使我能够毕业。

有一位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的学生与我在同一房子寄宿,他是东京的一个富家子弟。尽管我们的年龄和学校不同,我门成为好友。十二月有一天,他突然从楼下冲下来,大叫:「东条这个傻瓜!他做了最糟糕的事。这样,一切都完了。」他刚刚听了广播,说日本攻击了珍珠港湾,获得大胜利。

从那天起,学校陷入绝望气氛,与校外马路上喧闹的群众游行,成正对比。对一般日人来说,在中国多年无结果的战争之后,珍珠湾的大胜,确实令人狂喜。每个人都听到多少美国舰船被击沉,多少飞机被击落,而到处都洋溢着骄傲和澎屏的狂热。到处都有提灯游行和庆祝活动。可是,在我们校园里面,教授和学生却不那么乐观。关于美国,我们读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我们心里都感觉,将来还是完全的未知数。

 

 

 

第二章 一九四五年的长崎

 

战争高潮中的生活低潮

日本庆祝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香港于一九四一年圣诞节投降,马尼拉于一星期后陷落,新加坡于一九四二年二月沦入日军手中。这些日军向南方大进击所获得的漂亮胜仗,却因四月十九囗美空军杜立德(doolittle)闪击式的空袭东京而受一顿挫。这次空袭提醒了日人,美军还是有能力攻击日本首都的。远在南洋、荷兰、英国和美国领域内的居民亦不热心与日军合作,而在许多地方甚至表现坚决的反抗。在中国,战争仍在胶着状态。东京当局决定全国总动员是必要的。

政府突然宣布,高等学校理科虽然照常上课,文科课程则要缩短六个月。因此,我们必须于一九四二年夏天考人大学,否则面临服兵役。我须要尽快决定要考那一所大学的那一个科。

祇要日本台湾间的航线畅通,我们就可以与在高雄忧虑的父母保持联系,他们来信劝我,设法进入医科。就文科学生来说,这是不正规的,但只要我放弃进入帝国大学的念头,而应考国立医科大学,这还是可能的。可是,我很不愿意。我希望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国文学科。我实在太着迷于法国文学和文化。父母很耐心地劝说我为了前途,应去学医,法国文学不论在日本或台湾,都无法谋生的。

最后,我想出折衷的办法,我愿意放弃主修法文,而去投考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科,将来成为官僚或律师。经过许多信件来往之后,父母也不得不接受我的意愿。

 

考人东京帝国大学

现在我必须非常用功,准备东京帝大的考试。这是日本学制上最艰难的一关。当考期到时,我到东京,住进大学附近小旅馆,接受雨天的试炼。大家知道,台湾人学生要想挤人这道窄门,必须考得比日人学生较好。殖民地人民,朝鲜人和台湾人,并不受欢迎进入这最高学府的文法科。这一次参加考试的台湾人有十多人,但是我们知道顶多只能有一人被录取,不论其它考生分数有多高。

考试结果公布,我及格了。我打电报给父母,不久大学生活开始了。

开学不久,有一天,大学文科学生缓役的制度,忽然被取消了。我四周的大部份年轻人开始从校园消失。我是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不必服役,但有权当做志愿兵。在台湾,很多台湾青年被迫当志愿兵。有些人编入正规部队,但是大部份则组成军夫,派到海外前线。所有在日本大学文科的台湾留学生都被召唤到军训教官办公室,被邀签请从军。在东京帝大,受「邀请」的姓名公布出来,我的名字也在里面。

我立刻离开东京,要与当时就读于长崎医科大学的大哥商量。在那里也与大哥一些台湾学生朋友讨论此事。我实在无法想象自己在日本军队服役。

一星期后,我回到东京,决定不志愿服役,继续上课。我的名字仍旧贴在公告板,是唯一还未志愿入伍的。我开始害怕后果,连上课都不大敢去了。幸好,日本大学上课是不点名的,在东京的生活变得很黯淡。消费品缺乏,配给亦变得严格,黑市却兴盛起来。一般人也感觉军事局势在恶化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日本根本没有打过胜仗,藉以消除民心的忧虑和沮丧。

我们还算幸运,父亲已经作了经济上的安排。大哥快要毕业长崎医科大学,而到长崎郊外的小村为石,主持一县立诊所。二哥因为生病,中止在庆应大学医科的学业,在台湾与日本的航海线被切断以前,回到台湾静养。姐姐则因姐夫所服务的公司派他到中国大陆,他们全家已搬到北京去。联军潜水艇和飞机正在加强攻击日本近海的船只,造成重大伤亡。

 

避难松元

我终于离开东京,前往西边山区中央一个美丽的古城松元。松元远离军事设施,我有一个堂弟彭明雄,正在那里念高等学校,曾写信给我说,那边的食物情况还算不错。东京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我仅通知在长崎的大哥。我在松元最初的寄宿所,非常糟糕。我的书本,虽想办法运到松元,但大都得留在笨重的木箱子里,没有打开,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看书了。离开了学校,我即陷入于极端忧虑和绝望的低潮中。

有一个老工人与我合租房子。冬天来时,天气变得很冷,这是一个雪乡,四周环绕的高山雪白亮丽,但对于在热带出生的人,冬天是残酷的。我们只有一点木炭取暖,在冰冷的天气中,又没有热水洗衣服。然,东京大空袭的消息来了。我们惊惧地读者新闻报导,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夕之间死亡,整个东京为火焰席卷。

留在松元的少数男子,变得很刺目而尴尬,在冲上常被人瞪眼。天气好时,我有时一个人到古老城堡、公园或街上去散步。我所住的房间变得难以忍受了。它非常航脏,又有很多跳蚤。我不得不另外找到一个较好的地方,把十几大箱书本和行李,搬到一位老人和其女儿的家,在那家二楼租了两个房间。这两个人都很亲切照顾我,他们亦高兴在这困难的时候有一点额外的收入。

 

长崎——失去了左臂

这种沈悉又寂寞的日子持续了近六个月。偶尔接到父母来信,但我的信却很少能达到他们手中。然后,消息传来,高雄市被轰炸,父亲的医院被炸毁,但幸好家里无人伤亡,他们已搬离高雄,疏散到乡下了。这以后,一直到战争结束回到台湾,我未再听到父母们的消息。
我很迷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钱又愈来愈少,大哥已经娶了一位女医,是父亲在医学校同学的女儿。他们带着一个小女儿已搬到一小渔村为石,负责一公立诊所。如今我们都同意,最经济的办法是我到那里去与他们一起生活,共同节约日绌的经费,静待时局的演变。

日本在海上已在全面撤退。美军大空袭已厘平了许多工业城巿和港口,前途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

在准备离开这个古城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我所喜爱的书籍。我决定把它们寄到三高时代最好朋友西田次郎那里。他已到京都帝大言语科读书。由于健康不佳,他没有被召服役,而回到九州岛乡下家里。我写信给他,要他关照我的书籍。如果战后我还活着,我会来取回,否则全部归他。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和书。我保留了少些书,包括字典、法朗士和勒梅待尔的作品。这些书,我直接寄到大哥处。

火车票很不容易买到。我告诉火车站站长,我的哥哥正在医院里,他才勉强卖给我一张从松元到长崎的车票。堂弟明雄到车站给我送行。那是一次感伤的离别。他将完全狐独留在寒冷的松元,而我则踏上一个漫长而危险的路途,长达三十多小时的行程。火车站经过名古屋、大阪、神户、广岛、八幡,而这些城市都是当时常遭到激烈轰炸的地方。

我到达长崎火车站时,是四月某天的下午。大哥住的渔村是在约三十哩的郊外,所以,我须在长崎巿里过夜。隔天,我可以于清晨乘坐卡车翻越山丘去,或是搭乘上午十点的小渡船到那个渔村。我决定坐船,虽然不论船只大小,我总会晕船。这样我可以睡得晚些,在三等火车厢里长途旅行而坐得那么久,我疲乏极了。

长崎是一个重要的造船中心,但还末遭到轰炸,景色如画。食物也还相当充裕。在旅馆里,一位极漂亮的年轻女孩送来可口的晚餐,我用餐时,也陪我聊天。

过日早晨,安祥的夜晚和丰盛的早餐后,我带着包袱,走向不太远的渡船码头。一艘约三、四十吨的小渡船等在那里,正准备要出发,大约三十个男女和儿童已登上船,他们或倚着栏杆,或安坐在甲板的垫子上,等待着短短的航程。天气晴朗,我很高兴看到海面很平静。
我登上甲板,四处观望,寻找一个可以坐的地方,突然听到头上一架飞机向下滑行,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它倾斜下来后,又以急角度朝上,带着马达遽然的吼声。一瞬之间,我被巨音爆炸击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复知觉张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处在尖叫混乱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处也是血,尸体和炸裂的肢体跌落四处,人们在嘶叫着,呻吟着,挣扎着想脱离那里亡我试着要站起来,发觉左臂从肩膀炸断了,使我无法置信充满惊布。仅有余留的一些筋肉和皮肤碎片垂挂着。碎裂的骨头暴露出来,鲜血汹涌而出。「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这里了,而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求生的本能是强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悬着的左臂,发现它很重,奇冷,毫无感觉。那是极非常的时刻。我在震惊,并不感觉疼痛,同时感觉左边太阳穴一定也受伤,因为温暖的血慢慢流入眼里又流下面颊。我挣扎站起来,感到一种奇特的不平衡,勉力横过滑溜溜的甲板,走下码头,蹒跚地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众中,感到极度的孤单。我一再地对自己说;「要赶快找一所医院,要赶快找一个医生。」

我对于长崎市区一无所知,所以试图向慌乱回来奔跑的人说话,但有二、三个人一看到我的,即惊惶地别过脸去,因为我已满身鲜血,看起来太可怕了。突然,有一个中年男人对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骂我。我骇住了,无法了解,我在这样的极端危急情况,竟有人要怒骂我。直到战后好久我才开始猜想,那个人大概是使用日本军队的技巧,以吼叫、重击或震动,使一个即将昏倒的人产生震惊和紧张而苏醒。但在那时,我根本不了解他的用意。在经过似乎是永恒,或许只是一剎那之后,有人指引我到码头附近街上的一个小诊所。我蹒跚
走进门,便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诊所黑暗走廊的水泥地上,还有其它受伤者在我周围。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正在竭尽所能给所有的受伤者做初步急救,以等待长崎医科大学派来的紧急医护队。

我躺在地上,忽而昏睡,忽而清醒。一些医生和护士跑进来了。使我大为惊喜的是其中发现有哥哥的同学好友,眼科专家杨医生。上次我到长崎时,曾在哥哥家里与他长谈。这简直是奇迹!每次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踢他的脚踝,喊他的名字,想引起他的注意。我自认为是大声地喊,但可能我只是在呢喃低语:「杨医生!杨医生!我是彭。」

他在我身边经过三、四次之后,终于俯身看出了我,虽然我全身又槛褛又是血迹。「什么?你在这里了?」他惊愕大喊,似乎无法相信。他立即召来护士,给我紧急检查,尽力给我施救,直接对心脏打了两次强心剂。当他把我送到医院时,我显然已失血过多,命在旦夕了。 我至今不能清楚知道其后的经过。我恢复知觉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正要切除左臂,左臂关节处被炸碎了。我在生死之间彷徨着。

杨医师设法传话给哥哥。他通宵搭乘卡车越岭赶来长崎。我蒙蒙眬眬意识到他的到来,感觉安慰。可是,那是可怕的夜晚。大哥离开我去与医生们讨论。我仍然没有感到疼痛,但却感觉极端口渴。没有护士,我自己试了一两次想从床上起来要水喝。由于大量出血造成的极度衰弱,和因失去左臂而产生的奇异的不平衡,使我每次都跌倒在地板上,在那黑暗的地板上,我痛感到这次事故对我一生所引起的改变,是彻底而不能挽回的。

大嫂于隔天也到长崎来看我。但是他们住得太远而且工作太忙,无法时常来看我。我须久留在长崎大学医院,在三楼一间单人房。因为护士缺少,雇了一位老妇人,但她不久就开始抱怨要爬太多楼梯,还有我要她每天一大早外出购买当时发行量极有限的地方报纸。我们只有解雇她了。其后,又雇了女人,她做得不错,但举止有点古怪。因为蚊子多,每晚要挂蚊帐睡觉。她却要每晚裸露上身,溜进蚊帐里面来,睡在地板上,使得我非常尴尬。有一位非常慈善的年轻护士,常在不当班时来喂我,帮助我步行。每当她来,我的精神显著地变得较好,较快乐,这似乎也使她很高兴。

日本的医院都严重地缺乏医护人员和各类医用品。包扎我伤口的绷带只能每隔几天才能换一次,而药品和器具似乎也末彻底消毒。我的伤口发现跙虫,使我惊愕。尤有甚者,我虽失去左臂,却不时感到左臂极痒,然而无法搔起,有时简直使我无法忍耐。由于绷带末常换或消毒不够,我终于感染了血毒,发高烧了。医生们几乎要放弃我了。我急需大量的输血。
在那时候,日本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即无血库,也没有人卖血。然而我非常幸运,长崎医大的一些台湾留学生听到我的需要,而自愿输血给我。我的血是o型,有四个学生愿意输血而拯救了我的生命。其中一位是排湾族,是平地山胞。

那时是六月中旬,长崎还没有时时遭到轰炸,但是每当空袭警报响起,通常是在夜半,医院职员便必须抬带所有病人躲在地下室避难。躺在病床上六星期多,没有一点运动,使得我体力非常虚弱。这些半夜的移动,被抬连上下四层楼梯使我很痛苦,心理上亦非常恐慌,因为每当躲在黑暗的地下室,听到头上有飞机飞过时,总觉得炸弹会掉下来。这变成每晚都得忍受的恶梦。全日本城市都遭到轰炸;美国开始在长崎丢下传单,警告市民离开长崎。

有一天医院接到命令,将所有可以送别处躲避的病人遣送出院,只有少数人员留下照料空袭受难者。大嫂始终每星期来一两次,给我带来食品。现在我们都同意,我应该搬到他们家去。他们可以给我包扎伤口,而且因为乡下粮食情况较好,海产和蔬菜充足,我也许会恢复些体力。然而,这次的旅程将非常惨苦,因为现在连卡车营运亦不定时,我必须利用任何交通,尽可能远离长崎,然后自己走约一小时的陡坡石路,到达一个地点才会有卡车继续往为石村去。

在痛苦的出发那天,大哥无法来长崎,所以怀孕的大嫂代替他来。如果没有她勇敢的帮助,我可能没有办法自己走完这趟行程。虽然受伤入院至今已超过二个月,我仍然极端衰弱,而且没有正常的平衡感觉。最后抵达大哥家里时,我们已筋疲力竭了。我因为松了一口气,也因为疼痛,又想到自己这样的处境,不禁大哭起来。我沉入于绝望的深渊,前途完全不堪设想。

 

长崎的原子弹爆炸

不如怎的,远在台湾的双亲也听说我成为一次空袭的受难者。他们尝试打电报给大哥,但是电报并没有抵达。他们相信我已死了,而一连数过每晚都流泪失眠,甚觉痛苦,良心不安。他们责怪自己,没有寄较多钱,使我不必踏上前往长崎的致命旅途。这就是父母对我的爱啊!我亲爱的祖父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使父母更是悲上加悲。祖父一再提到我的小名「敏仔」,因为他很疼爱我。临终时,家人听到他说:「我最大的慰藉是我将在天堂与敏仔见面
了。」

我一点一点地恢复了体力和精神。巨型的b—廿九,新式的银色轰炸机,每天飞过附近,负着致命的任务。六月十八日,日本丧失了冲绳。长崎报纸刊登的官方新闻和故事,大事渲染日军英雄誓死抵抗和爱国的壮烈事迹。但是,损失琉球的军事含义,即使对于消息较不灵通的日本平民,也无法隐藏。在心理上,这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大家都了解,美军不久必然会进攻九州岛。报纸已坦白报导大都市所受的大轰炸,和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的可怕情况。我们的小渔村未受轰炸,但离岸不远的渔船常受到美机扫射。大家预料美军随时可能登陆。许多妇女削尖了竹矛,并练习如何使用。有些妇女和儿童都退避到山里。

七月到了,有时候,炎热和紧张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经过几个星期,我的伤口终于开始愈合,大哥巧妙地用竹子、铁丝和布片,给我安装了一个轻便的义肢。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帮助我心理适应新的情况。我患着长期慢性的消化不长,可能是由于生活太紧张和情绪不稳所引起的。台湾家里全无消息。幸好,我慎选的一些藏书、字典、法郎士和勒梅特尔的著作等,都安全寄达长崎。但是寄到朋友西出处的较多书籍,却没有消息。然而,我并没有认真看书的心情。

八月八日,长崎报纸登载一则简短的官方新闻,说「昨日广岛被轰炸,美军使用了新武器,有重大的破坏」。但是对这类例行的轰炸新闻,已无人特别注意。许久以后我们才知道,第一颗原子爆炸时,十五万男女和儿童,一瞬间被消灭了。

三天后的上午,我在室内看报纸,听到头顶飞机嗡嗡之声。突然间,有眩目的亮光,好像房里按下巨大的镁光灯。差不多同时,有金属性的巨响,彷佛整个地球被一把巨大的锤子击中了。房子剧烈的摇动。我不觉叫出「那是什么了?」。接着,往外看到长崎上空有黑白云升起,而从晴空里忽然飘起细雨。

不久,大哥冲进屋子,他接到紧急命令,所有医生都被召集到一指定地点,等待乘车进入长崎。他匆匆吃了午饭,整理了医疗用品,便又冲出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听说长崎已完全地被摧毁了。美军又再使用新武器了。传言说长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当天深夜大哥回家时,他仍处在一种震惊的状态。他简直说不出话来,必须挣扎才能吞吞吐吐告诉我们他所目睹的景象,我们所熟知的长崎市全灭了。整个城市都死了。 隔天黎明时,大哥又出发到长崎,协助营救逃离废墟的生存者。他们的伤势非常可怕,而从他们囗中得如许多难以想象的悲惨故事。我们很兴奋发现杨医师活着。

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实在难以描写。有些水泥建筑物仍屹立着,但是,里面所有木料和其它易燃物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据说在学校教室内,从整齐排列的白灰烬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间正坐在书桌旁的每一个学生。热度竟有那样强烈。大部分的医科学生都罹难,其中包括四位曾经慷慨输血给我的台湾留学生。他们有用的生命被消灭,我却仍活着,这真是悲剧的命运。

大哥至好朋友之一,林忠实医生和太太,当原子弹爆炸时,正在长崎市区中心。然而,奇迹地,他们却安然无恙。虽然在战前他们未能生育,战后倒生育了几个正常的小孩。 那正是仲夏时候,不久这座死亡的城市散发出令人不能忍受的臭气。善后工作,对于当事人是一种异常的考验。大约有七万名死难者,而许多受伤者只能搬动到市外附近。几天之内,又有新的恐怖发生。许多生存者忽然开始由囗鼻出血,毛发脱落,不久便死亡了。大哥和其医师同僚们对这种未曾有的新景象,深感迷惑。

 

日本投降

政府简单宣布长崎被摧毁了,但是誓言要继续奋战,八月十四日,宣布天皇本人将亲向全国演说。这空前的广播开始时,大嫂和我止走在村里街上。广播接收极不良,但我们听懂日本已同意无条件投降。全国国民被要求「忍受不能忍受的」。不论如何,和平终于来临了。
做为台湾人,我们不像四周的日本朋友那样,对声调颇高的天皇声音,感到那么敬畏。但是我们还是为其含义深深感动了。极大惊讶之后,便感觉有一种无限的欣慰。一个时代结束了。再来的将是什么呢f、在囗本的台湾人将如何呢?台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第三章 回到台湾和大学生活

 

告别日本

我们决定尽快回去台湾,而全无其它想法。我们出生在日本旗帜之下,有许多日本朋友。如果愿意,大哥可以继续在日本行医,我也可以在日本最好的大学完成学业。我们许多台湾朋友决定留下来。但是我们决心尽快离开,觉得一定得回家。

日本彷佛突然完全忘记了台湾。我们每天仔细寻找报上有关台湾的片言只字,但在整个夏末,只看到一则简短消息: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父亲的旧友黄朝琴则将任战后台北的第一任市长。

现在我们一家已有六囗。日本投降不久,大嫂生下次女,还有随大嫂到日本的一位女仆。我们是为石村唯一的台湾人家庭。

在天皇投降的广播后,立即有美国飞机经常低飞我们上空。我们联军战俘已被释放,而美军飞机正在空投粮食给他们。大家都相信美军即将登陆。许多村里的妇女躲避到山里,带着她们削尖了的竹矛。她们曾听说,而且相信所有的美军都是魔鬼、野兽、强暴者。

日本投降后不到一个月,美军开始在村里出现了。我们在邻近的山路上看到吉普车,而对这种新式车辆都感到惊异和兴趣。白肤或黑肤的美军开始来到村里,而人们对美军的形象立刻有了急剧的转变。日人对美军观感从一个极端投向另一极端。大家所预期的魔鬼,原来是极友善而乐于助人。小孩得到糖果,老人得到香烟,还有许多初遇时的不寻常的故事。偶尔,也有一些强暴或抢劫的案子,但是,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对于征服者之竟然如此善体人意,很感惊异。比如,有一晚村里的老旧卡车在山路抛锚,路过的美军吉普车很小心地运转以车灯照亮现场,并帮助那个倒霉的日人司机修妥卡车。卡车司机和乘客们都感激得不知所措。

村里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干扰。美军巡逻车时常在村里街上开过,但是村民未受到任何扰乱。有一天我在路边与吉普车里的二个美军谈起话来。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日本人,而是台湾人。我自己很吃惊,第一次能这样公开而骄傲地说明这种区别。

大哥整个秋天都继续在村里主持诊所。我们都安全,过得还算舒适,然而仍然渴望回家。我们没有收到从高雄来的任何家信。在松元的堂弟决定留在日本完成学业,没有想到他在日本一呆便是十几年才有机会回台湾探亲,我们亦没有大姐的消息,她曾与姐夫一起到上海、北京。如今我的伤口已经痊愈,体力也恢复,我变得好动了。我偶尔到长崎去,那里有许多美军,许多新式车子和推土机。推土机是美国人在战时新发明,用来清除炸毁的建筑物,并清理道路。到处堆积如山的碎石瓦砾,使整个都市变成巨大垃圾场。

十二月下旬,有一天我从长崎搭乘村里的卡车回来,发现家里一片喧闹。原来我们已接获通知,立刻回台湾。我们仅准携带手提袋,而且在午夜以前赶抵长崎火车站,搭乘火车到佐世保港,由那里搭船回基隆。

我想要带走我珍惜的书籍,说服大哥让我分置一些书于三个大人能够携带的袋子和行李里。我自己能带的很有限。大哥还得应付两个婴儿和四个大人必需的用品。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都送给日本朋友和邻居。

在长崎火车站遇到二、三十个台湾人,幸免于难的医科学生、杨医师和他的家族,以及其它人,大家都渴望回到台湾。日本人军官在美军指挥下负责安排一切。在特别为撤离者和其行李而保留的车厢里,我与一个正要回汉城的韩国少女攀谈起来。我们都处于人生戏剧性转泪点。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再是二等国民,但却不知道末来到底是怎样的。朝鲜已得到独立的保证,台湾人也被保证在新的、改进的战后中国下获得自由,而被交给蒋介石手中。与韩国少女通夜的交谈,非常愉快而亲密。

在佐世保,我们被推上极拥挤的货船,要自己找一个地方以备这段漫长的归乡航程。乘客大都是台湾青年,他被征召为日本军夫。他们很粗鲁、不安静;不断地吵架。然而,他们亦很高兴即将回家了。

我们匆匆赶到佐世保又被推上船后,又极痛苦地在港口内随船摇摆了约一星期。当我们终于离开港口而驶向大风浪的大海后,彻头彻尾地晕船了。在这凄惨的情形下,我们又获知这条船将要通过布满水雷的海面,有些遣送船只曾触雷沉没,失去不少生命。船客们乃组织起看守来,在整个航程中轮班依栏警戒水雷。

 

暗淡的台湾

我们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黄昏时抵达基隆。仍然没有父母的消息,也没有什么亲朋来欢迎我们。基隆的破坏程度令人惊愕,原来在琉球战役期间,基隆市遭到百分之八十的破坏。它受到彻底的轰炸,以阻止日军在那可怕的战役中利用该港市。

下了船后,我们在码头雇了人力车,向一位有名的邱医生的家出发。他是父亲的同学和老朋友。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在那位邱医生家里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而首先获得响最大好消息便是父母亲都健在,但已搬回高雄了。虽然非常疲惫,我们仍然很兴奋地谈到深夜。我们听到的,大都令人泄气,从一九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直到十月廿六日,陈仪正式在台北接管台湾行政,其间,日人继续掌理行政。主要街道修复了,而在清理建筑物和恢复公用施设方面也相当的进展。但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暗淡的景象,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很高兴回到了台湾。

隔天黎明,我们便首次体验了中国国民党接管后台湾所遭到的改变。在战前,日本政府在高雄与基隆之间,每日维持十二至十四次准确的火车班次,有的是特快车,有的是平快,还有的是普通车。战争对于火车路线并无太多的破坏。

台北附近的铁路设施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大,而且装备较好,而这些也躲过了严重的破坏。
在十月移交的时候,火车车辆虽然陈旧,但还是完整的。如今我们发现在中国人经营之下,基隆与高雄之间,每日只有一班火车联系。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航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呆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例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划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航脏混乱的火车。

然而,再度搭火车经过岛上美丽的乡间,使我们无比的欣喜。当驶进大甲时,我们向外看着父亲的田地,并热切寻找与童年记忆有关的熟悉地点。我们在一路上与来来去去的乘客谈起天来,他们有的由车门挤进来,有的却从车窗囗爬进来。他们的故事都是一样,千篇一律对新政府表示不满和失望。财产的安全已经变成过去的事了。火车一路时常停止,而不如为什么。这也使人谈到有组织的窃盗团,他们剥取公共通信的铜线,窃取信号设备,偷运到中国,当做废铁出售。有一个乘客叹道:「没有人知道这班火车什么时候会出轨。」自从中
国人接管以后,用铁路寄运货物者,必须自已雇用私人守卫,一路随货跟住车厢或货车。新来的中国官员自己也从劫掠中分赃。

经过十四小时的行程,我们的火车终于在天黑后抵达高雄。我已离家将近六年了。只有美丽的乡间景色和与父母重逢的期待,便我们免于沈沦沮丧。我们走出火车站时,还不知道父母的新住址在那里。但是有一位人力车夫知道父亲的诊所,我们立刻出发了。当我们的人力车队走到一栋不太大的两层楼水泥房子前面停下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左右了。这是街上一排商店中的一间,有父亲诊所的招牌,显然楼下是诊所,楼上是住家。

门以铁栅紧闭着,没有门铃,我们大力敲打着,连人力车夫也跟着我们大叫「开门、开门」,他们似乎也了解这家庭很久未相聚了。父母并没有提防,因为他们也听说由日本遣送回台的船只已开始抵达,而且他们听到大嫂的喊声,妇女的声音,知道这一定不是国军劫匪。他们猜到大哥全家回来了。

当他们打开大门发现我也回来时,非常惊愕。他们一直相信我已死了。这真是一次激动的团圆。父母立刻要我们和他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带领我们安全返家。父亲泪眼婆婆地想安慰我断了手臂,并安慰我生命中的重创。人家都欣赏新添了的两位孙子。在其后几个钟头激动的对话中,父亲无法掩藏他对台湾前途暗淡的感觉,他一再重复「情况非常恶劣」。

此后数星期,亲戚朋友来探望我们,我们也去拜访他们。渐渐地,我从父亲的言谈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国军抵达高雄、以及其后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状况。无疑地,国民党正在把我们拉低到与中国大陆混乱生活一样的水平。父亲在战前从未参与政治,但在日本投降后,高雄的日本官员立刻找他,邀请他出来担任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在中国人前来接管以前能够维护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资深市民,日本人和台湾人都能够接受他。与其它台湾人一样,他很高兴日人统治终于结束。尽管在日人统治之下,在经济社会上有极大进步,有
自尊心的台湾人莫不痛恨在社会和政治上所受的歧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人领袖和学生一直不断地在要求自治。一九四五年联军战胜,美军以广播和传单向台湾人保证战后在中国治理下自由的光明前途。父亲便毫不怀疑地接受这些保证,答应担任委员会的主席,相信这样可以协助实现这个光明的新时代。

 

中国军的劫收

一九四五年十月,消息传来,中国军将要在高雄登岸。父亲被推选为欢迎委员会主席。这个工作后来变成一场恶梦。他受到通知中国军将于某日抵达。欢迎的准备工作立刻进行,包括购妥爆竹、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建临时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等。然又有通知说抵达日期延后了。准备好的易腐败的食物不得不想办法处分。同样情形发生几次,使得花费多几倍。

美国军舰缓慢地驶入高雄港囗,在沈船之间勉强地找出通道。日本当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军排列在码头,服装整齐,纪律严格,准备向胜利的中国军致敬。很多台湾人也好奇而兴奋,到了码头帮助父亲的欢迎委员会,并参观这一盛会。

军舰开入船坞,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第一个出现的,是个蜡遢的家伙,像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父亲心想日本人不知对这些中国军队有何感想。他觉得一生中还没有像这样羞愧过。他用日语形容说;「
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这些胜利的中国军队,是以乡村的拉夫所组成,他们一点都不理解欢迎会是专为他们特别安排的(他们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导他们的中国军官既无致词,也没有向任何人表达谢意。不久,这些军队分散市区,开始掠夺,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现在中国军队已经登陆,驻防军也在高雄出现,较多的中国官员也开始冒险由台北南下。他们向父亲征求意见,又要他在接收时,代表台湾人。他立刻幻灭了。每一中国官员首先要问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银行有多少钱?」。也许是任何政府都要问的问题,但这总是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还有他们问话的口气,父亲和其它台湾人对此印象极坏。显然,这些由台北来的小官僚,比普通中国兵也好不了多少。不久,他们穿起很好的衣服,强占好的房子。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台湾人都心里有数。他们都是强盗兼乞丐。

台湾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样的掠夺正在进行。在高雄闲荡的士兵,干脆由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高级官员由台北派来的新来者,在掠夺糖厂、仓库、工厂设备和存货。每天都有帆船装满粮食、废铁、机件、各种消费品,由高雄出发,载往大陆沿岸私自销售。

幽默的父亲常说,应有人搜集出版新来中国人的荒唐行径,尤其由大陆内地运到台湾来的无知军人的离奇故事。他们对于近代科技完全无知。有的从未看过、也无法了解自来水设备。有的从水电行取得水龙头而往壁上的洞一塞,以为这样水就会流出来。看不到水,就到水电行去大叫。有一个军人坐上理发店椅子,理了发,理发师拿起一把电动吹发器朝向军人头上时,那个军人立刻举起双,脸手苍白,害怕得发抖,以为理发师拿的是一把手枪。

父亲有他特别的难题。他的诊所挂有个招牌;「妇产科医院」。但常有中国兵坚持要父亲给他们治疗性病,或带来奇怪而无法辨认的药品,要父亲给他们注射。他们相信注射可以治愈百病。

每星期都有许多这类行径或大规模窃盗的新事例。父亲在公共事务方面非常活跃。市长时常找他谘商。他成为高雄市参议会议长。他的正直人格无人置疑,他的诊所也忙碌。他的财务也由战时的损失开始恢复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太拥挤了,他希望在焚毁的旧医院院址重建。有一天,他偶然向市长提到,他打算清理旧医院地址。「那不成问题。」市长向他说。在几天内便有三十多名日本兵到来。带头的军官说,他们正等待被遣送回日,很乐意来帮忙。
我们到旧医院址,他们工作很认真。母亲给他们茶水和食物。我自己则惊讶地发现竟然在「指挥」起这么多的日本军人。回想以前在三高时糟糕的军训成绩,不觉苦笑了。使我们很为难的,这些日本十兵不肯接受工钱。

那时,在台湾日本人的地位非常奇特。他们正等着麦克阿瑟将军给他们回日本的许可令。那些以前在我们生活中有权命令我们的,现在变成要听命于我们了。日本警察曾经是那么神气而严厉,如今已收起他们的制服和佩剑,为了生活什么样的工作都愿意去做。以前享有崇高声誉的教员,也被迫排摊在路边,出卖他们的东西。我看见有些高雄中学的老师,沿街兜售一些小对象。有时,从前的学生帮助他们渡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但也有的学生曾把以前过份严厉的教师痛打一顿以泄积恨。

在这段时期,父亲都处在矛盾的处境。因为忠于友情,他得协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来的中国人正掠夺日本人,包括日本医生的医疗用具和医药品。有权势的中国人觊觎一份产业时,他只需控诉那个产业业主曾在日治期间与日军合作过,就可以达到夺产的目的。

 

进入台湾大学

这时,我应该为自己的将来,作些决定的时候了。父母大概认为我可以多留在家里休养。但我的身体已完全复元了。我已经廿三岁,好动起来。青年时期的天性使我时而乐观,时而又陷入失望的低潮。而且我也开始觉得无聊了。高雄市很少有文化知识上的刺激,我很渴望能再度回到书堆里去。

因为我缺一年的学分才能拿到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位,所以开始查看有无可能在以前的台北帝国大学读完以便拿一张文凭。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人于一九二七年创立的,如今二十年后,已被新的中国人接收了。最近,它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简称台大。日本曾将它发展成为农学和医学的研究教学中心,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并不强。然而,它仍有一座不错的图书馆,其它建筑物和实验室,以及广大的校园。如今,它由新近从大陆来的理工学者管理。学校的重点在物理和农学。

一九四六年夏天,政府宣布所以由日本的帝国大学回到台湾的学生,都可以不经考试进入台大,我到了台北,我们大学有三十多个合于这个条件的学生,便聚在一起讨论此事。我们读的是法律、经济和政治,都是在日本经过极激烈的竞争而进入日本最优良的学府。

我们去拜访改组后的大学校长和教务长。他们都是学理工的,都不知道如何处理非理工的学生。我们要知道在日本大学修过的学分是否可以得到承认。他们不知道。尽管政府的公布吸引我们到台北来,他们却毫无准备让我们注册。一切都需向南京的教育部请示。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否准备聘请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授,他们也不知道。这也得向南京当局请示。

到这时,大部份台湾人都已了解,陈仪的行政机关在台湾所做的承诺,很少是可靠的,而台湾与南京之间的联系也很混乱。我们决定尽量不要冒险。中国的大学制度是从美国制度演变,以四年制和钟点学分为基础。日本的大学则由欧洲模式而来。我们细心研究中国大学有关法规,决定为保险起见应该依照中国法规,选读所有必修课程,以取得学位。这样既不为难自己,也不为难台大当局。

我们一再与台大当局讨论我们的问题,立刻发现他们不仅对自己院系以外的教育部规定不熟悉,而且根本不在乎。这也反映了陈仪政府的混乱和无能。他的教育主管是在中国学界名不见经传的小卒,他在台湾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很粗鲁地说台湾人是落后的。其它有关人员对于大学根本不关心,因为大学里没有多少钱可以榨取。大学怎样做,对他们没有多大兴趣。

不久,一种奇特的情形出现了。我们文法科的学生不得不自己安排课程,寻找教员,等于台大这部份是由我们来负责的。我们通知学校当局,我们准备要选读法规所规定的所有的学分,而且立刻要开始。当教务长说大学埋没有我们院系的教授时,我们则向他担保可以为他找教授。

一开始,我们找到一些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台湾人律师和经济学家,他们都有资格开课的。比如,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是日本杰出的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的徒弟。律师中之一曾在日本作过法官,是战前台湾人在司法界担任最高职位的。

我们的建议为校方接受了。我们的兴趣和决心也刺激了校方,他们开始向中国大陆聘请教职员到台大来服务。在一段时期,情况一直很不寻常。我们学生自己非正式地负起校务,只要我们有办法找到适当教师时,便立刻开课,根据教育部规定分配钟点,安排课程表。如果教师可以供应讲义,我们便承担刻钢版和油印分发的工作。当最初系列的授课完毕时,我们就整理笔记,油印供给以后的学生做参考。我们继续搜求合资格的教师,也邀请了一些专家,他们都乐意到大学授课。有些课是以台湾话授课,有些则以北京话。那时,我们都会读中文,而很快地也学会说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学生生活非常忙碌,但也很易应付:与我们在日本时考试前的拼命用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有一条教育部的规定,我们没有理它。依照规定,大学必须念四年,全部学分平均分为四年修完。我们却增加进度,在两年内念完四年的全部课程。这实在是不台规定的,但我们却是特殊的一群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曾在囗本帝国大学被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在战争结束时,我们在日本三年制的人学课程内,分处于不同年度和阶段,如今,我们则全部一起在读书,并适应中国的四年大学制。依我的建议,我们自称为「三三会」,表示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以及日本的三年学制。这恐怕是战后在台湾大学生所成立的第一个组织。我们与教职员以及其它同学相处得很好。但做为法律、政治或经济的学生,环看四周时,幻灭和愤怒逐渐增深了。我们在完成大学课程,台湾全岛经验了一场血洗。

 

 

 

第四章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

 

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法律地位非常奇特。中国于一八九五年将台湾和澎湖割让日本。日本让岛上居民二年时间选择国籍。有数千台湾人选择离开台湾或登记为中国侨民。可是,大部份住民并没有那样做,所以其后五十年,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在法律上是日本国民。他们如想移住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有些人做了,但是绝大多数都留在岛上。在日人统治之下,他们倒也得到法治的好处。日本警察非常严厉,往往很粗暴,而且日本殖民当局将台湾人当做次等国民看待。不过,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导之下,台湾经济有了可观的发展,生活水平急速提高,在农工业技术、交通、公共卫生以及一般公共福利方面,在亚洲国家中,台湾已仅次于日本。我们祖父母那一代目睹了这个仅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岛屿,从落后、恶政和紊乱中,蜕变出来。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但他们重视这和平的五十年所带来的经济相社会利益。在同的时期,在大陆的中国人却在忍受着变乱、军阀割据和内战。

父亲和我们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台湾人始终支持台湾自治运动。他们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起来,因为美国总统呼吁世界承认少数民族权利而受到鼓励。在整个一九二0年代,台湾人领袖不断要求日本政府让台湾人参与台湾的行政和立法,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让步。由地方选举成立地力参议会,投票权逐渐扩大。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政府终于宣布台湾人可与日本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这已经太迟了。日本已面临着战败的命运,年经的台湾自治运动领导者已知道美国对他们保证于战后在民主的中国可以得到新的生活。对台湾人来说,这意味着参与台湾政治各阶层的自由,并选举代表参与中国中央政府。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横滨投降,将台湾交给盟军。但是,在法律上,台湾主权的转移,要等到和平会议正式缔结条约之后。根据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所做的承诺,以及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会议所做重申诺言,美国命令台湾和澎湖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以待主权的正式转移。在这过渡时期,盟军并无保留任何权利,对台湾人权益也未作任何保留。与一八九五年时不同,并无任何规定让台湾人选择国籍。所有台湾人,不论愿意或不愿意,一律交给中国政府。

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台湾真是一个极丰盛的战利品。基隆和高雄两港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台北也未幸免,但基本的农工业结构仍然留存,仓库里囤积满满的糖、米、化学品、橡胶和其它原料,都尚未运送到日本。发电厂和糖厂也未遭严重的损害。日本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将所有公共和私人产业作成一份精确仔细的清单,交给陈仪。据估计,这些被没收的日人财产,其价值约合当时二十亿美金。在重庆和南京,蒋介石周围的各派系,军阀、官僚、党工和蒋夫人家族的豪门组织,彼此激烈竞争,觊觎这富庶岛屿战利品的控制权。临时省政府(长官公署)成立,蒋介石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在其周围则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陆军、空军、蒋夫人的集团等。宋子文曾雇用美国公司,为他私人调查台湾的工业资源,而这些调查队远在陈仪到达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达台湾了。

 

陈仪官员的无能和腐败

美军飞机和舰船将国民党人员由中国人陆运送到台湾,一九四五年十月,台湾人热烈地欢迎他们,以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不到几个星期,台湾人便发现陈仪和他的官员轻蔑台湾人,而今人无法想象的是贪污和腐败。整整一年半,他们大肆劫掠台湾岛。这些新来的中国人一生都生活在内战和日军侵略的骚乱中。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尽管搜刮,把台湾人当做被征服的人民。

在十九世纪,台湾曾受一个无纪律的军府统治,他们即使在中国也是以腐败和无能而恶名昭彰。但在日本严厉统治半世纪后,台湾人学得了法治的价值。有契约,则应遵守;应推定自己的邻居是诫实的人;在商店里,固定的价目使每一个商人易于经营。台湾人已学习到现代交通、科学化农业和有效率的工业必须依靠诚实的量衡、遵守合约和正确准时等等,才能操作。

我们的新主人完全不懂这些标准。台湾人经常受到轻侮看待。外来的这些官僚和较有教育的搜刮者,很明显地,将台湾人的诚实看做可笑的愚蠢。在战争期间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狗咬狗的乱世,这些人得以幸存并且能达到目前的地位,主要是依靠诡计、欺骗和两面话:这些通常也是他们能在中国城市生存的唯一法宝。由他们看来,老实的台湾人是乡下的粗愚,极好欺负。

中国大陆人传统一向看不起台湾,认为只是一个蛮荒的属地。新任的教育厅长抵达不久,向学生演讲,便极粗鲁不客气地这样说出来,因而激起愤怒的抗议。另一方面,台湾人则公开嘲弄这些新来者,因为他们经常表现出不熟悉现代器具和组织。许多中国人古怪的事例,广为流传。他们不学习,便想开车,大概以为如果愚蠢的台湾人都会开车,他们为什么不会呢?由大陆内地被拉来充军的中国兵,对现代机器,一无所知。他们许多人不会骑脚踏车,而又偷窃来以后,将其背在肩上扬长而去。

一九四六年是幻灭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经济企业的各阶层内,台湾人被解雇,以便安置陈仪组织的亲戚朋友。陈仪的秘书长一口气安插其亲族七人在有利可图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负责数百万美元的茶叶外销。台中菠萝公司,战前的产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经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秘书,从未看过一颗菠萝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长据说安插了四十多个亲族领薪。农林专员企图没收东海岸的许多私人船只,借口那些船只在基隆政府监督之下可获较好保养。其实,大家都晓得他的下属正在那里经营走私船队。

一九四七年,紧张局势濒临爆发边缘。陈仪亲族在公营机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生产者被迫以一定的价格将其产物卖给公营机构,其后那些产品则以更高价转卖于福建或大陆各地。财务、交通和工业主管彼此之间设计出一套复杂规则,使他们能完全控制并榨取台湾的经济。任何外销或进口都得付些税金、佣金或其它费用。

在一段时候,我们这些攻读法律、经济或政治的学生,即三三会,继续钻研于书本和抽象的理论。我们虽未热衷于实际政治,对于日增的危机,也无法完全蒙蔽耳目。蒋介石的官员将中国的滥权带到了台湾。这种滥权使他在大陆的地位削弱,以至于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陈仪的官员急切在进行其无止境的贪婪。他们要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之前,尽量养肥自己。

父亲当时是高雄市参议会的议长,还未受到骚扰。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没收台湾人产业的事件。不少台湾人在过去五十年中,与日人合伙经营事业,任何无耻的中国人,若想占有那些台湾人的有利产业,只要抓住机会指控「汉奸」即可。

一九四七年初,我们正专心于读书之际,陈仪一连串的措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财政、交通和工业主管连同公营企业机构,发布了一系列的新规定,加紧控制专卖,以「必要的国家社会主义」,榨取台湾人的财富,尽入政府高官和他们在大陆的庇护者私囊之中。南京的中央政府宣布「民主的中国」采用了新宪法,但是陈仪却奉蒋介石命令,告诉台湾人,因为他们还不熟悉民主的程序,有些宪法条文必须经过一段政治开导时期之后,才可以适用于台湾。换句话说,在国民党领袖们认可以前,台湾人无法在行政上享受有效的发言权。

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政府知道台湾大众多么厌恶它。一个突发事件终使众怒爆发,几乎将陈仪和国民党逐出岛外。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公卖局的查缉警察,粗暴地殴打了一名在台北圆环兜售私烟的老妇人。这使路人愤慨,要攻击那些查缉人员。查缉人员被追赶人于附近警察局。他们的吉普车被焚毁了。隔日,全台北群情激愤,到黄昏时,台湾人与占领者中国人之间,展开了全面冲突。抗议狂潮的第一波,指向烟酒公卖局,公卖局的办公室被捣毁,职员被痛打。民众涌向公卖总局,要求缓和公卖局的专断政策。群众再向长官公署抗议,陈情。当他们抵达大门时,无武装的民众便遭到机关枪的扫射。

 

二二八事变爆发

台湾人压抑已久的愤怒,全部爆发了。隔天黄昏时,陈仪的长官公署实际上已经瘫痪了。高级官员和有权势的搜刮者,在台北北郊成立一个防卫营地,将妻子和大批私人财宝送到那里,由重兵守卫。其它由大陆来的平民则躲在家里,害怕曾有大屠杀。

事实上,那种可能并不存在。台湾人没有武装,而警察任务已暂由严守纪律的学生接管。最初两天,双方都有暴力。陈仪的巡逻警察任意射杀人民,企图恐吓人民。台湾人也有时诉诸于木棍和拳头。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一些台湾人中学生曾到铁路局询问火车何时恢复营运,以便南下回家,他们都相继失踪,更激怒了一般民众。

第三天,陈仪宣布他愿意听取人民的意见。他指定一些著名的台湾人成立一个委员会,与他的代表会商,为解决这次事件,拟定一个改革计划,以便送请中央政府考虑。他答应撤退市区街上的巡逻军警,并保证不会让军队进入台北。这个委员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代理着已躲藏起来的陈仪部属的职责。代表陈仪的人当中,竟有些出生在台湾而在一九二0年代曾到中国大陆去,然后便为国民党效劳的台湾人。他们于战后回来台湾,在陈仪手下工作。这些人只能形容为「以台湾人为职业」,得到优厚待遇,以「台湾人」身份,向外籍访
问者为陈仪政府辩护。

在委员会成立时,陈仪宣布他希望于三月十四日能够收到一份改革计划的意见书。台湾全岛各城市因而成立了十七个委员会分会。每一个委员会,讨论了台湾人的不满,拟定了建议,然后送到台北的处理委员会。处理委员曾在台北中山堂集会,每次会议,会堂大厅都座无虚席。

在事件发生后五天中,台北显得沈静,但气氛紧张。商店重又开门,粮食也开始由乡下运到市区。陈仪虽然信誓旦旦,却设法将军队由南调北,企图在收受改革建议书前,先发制人。幸好,二月廿八日和三月一日的事件消息已传播全岛。新竹一带颇有警觉的市民们,在一些地点,拆除铁路,阻挡军运火车。陈仪的欺骗阴险,更加深了台北市民的不信任和愤怒。在有些城市里,为反抗陈仪手下的控制,而发生暴动。有些共产党员,在一九四五年底,依麦克阿瑟将军命令而由日本监狱释放出来,试图利用这场混乱。但是他们未能获得追随者。日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采取的坚决反共政策,已使台湾人恐惧共产主义了。

台北群情高涨时,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集会于台大医学院礼堂,讨论时局。但是我们没有组织,讨论也没有结果。我们在校园里的情况还算不错,而我们仍然生活在与现实分离的世界。我们但愿有更多更好的教职员,但在学业上没有什么真的可以抱怨。我们可以抱怨的都是个人的和一般的,如个人家庭和一般台湾人所遭受的困难、创伤以及损失。当我们的集会开散后,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走上其认为在这危机中所应该走的路。

陈仪和其重要手下,不时向民众广播,要求人家保持沈静,并说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当的,而会得到慎重的考虑。但是我们却开始听到谣言,隔着一百浬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已有大批军队聚集了。因此,委员会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真的开来台湾,陈仪将根本不理曾改革建议。

整个星期,报纸除了定期发行外,还有号外,让读者知道委员会进行的情形,中山堂的会议也常广播出来。三月初一个星期,市民所谈论的全是这个话题。三月七日,委员会主席,与十七个地方的处理委员会讨论后(我父亲也是地方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将改革建议交给陈仪。

一些学生也拟就一份改革建议送交陈仪。他们在陈仪办公室受到有礼貌的接待。陈仪的手下称该建议很有用处,很有礼貌地请每一学生写下他们的姓名住址。他们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国民党军队展开屠杀

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则在高雄身历着一场残酷的经验。高雄是成立处理委员会的十七个城市之一,而父亲被选为主席。在这不安的过渡期间,他们要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还要磋商改革建议,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员会作参考。因此,委员会决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禁止他的士兵再继续射击市民或威胁委员会。他的巡逻队每看到台湾人集合在一起,便随意射杀。父亲率领的代表团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缉撤退那些巡逻队,而在地方领导者应陈仪要求而集会讨论改革建议期间,将军队暂留住军营内,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设立在一个能俯视全市和港口的山上。当我的父亲和其它代表一进入司令部营地,他们立即被逮捕,并以绳索捆绑。其中一个代表涂光明,是一个冲动的人,他是由大陆回来台湾,曾一度在蒋介石死对头汪精卫之下做过事。此时,涂忽然破口大骂蒋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陈仪。他便被带离代表团,以铁丝取代绳索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涂痛极惨叫。经过一夜苦刑之后,涂被枪杀了。

父亲和其它代表随后又被绳索捆绑,在颈后打结,十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们也等待着随时被枪杀。但是,在隔天父亲忽然被释放回家。这是因为彭孟缉出面干预,表示仁慈说:一我们知道彭先生这个人是好人,我们没有理由伤害他。

父亲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里。他有二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对于这些事,我在台北一无所悉。我们只能从收音机听到各地冲突的消息。还有苗栗附近铁路被拆除使陈仪军队不能进城的故事,以及谣言说山胞也由山区下山来帮助台湾人对抗中国人,等等。

我的外祖母是台北与基隆间的八堵的人,有许多亲戚在基隆。三月十日下午从八堵来了一位惊惶的访客,说大陆派来的军舰已经到了。而且在末靠岸以前,便开始炮击海岸和港湾。如此,基隆和台北便为恐怖所笼罩。国民党军队一登上岸,便开始向基隆市街流窜,射击或刺杀市民,强暴妇女,抢劫民家和店铺。有许多台湾人被捉到,活活塞进帆布袋,堆积在糖厂仓库前,然后一个个扔进港囗海中。其它有些人干脆只被绑起来或链锁起来,从码头被推下海。

到了夜晚,国民党部队已抵达台北,开始向全岛展开。同时,另一支军队也从海上开到高雄,与彭孟缉的军队会合后,重演与基隆和台北同样的野蛮屠杀暴行。陈仪已下决心要恐吓所有台湾人,并彻底消灭所有曾胆敢批评他的台湾人。

直到三月八日以前,处理委员会的台湾人以及许多非委员的人士,不断呼吁改革,并一再向蒋介石请愿撤换陈仪和其手下要员,以较诚实的人取代之。到了三月十日,这些台湾人领导者们,大部份已被杀死,或被逮捕或躲藏起来而找寻途径逃离台湾。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军机低飞于台湾各城市上空,散发「中华民国总统、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文告。其内容却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级官员就「二二八事件」所作的评论。他完全支持陈仪的政策。他说,「暴动」的领袖,是「共产党徒」和「被日人奴化的台湾人」。他说大
陆人曾「辛苦旧斗五十年,以求光复台湾」,因此,台湾人欠中国人很大的债。

在这数周内,死了多少台湾人,没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计是在一万到二万之间。处理委员会的委员首先失踪。编辑、教员、律师、医生等凡曾敢批评政府的人都被杀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携带改革请愿书到陈仪办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学生们,都一一被找到,而被杀害。数过前曾代理胆怯的中国人警员而维持秩序的许多中学生也被杀死了。从此,一九四五年以后,凡曾敢嘲笑中国人落后或批评政府腐败的任何台湾人,都有性命危险。

在这恐怖的数过,我保持沉默,待在外祖母家里,害怕而忧虑。我从未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或团体,我的名字也不曾登上请愿书或宣言。没有军人到我们家里搜索。我虽在大学念政治系,对实际政治却很隔离,而且非常天真,我仍然未发觉,此时对我们自由和权利的威胁,更甚于日本人统治时期。这时,我写了几封信给父亲,对于发生于台北的恐怖事件,表达了愤怒。那时我不知道父亲的信件受着检查,直到有一天,高雄警察局长偷偷地警告父亲,通知我不要再写那种信。就那样,我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单了。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国民党军队抵达以后数周内,高雄的情况很惨。在这时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恶名。比如,当许多高雄市领导人士聚集于巿政府礼堂讨论这次危机时,门突被关闭再受到机关枪扫射;家人被迫在火车站前广场观看父亲或儿子被枪决;在枪决之前,还有许多惨绝苦刑加诸人犯。父亲一生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至此变得更加痛苦和绝望。

 

事变之后

台湾全岛有名望或有财富的人,莫不遭到卑下国民党官员的威胁和勒索,扬言以「反政府」罪名控告他们。例如,高雄市议会副议长便被几个年轻军官敲诈,几乎被迫将年轻女儿交给他们。他本来是有钱的人,但因此近乎破产了。有一度曾有谣言说,我的父亲即将被捕,并以曾任地方处理委员会主席的罪名受审。他曾被监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侥幸地逃过如许多朋友一样的噩运。

台北渐渐恢复了平静。陈仪被召回南京,任中央政府资深顾问。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一个大而重要的省份。他在台湾的继任者是一个法学家,魏道明。他曾任驻华盛顿大使,有许多美国朋友。

我们学生也一个个回到学校。我们不敢随便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聚会,而只能把我们的恐怖和愤怒在校园三三两两边走边谈地表达。我们已发现在校园布有打小报告的网民。有时候,可怕的特务、宪兵或警察会突袭学生宿舍。被捕的,有不少是来自大陆的自由派的杰出学生。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与我们一样的激烈。我们察觉到中国人最惯用的手段之一便是雇用网民,他们得到的酬佣便是一些现金或公职肥缺。

 

毕业台大

一九四八年夏天,二二八事件后十六个月,我从台大政治系毕业。我们这些三三会会员,在两年以内修完四学年的学分,但事实上,除了磨练了中文以外,没有学得什么。可是,总算得到南京政府所承认的中国学位了。

如今,我必须在学术研究和商业界,做一抉择。台北第一商业银行给了我一份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前任台北市长黄朝琴,因为在二二八事件中与国民党合作,而得到担任该银行董事长的酬劳。政府拥有该银行股份的半数以上,因此可以说是半官方机关,但是允许黄朝琴专权经营,因此银行几乎变成他的私人事业。无疑的,我所以有这份工作,因为黄本人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的妹妹又是母亲的最好朋友,黄也把有钱的妹夫,纳入董事会,他与我也熟识。另一方面,我亦被聘为台大政治系助教,可以作研究并协助系主任处理系务。

要选那一职业,真是一个难题。银行的薪水约有大学助教薪水的三倍,而且如果我的表现不错,可以升迁得很快。但是我的兴趣实在不在于商界。尽管如此,我先决定进入银行工作看看,而到初级实习班报到。有一个月之久,我每天都报到参加训练。但是自己愈来愈清楚,我没有兴趣一生在银行里工作。高薪的诱惑力消失了。三十天后,我自动辞职,回到台大当助教,如此,我的前程确定了。

 

 

 

第五章 留学加拿大和法国

 

担任台大助教

国立台湾大学行政的混乱和变化无常,反映了此时所有国民党机构的杂乱。中国内战还渐在加紧,共产党势力不断在增大,蒋介石政府陷于分裂,都无情地打击着非共产党的政敌,这些政敌包括认真提议成立第三党以取代国共两党的自由派人士。这时,正直的人已很难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中待下去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台湾也经历着极大的混乱和剥削。这并不能归罪于共产党。当时在台湾无疑有共产党特务存在,却没有重要的共党组织。陈仪的继任者魏道明,他之所以被选择,主要是因为他颇为华盛顿政界所熟悉。事实上,他不过是傀儡而已。一般相信,魏太太在幕后操纵实权,并决定经济政策。

虽然政治腐败,台湾学术界却开始显露复苏的现象。因为共产党在大陆上节节逼进,许多学术机构相继瓦解,不少优良学者也四处流浪,辗转到台湾来寻求一栖之处。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两年,就有大约二百万难民逃到台湾,一些公私立图书馆的藏书,研究数据以及艺术珍藏亦跟着搬来。一些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经因为躲避日军侵攻而东转西徙,如今又渡过 台湾海峡,在台湾复建。中国最著名的学术中心机构——中央研究院,因为无处可去,最后只好搬到台北。台大是日人在一九二七年创建的,由国民党于一九四六年接收,现在也开始扩充了。有数百名从中国各省逃来的流亡学生也进入台大。

我进入台大政治系是从教员中最低的助教作起。法学院在从前日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的校舍。那时的系主任是万教授,是一位能干而有趣的人,但不久便不得不离开台湾。据说他在大陆时曾与蒋介石的政敌白崇禧、李宗仁等有过关系,因此很难在台湾待下去。一九四八年,蒋经国带着特务组织进入台湾,开始清扫异己,以确保他父亲能安全由大陆逃到台湾。其结果,凡政治思想不见容于蒋的人.如不遭杀害或逮捕.便被驱逐出境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与台北士林一地主的长女结婚。

 

萨孟武院长和傅斯年校长

我当助教不久,法学院来了一位新院长,萨孟武。他是大陆人,毕业于我就读过的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个人对我和好友刘庆瑞特别器重,刘也是三高毕业生。刘与我同样,后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不过比我低一班,战后也回来台湾,与我同时毕业台大,也是三三会的一员,而与我的表妹郭婉容结婚。我们同为政治系助教,成为好友。

萨先生鼓励我们二人写作发表学术论文。每当我们写完,他就费很大功夫逐句逐字以毛笔修改我们的汉文。作为一个院长,这真是不寻常而莫大的功夫,使我们衷心感激。如此,我们写了不少论文,他也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修改它们。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我们的汉文写作能力突飞猛进,一两年之内,大学的大陆籍同事莫不惊讶我们的汉文已经差不多与大陆长大的「真正中国人」一样好了。这都应归功于萨先生的耐心教导。他却一再公开说,只有在日本教育制度下,才能产生像我们这样的优秀年轻学者。

不久,我们开始听到一些较年长的大陆籍学者说,我们将成为法学院的骨干。刘庆瑞专攻宪法,我则专心于国际公法,当台大合并前日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时,也同时获得了有五万册藏书的良好图书馆。此图书馆再度扩张,把台北帝大买下来的有关法学院藏书也收藏起来。在战前,台北帝大图书馆拥有四十万以上书籍,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西文的。如今,台大法学院又增加了中文书籍,但这些不断增加的藏并末好好分类和整理。我们常进入书库,在书架间浊览,发现新的或有趣的书本。也就是在这里,我偶然发现了几部有关航空法的书。
尤其一法文巨著李果夫(le goff)的「航空法」(le droit aerien),我读了极感兴趣。也许我之所以对这方面特感兴趣,是因为过去在长崎的创伤,使我主观地迷惑于飞机,尤其是战时的飞机。

我再度沈迷于法文书籍,这次是法律著作。我决定将国际航空法作为专攻,开始广泛阅读有关文献,并开始认真写作。当时的论文还不算真正的独创,但在中文方面,却可算从未有人作过的新贡献。我接二连三发表了不少中文论文,有些登在大学刊物,有的登在校外刊物。在研读这方面文献时,有一个美国人的名字经常出现。此人就是约翰.考博.古柏(john cobb cooper)。他公认是这方面的权威。当时他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研究。我曾直接写信给他,他很诚恳而亲切的回信给我。此后一年,我们断断续续地通了一些信。

这时,台大来了一位新校长,傅斯年。他是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有时作事显得相当专横。他立刻查觉到台湾和台湾人环境很特殊。他公开宣称,他相信台大最后有一天应由台湾人来管理,而他这个信念成为他的基本政策。他不但设法网罗台湾籍教授,并且努力培养已在大学里的年轻台湾人。

傅斯年是个典型的北京大学学人,也是胡适的好友。胡适的父亲在满清统治台湾快要结束的时期(一八九一一八九四)曾被派到台湾当过小官。此时,胡适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执行会长。此基金会是美国政府于一九o八年用庚子赔款设立,藉以培养中国的青年学者,其总部设在纽约。

傅斯年透过他个人的关系,从「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曾」,为台大争取到二个奖学金名额,一个给教员,一个给应届毕业生。傅斯年并订了一个原则,即两名奖学金名额中,至少一个必须给台湾人。不久,傅斯年因心脏病,忽然去世。当时,我有一种痛失良师益友的感觉。在这个计划进行到第二年,我申请教员部份的奖学金,说明我愿研究国际航空法。我竟然获得了这份奖学金。

对此,一些长辈教授提出抗议,质问校方何以让这样年轻的台湾人得到这份荣誉。台大的新校长钱思亮在教授会议中被问起这个问题时,公开答复说他相信这一选择是正确的,而必会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当奖学金之事确定后,我立即写信给古柏,征询他的意见,我应该到那里去深造航空法。他立刻给我回信说,加拿大蒙特娄的麦基尔大学刚成立「国际航空法研究院」,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这行的研究所,他将应聘担任第一任院长。他认为我当然应该到那里,在他指导之下从事研究。蒙特娄早已成为国际航空事务的重要中心。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和由诸航空公司所组成的「国际航空协会」都在那里。

 

父亲病重

我以极兴奋的心情开始准备留学。那时,到国外留学的人很少。在加拿大或美国,连一个可以打听国外求学情形的朋友都没有。我虽然读过不少西文书籍,对于实际情况却可说是一无所知。我意识到即将远离家人,到异国停留一段时期。我的儿子在一九五o年三月出生,如今将近十八个月大,正是最迷人、活泼、天真的时候。父亲为他取名彭玟。大都华人的名字有两个字。但父亲却非常特别,认为他孙儿的名字只要一个字就够了。他说,以两个字取名毫无意义,若是只有一个字,写起来比较简单,而且省时。因此,他所有的孙儿女,除了
二个在战时日本出生的孙女以外,只有一个字的名字。

在接受奖学金而准备出国时,最使我痛苦的,就是父亲的健康已经非常坏。他个性很急,如果一个字就够的话,他就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写两个字。他也富于想象力,解决问题若有较好办法,他就不愿意接受传统的束缚。尽管他的脾气急躁,大家都很敬爱他。至今我们都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可能不会太久了。

在一九四五年与一九四七年之间,他曾过着很活跃的生活。但是经过陈仪统治台湾那段悲惨痛苦的岁月后,他彻底幻灭,最后,以绝望的心情从公共生活退隐,把全副心神放在自己医院的工作上。他已六十多岁,健康已走下坡。身体检查的结果,发现他的心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医生说他只能再活六个月。虽然医生没有告诉他,他自己看过胸腔的x光片后,也知道病情严重。

如果想获得麦基尔大学的硕士学位,我至少在国外要待二年。当时,一到国外,再回来探亲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了解我大概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父亲了。这真是一个惨酷的困境。依照传统,父亲去世时,儿子远离他乡,是最不孝的一件事。何况,我在出发以前就预先知道此事极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在父亲病危时仓促飞回台湾,不论在经济上或手续上,都是不可能。依当时政府的规定,留学的人不能做短暂的归国,不论任何理由,一回到台湾,护照就取消,必须重新申请出国,又得费时数月。

父亲对这些事完全了解,坚持我不可错过这难得的机会。他深知错过这样好的机会,对我的学术前途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损失。他也清楚,我一向对西方世界与他一样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如今骑在我们头上的中国人及中国搜刮者的痛恨,或许也加强了他要我把握这个留学机会的愿望。正如他年轻时把握到台北去学医的机会,然后,为他那一代的台湾人做了一点事,也许我留学回来后,也能为我们这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事情不那么简单。有些亲戚劝我不要出国。父亲却劝我不可犹豫。我决定按照他的意思进行、开始办理极麻烦的出
国手续,花了数月时间才办好。虽然读过十五年以上的英文,我还是临时到一位天主教修女处,补习英文会话。

一切准备妥当,护照拿到了,启程日期也决定了,告别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到高雄与父亲做最后的聚会。医生不许他走动太多,也严禁他旅行,所以我就陪他在高雄家过了几天。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要搭夜车回台北。尽管我们反对,父亲还是坚持要到车站给我送行。无疑地,我现在所做的,如果他在年轻时有同样的机会,一定也会同样地做。然而,对我来说,一想到这可能是此生最后的诀别,简直不忍再想下去。

母亲、姐姐、哥哥,很多同事和学生都到机场给我送行。我向妻子和小儿子道别。他们不久要回到高雄,与父母住在一起,这给父亲很大的安慰。后来,他们祖孙两人感情极为亲近。

大哥慢慢接管所有医院业务,父亲日夜陪着小孙子,在他的小房子和花园玩耍。

 

飞往加拿大

要飞到加拿大的第一站温哥华,只有用绕道的方式,先到马尼拉,在夏威夷停留数小时,又在旧金山过了一夜。为了省钱,我从温哥华乘火车,横贯加拿大,到蒙特娄去。在中途与一位表弟共聚一晚,他是神学院学生,刚在火车所经过的一小镇教堂,做暑假工作。

我的英文会话能力还是很不够,有时觉得很难堪。在火车上遇到二个少女,她们很亲切友善,送给我苹果,使我较自在地用英语交谈。火车经过加拿大中部一片广大的平原。餐车上精致的菜单对我是个难题,很多菜我根本不懂,所以尝试过一次以后,干脆放弃了,改在沿途的车站随便买了三明治里腹了事。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路程。坐在火车里一小时又一小时,我不断在怀念父亲,又怀疑自己的语言能力是否能够应付未来的研究院课程,根本无心欣赏展开在车窗外的加拿大景色。

我在晚间抵达蒙特娄车站,乘了出租车,叫司机给我在大学附近找一间小旅社,住了一晚。一切都很陌生,觉得紧张又感忧虑,觉得精疲力尽。

第二天早上,带着行李,到麦基尔法学院去。院长秘书菲丽丝.奥尼尔(phyllis o,neil)接待我,她非常亲切可亲,从那时起,我们的友谊,继续到现在。我永不会忘记她那天所表现的仁慈。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月,她暂时安排我住在一位日裔加拿大人姓山下的家里。数过之后,我找到了一对可亲的法人老夫妇,安顿下来。虽然房间很小,但是便宜而舒适。我很喜欢我房东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他们是单纯而宁静的家庭。

我非常想家,而陷入极度的忧郁中。很不巧地,我要再等近一个月才开学,除了在市区做漫长的散步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我找不到一个能了解我的背景和心情的人。夜夜我暗自流泪,想念父亲,等待家信。这是一生中最悲惨最凄凉的日子之一。虽然每一个人都很亲切,我觉得自己是异乡人,非常孤独。

终于,古柏院长来任了,学生也开始报到,我们这班也在九月里到齐。这是研究院的第一年,有十几个学生注册。班上同学的组成很富于国际性,有三、四位加拿大人,一位美国空军军官,一位埃及民航局的律师,亦有来自德国、希腊、英国、匈牙利的学生,我们大家对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充满了热诚,觉得我们是这门学术的先驱和开拓者。古柏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并无什么学位,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升到泛美航空公司的副总裁。然后受聘在普林斯顿的高深研究院研究。他和他的太太都有迷人而温暖的个性,这点帮助他得以发掘不凡的人才,并激励他们发挥所长。教授阵容虽不大,素质却很高。在古柏领导之下,我们迅速发挥了明显的「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过着愉快的学术和社交生活。我们作为先驱者,是很特殊的一群。我们在轻松而活泼的气氛中进行小组讨论,这与我从前的求学经验完全不同。那一学年,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更奇妙的是,我是有华人血统的台湾人,说英语却带有法国口语。那时,我的法文比英文讲得好,很多当地的法裔加拿大人都以为我来自法国。

我要求并获准用法文而非英文,写作论文。我的第一篇论文,写于苏联人造卫星史普特尼克(sputnik)震惊世界之前,是讨论太空的法律地位。它获得古柏重视,马上设法登在加拿大魁北克律师公会主办的刊物上,后来法国巴黎素有声名的「法国航空法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文章。它是那年学生唯一获得发表机会的论文,同时也是全世界首次论及太空法律地位的文章之一,而成为这方面常被引证的早期古典之一。

我的第二篇论文则登在巴黎「航空杂志」上。它是从法律观点探索由最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止的空中轰炸史。我对这个题目发生兴趣,是有原因的。我曾亲身目睹了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至今,每一国家都希望那是人类最后一次使用原子弹。

我的另外一篇有关太空法论文登在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及外交杂志」上,这也许是日文在这方面的首篇论文。

如此,我在麦基尔大学的第一年,发表三篇论文,登在加拿大、法国、及日本等地四个刊物,受到相当的重视。我非常用功,但也很喜爱同学间的社交生活。父亲仍然在世,我们时常通信。好友兼表妹夫刘庆瑞也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在第一年中,我与班上二位同学特别要好,一位是易安.麦克富逊(ian mcpherson),加拿大人,在第二次大战中做过驻欧洲加拿大空军轰炸机飞行员,也曾住过香港:另一位是汉弥尔顿.狄瑟修(hamilton de saussure),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美国空军飞行员。在这个小班上,我跟另外几位同学的交情也不错,直到现在,我们的友谊仍持续着。另外,古柏太太和院长秘书奥尼尔也时常款待我们。

 

胡适先生

第一学年快结束时,我碰到一个难题。我的庚子奖学金,依照规定,以一年为限,但研究院课程却规定至少要两年才能获得硕士学位。在第一年,我们得完成所有学分,第二年则专心撰写论文。面临这个问题,我决定写信给在纽约的胡适先生。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与他通过信。听说他曾经告诉别人,他对我在麦基尔大学的表现印象极深。我与这位好心肠的名学者第一次通信时,很使我发窘,不过倒使他感觉有趣。一九五一年圣诞节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过节,我寄出一些圣诞卡片。那时,我就想到在礼貌上也应该寄一张给在经济上支持我的基金会的负责人。不久,我就接到胡先生寄来极友善的回卡。不过,在里面他加了一段话说,他既然是我的长辈,他愿意坦白告诉我,我寄给他的那张卡片,是专用于赠钱的。我还以为卡片上的一个洞只是做为装饰的哩!

如今,一九五二年春,胡适先生来信道,按照规定庚子赔款奖学金是不许延长的,但是他愿与麦基尔大学当局以及其它有关方面商量,看看能否设法使我能继续在麦基尔读第二年。胡先生和古柏曾与一些私人、主要航空公司,包括泛美航空公司接触,但没有结果。过了一些时间,胡先生又来信说,他终于找到一个人愿意在经济上支持我完成第二年的学业,数目与第一年的奖学金完全同样,但是这个人不希望透露名字。他又邀请我在暑假时去看他。

暑假到了,我便乘火车到纽约去。这是我首次到美国城巿。我投宿于基督教青年会旅舍,住了几天,也去拜访了胡先生。他住在一间很朴素的公寓里,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他是一位极温暖仁慈的长者,对我在麦基尔大学的表现,赞赏不已。在谈话之间,他也言及他父亲在十九世纪末年到台湾去服务了两年。当我告辞时,他送了几本书,给我留念。

回到蒙特娄后,我开始着手撰写论文。它是有关和平和战争期间军用机法律地位的研究,相当专门的。这是很不错的一年。最使我感到快乐的,是我的父亲仍然活着。第二年注册的新生又有十多人,同样来自世界各地。夏天的天气炎热而潮湿,冬天则非常寒冷,但是我的小房间相当舒适,我也很用功。第二学期结束以前,我完成了法文论文,得到优等的评语,获得法律硕士的学位。

 

到法国留学

我再度面临问题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教授们和父母都鼓励我继续进修。在这专门的领域里,我已有了好的开始,但现在要到那里去呢?是美国还是欧洲?胡适先生来信说,如果我想到美国,他愿意推荐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虽没有法学院,他认为其政治系是很不错的。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法国去深造,那是我一向向往的地方。我曾从二年的奖学金省下了一些钱,而父亲也愿意资助我一些,使我能继续在国外求学。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从加拿大起程,坐意大利的慢船。到英国南安普敦的一路上,风浪极大,而我仍然极易晕船。虽然如此,这是一次充满了生气和愉悦的航海。有许多学生搭乘这艘老船,有一天在甲板上我结识了二位活泼可爱的史坦福大学女生。我们一起在甲板打球、共进晚餐,观赏晚上的表演节目已到了南安普敦后,我们又一起坐火车到伦敦。一位英国朋友为我订了一间房间。房间虽然阴暗而不太好,我还是住下,每天与那两位学生观光英国数天。我那时对英国的印象并不很好。虽然那两位女学生希望我与她们一起坐渡轮到法国,我则于一星期后自己飞往巴黎。

到巴黎后,最初几天住在大学城的日本馆,然后搬到希腊馆。宿舍里学生的一半来自希腊,另一半则来自其它世界各地。

抵达巴黎后几天,整个巴黎的交通系统,因为战后最大的罢工,而全部瘫痪。因此,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在未来以前心目中那样浪漫蒂克。

不久,那两位史坦福的女生也从英国来了。她们租好房子,游览巴黎,我也加入她们的日程,过着忙而愉快的日子。我们参观名蹪、拉丁区、吃餐馆,到夜总会,包括闻名的「红色磨坊」。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蒙马特区街上蹓跶,忽然跟前有一个东方人,看起来像个乞丐,瘦瘦的,穿着褴褛,又打赤脚。他一边走一边摇摇摆摆幌着一只好像空酱油瓶似的东西。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看了我,突然以日本语大叫:「彭君!你不是彭君么?真不能相信!」他是我三高的同学田渊。他于一九四三年从三高毕业后,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艺术系,其后已经十年不见了。他是我毕业三高以后碰到的唯一同学。其后,我也再没遇见其它同学。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说。他在日本结婚过,已有四、五个孩子,然抛妻弃子来到艺术家心目中的
圣地闯天下。他已到巴黎几年,正在努力想在抽象画界挣一席之地。他马上请我到在附近的他的画室去。它在一个古老建筑的四楼,既无电梯,也无自来水设备,在那里看到他的挪威籍女友。他的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位日本的雕刻家。不到几年,这两位日人艺术家已成为法国艺术界无人不如的名人了。

几天以后,我就带领那两位美国女大学生去参观田渊的画室,让她们见识一下巴黎塞纳-马恩省河左岸真正的波希米亚式的艺人生活。那位挪威女子似不大高兴这两位衣着入时的美国女孩突然闯入。她以不耐烦而鄙视的口吻问道:「妳们在史坦福念什么?家政系?」这两位美国女孩是非常聪明,见识丰富,又老于世故的,她们觉得受到侮辱,也不是没有理由。

我注册参加巴黎大学的博士课程。虽然功课很烦重,我开始欣赏巴黎的一切。我偶然认识了一位学音乐的法国少女,一起去了不少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好友刘庆瑞已完成在明尼苏达的学业,在环游世界回合途中,来到巴黎看我。我们一起共渡很快乐的一周。

我的功课进行得顺利,论文方面也是一样,便我能比预计早一年完成学业。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完成了博士课程,最后的细节也处理好后,准备回台湾了。我带着很感伤而不舍的心情离开巴黎,心想这一辈子恐再也没有机会来欧洲了。我搭乘火车到意大利去,一些朋友来车站给我送行。我在热内亚搭乘了一艘新而舒适的意大利船,预定一个月抵达香港。

又如往常,大多时间我都在晕船,痛苦漫长的航程,只有沿路在塞得港、雅典、喀拉置孟买、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登岸小游时,才稍觉舒服些。我在西方世界渡过三年,每次上岸在那些港口逗留,都使我有机会一瞥由殖民地而变成独立国家的人民实况,这些国家包括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锡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当轮船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向中国南海时,我敏感地意识到已经再回到东方世界了。

在香港,从漫长的航海和痛苦的晕船,稍微得到解放。在五天的逗留中,受到姐夫公司的同仁热诚的招待,然后坐一艘古老的英国船向基隆出发。在这最后的航程中,我跟一位穿着长袍的中国老绅士共舱,起先我以为他只是传统的朴素乡绅,后来才发现他是颇有名气的学者钱穆。他后来出任香港新亚书院的首任校长。抵达基隆时,蒋经国曾亲自来迎接他,对他异常地客气和周到。

我终于回到了基隆。最使我惊喜的是父亲居然也从高雄赶来迎接我。母亲、妻子、五岁大的儿子都来了。这是最快乐的天伦重聚,也是最令人兴奋最难忘的片刻。

 

 

 

第六章 台大学术生涯

 

任教台大

我回到台湾与家人重聚后,父母留在台北休息了一阵,但是他们一回到高雄,父亲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他彷佛以坚毅的求生意志,支撑到我回来,而见到我以后,意志松懈了似的。秋冬雨季过后,他的病情进入极端痛苦的状态。他的心脏恶化到使他难以呼吸,也难以走动。

我在大学教书,非常忙碌。一九五五年五月初有一天,一通紧急电话,催促姐姐、二哥和我赶回高雄,我们一路仓惶回到家里。父亲仍有知觉,但是他为生命挣扎的景况实在令我们不忍卒睹。忽然,在正月十二日,他喊道:「我觉得较好了。」也坚持起身,与我们一起坐在桌边,这是好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便我们惊讶。隔日,他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

那一年在大学的日子可以说相当艰辛。我从法国回来,便进入一种复杂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我在海外的学术成就,有时害了我。国际间对我高度专门性的论文,评价很高,台大一部份同事却感觉嫉妒。我确实在系内受到一种优先待遇。当我出国时,我是助教,我离职三年,而在这三年期间,我的家眷仍然领到全薪,使得有人不满:「台大对待彭某太好了。」

台大教员升等,是由助教到讲师,经过三年令人满意的学术表现之后,才升为副教授。我由法国回来,则未经过讲师,受聘为副教授。我只有卅一岁,依中国传统的标准,我做副教授太年轻了,因此这亦成为喧闹的题目。一些同事开始攻击了。有的并不是对我本人有什么兴趣,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击法学院院长和校长。开学以后的第一次系务会议中,萨孟武院长介绍我给同事,言词之间充满赞美和骄傲之意,这时,一位退休外交官而现与我同行的雷教授,忽然站起来,带着雨伞离开会议室。这种同行相嫉的难堪表现,明示当时以及其后的一部份同事的态度。甚至有人在立法院,关于我的职位,提出质询。

在这些难堪的争论中,台大钱校长始终支持我。萨孟武院长更尽力驳斥批评者,甚至明言传统的中国大学教育无法塑造如此年轻的学者。支持我的人似乎把我当成非凡的人,而我也在下意识中逐渐发展出一种知识上的傲慢,使较年长的教授们感觉不悦。当了三年的副教授,我就升为教授,我当时三十四岁,是战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在这几年中,实际政治并未引起我的兴趣。我只关心自己的事业:教书和著作。我开的课,国际公法,成为整个台大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时。同时,我渐渐了解,台湾当前不安定的国际地位问题,与学术理论一样重要。我们正生活在复杂混乱的变动时代,台湾与中国大陆及海外中国敌友关系改变的时代。那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时代,美国隔着台湾海峡与中共对峙的时代,也是北京叫嚣「解放」台湾的时代。一八九五年社勒斯的祖父曾到台湾,协助满清将台湾割让日本。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与日本签订和约前后,也极力设法使台湾主权和国际地位留在未决的状态。在旧金山和会时,他曾经排除中国代表,不论是国民党的或是共产党的。旧金山和约明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主权,但却朱经规定将台湾主权转交中国。蒋介石愤怒地宣称旧金山和约对他所代表的中国没有约束力。在华府的压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国民党于一九五二年与日本另外签署双边和约。而此和约仍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主权,并未规定中国取得该主权。所以,从法律上说,台湾和其人民的国际地位,并末确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月美国与国民党所订共同协防条约,对于台湾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谈。

对于研究国际法的人来说,台湾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极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但我不能在课堂上自由讨论这个问题。当我们讨论到现代国家的组成要素时,我曾强调 建国的基础,不在于种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言语,而是在于共同命运的意识和共同利益的信念。这种主观的感觉,是由共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不必与客观的种族、语言、宗教等因素有关。近代史上有许多例子,种族或语言相同的人们,分别组成不同的国家,例如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组成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不同独立国民。他们有相同的血统、语言、宗教和法律观念,但构成不同的独立国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种族、语言等不同的人们,因为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信念,组成单一的国家,例如此利时、瑞士便是。又如意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个半岛,挤满了不同的城邦侯国,彼此战争不已,而且讲不同方言,经济结构也互异。

当时,新加坡已经独立,那是一个由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基于共同利益和命运的意识而联合起来形成的独立国民。

这时,我对上述问题的意见反映着早期我对瑞南(ernest renan)有关「何谓国民」问题见解的欣赏。我在课堂里引述瑞南的分析。没有学生胆敢追问这个问题,但总有些学生面露会心的微笑。

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在这几年中逐渐加深。在我祖父的时代,北京将我们的台湾割让给日本,为的是要保护中国大陆的利益并避免日本进攻北京。那时,也许是第一次,台湾全岛的各部落、各派系、各村庄开始自觉他们是居民。他们开始发展出共同利益的信念。其后五十年间,日本曾经推行同化政策,想把台湾人塑造成忠顺的日本臣民。日本在台湾重整经济、发展交通系统、推行教育,这强化了我们共同利益的信念,却未如愿地将我们塑造成理想的日本臣民。相反地,年轻的台湾人领袖,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段,在自治运动中,更加磨炼
强化了台湾人的自觉。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直到一九四五年,继续发展。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我们发现所有台湾人,我自己、我的同辈、我们的子女,又被迫要变成理想的中国人,国民党的中国人。可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在那里?我们的「共同命运」又是什么呢?

这时期,我的学术工作非常紧凑。我经常发表论文,又忙着写作一本巨册的国际公法教科书,长达八百余页。它至今仍被认为以中文写成的最住教本,甚至在我被捕以后仍有人盗我的学术声誉渐渐提高,我的名字也传到每个学校。开有国际公法课程的大专学校大都邀请我去讲课;政工干校和军法学校也曾请我去授课。这种兼课大多教授都做,藉以弥补微薄的薪水。我的周围感到羡慕和嫉妒,因为我几乎独占了国际公法的兼课,使得同事失去了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虽然我给学生分数打得很严,学生很多仍然要我做他们的导师,当大部份的教授的指导学生不到十个时,每年却有近百名的学生要我做导师。

 

哈佛大学、季辛吉、蒋介石、「中美会议」

一九五六年,哈佛大学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邀请我参加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能够再到西方世界,并挤身于国际知识分子之间,是令人快乐的一件事。大约有三、四十名参加这次为期两月的讨论会。与会人士多彩多姿,有英国国会议员、锡兰法官、德国记者、印度作家、日本女律师和科学家等等。我们在季辛吉主持之下,一起生活整个夏天,每天上午是全体会议或小组讨论,下午则参观学校、监狱、法院和其它机关。
政治小组的主持人是amherst 学院的latham教授,他非凡的机智和幽默,使我们特别高兴。我也有机会聆听一些著名人物的演请,并与他们讨论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使大家就当前问题自由交换意见。因为这时台湾海峡正面临一连串的危机和军事冲突,亚洲是否会再受到全面战争的威胁,当然也成为讨论的对象。

哈佛大学研究会结束后,我便飞往巴黎。在这次短暂的重访巴黎期间,我发现从前日本三高的同学田渊已经成名了。已有一个画廊买了他所有的作品。他已与日籍太太离婚,与那位挪威小姐结婚,在法国乡间买了一座别墅,安顿下来。在飞回台湾之前,我又花了几天拜访了在瑞典的朋友们。

一九五七年,我的第二个小孩,我宠爱的女儿晔出世了。

参加哈佛大学研究会并匆匆访问欧洲以后,回到台湾,其后几年,我每天忙于教书、兼课、著作。我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少论文,于一九五八年,以法文出版了一本书。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是行动家,而是纯学术人士,隔绝于实际政治活动之外。这时可以说是我这样生活的最后时期。

一九六o年,我再度应季辛吉的邀请,参加哈佛大学主办而由他主持,在东京举行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同时,我又受派为参加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代表之一。

对于我应邀参加哈佛大学在东京的会议,台北当局无多大兴趣。倒是在西雅图的会议,台北的政府认为非常重要。它是由当时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主任泰勒(georgetaylor)所主持。几个美国大学也将派代表参加,给台湾的政府在美国学术界进行游说并请求补助的机会。
胡适先生为主席代表,此外有四十多名学者由台湾去参加。全体代表都拿公务护照出国,而且彷佛要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夫人还邀请全体代表到他们的士林官邸,给我们一个欢送宴会,我是代表团中两名台籍学者之一,又是最年轻的。当不满的同事们质问何以我被选为代表时,胡适先生挺身为我辩护,明白给人一个印象,他是我的庇护者。我相信胡适先生所以偏爱我,是因为我在麦基尔、巴黎、日本以及台湾的学术表现。我也确信他真诚的希望台大当局,为了大学的将来,认真考虑将我和一些台籍学者尽量栽培。

在这次欢送宴会中。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蒋介石。当他在客厅出现时,胡适先生即抓着我的手,领我到这位总统和国民党主席面前,将我介绍给他:「这就是彭明敏。」其口气好像以前已经提过我似的。蒋介石便问我:「你的家人怎么样了?」「有几个小孩?」「有没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在我的答话和胡适先生插话之间,蒋介石仅只枯燥地说「好!好!好!」,未令人感觉有真实的兴趣或关怀,反而使我觉得好像帝王在问我要不要什么恩惠似的。蒋夫人却在午宴时才出现。

带着蒋介石夫妇的祝福,代表团飞往西雅图了。胡适先生做了主题演讲。有些热衷维护中国传统的人认为他对传统中国文化过份批评,太急于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这种论战后来回到台北以后仍继续进行。

在一次讨论会中,国民党政府当时派驻联合国的大使蒋廷敝,突然提议研究如何改革国民党政府,使得与会人十大为惊异。他一向被认为政府官员中最开明、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有一度他甚至公开主张成立了一个真正的反对党。然而,没有人预料他曾在这场会议中作这种建议。胡适先生,显然非常尴尬,提议说这次会议不宜于讨论这类事情,最好在其它场合再讨论,而阻止了蒋廷敝。

结束了西雅图正天的会议后,我飞往麻州剑桥,匆匆访问了一些老朋友,然后飞向日本。
在我参加哈佛会议以前,还有几周自由的时间,所以我利用机会到京都、神户等地。旧地重游,有无限的感慨,我却没有再到长崎。在京都时,我曾去探访三高时租住的人家。离开那个堆满书籍的房间以及满脑子充满对法国幻想的岁月,匆匆已是二十年了。从前的老房东很惊喜而热烈地欢迎我。他说他早就预料我有一天会成为大学教授。这次重访日本是战后在日本滞留最久的一次。所看到日本的一切,使我印象很深。日本被彻底打败,举国尽成灰烬,如今却无军备的包袱,进步神速。我想到台湾,想到国民党流亡到台湾,维持庞大的军备,国防预算占了总预算百分之八十,如果我们也能解除战备的负担,像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日本,不知道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内部政治

这次在东京再度参加哈佛的国际间题研究会,使我非常高兴,也能与上次一九五六年同我一起在哈佛大学参加会议的一些老朋友们重叙旧谊。这次会议也与上次一样,为期二月,每天聚会讨论,气氛与西雅图会议不同,参加者坦诚地试图讨论当前的问题,所触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胡适先生若是参加这种会议,或许会较快乐些,因为参加会议者,对于维持现状或光荣的过去不见得有兴趣,倒是较迫切于寻求途径来解决日渐复杂的国际关系。这是真正面对问题的努力。

在会议中我曾发言,发展一个政治思路。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指出台湾的法律地位并未确定,而建议台湾住民对于自己前途应该有发言权。我的措辞虽然小心谨慎,但含义是明显的。我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故乡和同乡每日面临的真正问题,一些与会者私底下找我,讨论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我开始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思考这个问题,而慢慢从抽象理论走向实际。一些在东京的台湾人来看我,他们总是要问台湾前途如何。这个问题,我迟早要去想的。

一九六0年夏天,给我更多思考的机会。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在台湾言论比较自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着是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严厉攻击。任何人胆敢指出蒋介石反攻大陆仅是幻想,立即受到制裁。国民党流亡台湾已经十年,思虑较周到的人认为应该正面努力使流亡的大陆人与台湾人团结合作。年纪日增的高级官员,数目日减,却将金钱和子女送到国外。军队士兵,台湾人已占多数。台湾人人囗急遽增加,与流亡的大陆人的比例已达正比一。流亡的大陆人与台湾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的日子已经到了。

在我飞往西雅图参加会议的前几天,我以前的学生傅中梅(傅正)前来看我。他神情忧闷。他以前是国民党青年军,也担任过政工,现在却在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社当编辑。雷震一直在建议政府允许反对党的成立,将国民党自由化,较实际地估量台湾真正的政治和军事处境。他尤其主张大陆人和台湾人间的合作。傅告诉我,雷震的「自由中国」正受到国民党特务日增的压力,「随时都可能出事」。如今,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在东京看到报导,雷震和一些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了傅正。这是一个令人寒栗的消息,也终止了成立反对党、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合作一类的谈论。雷震,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终于被宣判十年徒刑。傅正被送到绿岛,单独隔离监禁多年,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国家讲座」、阳明山会议、「十大杰出青年」

在东京的时候,我接到自台北来的电报,通知我已被聘任为「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的「国家讲座」。胡适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这个聘任是很高的荣誉,而且每个月可以得到补助五千元台币,用来弥补在台大二千元台币的薪水。「国家讲座」目的之一,是要使受领人安心教书和研究,不必再东跑西跑兼课。我过去曾在东海大学兼课,但自从接受「国家讲座」以后,便不再到东海大学去了,虽然该大学曾一度提议我向台大请假,搬到台中,当专任教授。
从东京回来,就任「国家讲座」教授,我的研究题目是「科技发展与国际法」。这是一个极崭新的课题,很引起学界的注意。报界对我的新职位大事报导。回想起来,可以猜想,胡适先生与其它一些自由派的学界领导人可能是要显示台湾人有能力在台湾学界最高层占一席之地,而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栽培这样的台湾人。

大约在这时,国民党内较开明的人士曾答应召开一大规模的会议,藉以团结世界非共产的中国人。海外讲求实际的华侨已开始认真估量蒋介石的将来性如何,并面对毛泽东已控制全国而且其力量渐增的事实。国民党急须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它仍有活力。举行这样一个大会议,为国民党内顽固份子所反对。蒋介石也不敢冒险由政府正式召开这样的会议,恐怕它对国民党和其领导提出不利的批评。

其结果,产生折衷办法,由国民党政府从海外华侨精心挑选一些代表,参加一种咨询性会议。会议分为经济、教育和文化三组。与会者将看到在国民党领导下台湾的突飞猛进。当然,政府不会提及美援的巨大数额或战前日本在台湾的长期建设等。

会议在阳明山举行,因此称为阳明山会议。传播媒介展开宣传,给民众加强印象,这是一极重大的事件,又说蒋介石本人将亲自出席会议,并欢宴代表们。

应邀参加会议的海外代表们,大多是年老的华侨,在各自的行业上是资深的领导者。他们不太可能会提出使国民党发窘的问题,而返回侨居地以后也不会使国民党难堪。政府高官、内阁部长、国民党领导者亦要出席报告。在会议前夕,我从新闻报导知悉我竟也被选为代表之一。这使我很惊讶,当时我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教授,因此可能是在与会者中资历最浅的。
政府和国民党官员的报告都严格遵守国策,预言北京共产政权必然灭亡,政府必能迅速光复大陆。与会者所提出的问题只触及一些琐屑的枝节,政府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是不容置疑的。蒋介石在午餐时分批接见代表。会议结束时,有了一个盛大晚宴,所有的代表和政府高官都被邀参加。

不久之后,教育部也举办了一个全国教育会议,讨论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台大校长和院长都是会议的当然代表。我也被邀请为代表。台人校长在会议中很热心地为我介绍,虽然这几乎已经不大必要,因为近年来新闻界对我的不断报导,我在台湾已成为风头人物了。

台湾的青年商会,模仿美国,决定选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各地分会分别推荐。在公布获选者之前不到廿四小时,我才知道我也被选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这使我感觉很尴尬,因为我已将近四十岁,但要辞退已经太晚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大肆宣传,报纸也有连篇的专访报导和花絮新闻,整个过程是彻底的商业推展企划。最后,还有一项精心设计的正式颁奖典礼,在圆山饭店举行,我应邀作一简单的演说。

当时,蒋经国为青年救国团主任,他便邀请十位「杰出青年」茶叙。无疑,在这种场合,照例会拍摄团体照,而这些相片也必会被救国团拿来作宣传之用。这些实非我所能接受。我仍然自认是超然、非政治性的纯学者,我实不愿我的学生看到我与众人所畏怖的特务头目而又自称「青年导师」的人,公然在一起。

我写了一封信请人送到蒋经国的办公室,说明我有事往台中,不能参加茶会。过日,当全岛报纸大登团体照时,我的缺席显得太醒目了。立刻有各式各样的猜测,为什么我要杯葛蒋经国的邀请?没有想到,这事日后竟被列为我「反政府」证据之一。

 

 

 

第七章 在联合国?良心的矛盾

 

 

从政治系到政治界——联合国

屡次受派出席各项国际和国内会议,以及年近四十而获选为杰出青年,等等,这些都过去了。一九六一年台大任命我为政治系主任,这是相当大胆的任命。当官方对我愈表示信任时,正是我心里对于整个政局的疑虑愈加深时。在政府里面,想法似乎也分裂着。国民党中有些年老官员,在流亡期间,变得愈来愈反动,另外的则变得较开明,试图使台湾社会发展成能容纳各种份子的进步社会。

系主任的职务,是八月一日开始的。但在九月开学前,有一天早晨,台大钱校长忽然派他的车子接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有紧要事商量。看到他后,更使我吃惊,说我将被派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那天下午,外交部的通知,确认这项任命。

从这个任命可以察觉政府非常紧张。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已经无法再拖延了。华府和台北必须改变策略,因为前一年联合国大会表决是否让中共进入联合国时,支持国民党的国家降至最少数目。尤有甚者,此年要决定是否允许外蒙古和茅利坦尼亚加入联合国时,台北当局企图一直抵制对垒。蒋介石政府仍欲自称代表外蒙古,虽然它被赶出大陆已十年多了。苏联则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如果国民党政府否决外蒙古入会,苏联也将否决茅利坦尼亚的加入。但是,非洲国家却很希望茅利坦尼亚加入联合国,所以如果因为国民党政府否
决外蒙古而茅利坦尼亚无法入会,就会得罪非洲国家,国民党会失去为维持其联合国地位所需要的支持。有关方面告诉我,他们需要一个人,真正能在纽约工作,且具有国际法的知识,精力充沛,而能得到国际的尊重。

如今,我对官力事务的参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层。在得到外交部通知不久,我收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通知,邀我去一谈。

接下去几天,我忙碌极了。我的新职发表以后,报社的访问、拍照接踵而来,这个任命获得很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这是台籍人士首次受到这种任命。外交部长沈昌焕也召见了我。

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秘书长唐纵会面。在这个会谈中,我个人的窘境很明显地呈现出来。

唐纵单刀直入地要求我调查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似乎在于我作为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职务之外。我谨慎地回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指出,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们,多在外国大学得到了学位,并不是单纯天真的小孩,我是否能够影响他们,值得怀疑,甚至他们的父母,对这类事情,恐也无影响力。

唐纵告诉我,有另一个人要跟我谈话。他竟然是张炎元,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个有名的特务主脑之一。他也要求我去调查在美国的独立运动,运用我的影响力,说服他们放弃这种运动。「看看他们吧。告诉他们回来看看这里的繁荣。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离开中央党部时,心情沉重。显然,国民党想利用我。难道政府、大学以及帮助我的人们,也都处心积虑要利用我?

我到了中央研究院,向胡适先生作礼貌性的拜访,并向他辞行。他对我这项任命,似乎觉得很兴奋和骄傲。在交谈中,我无意中向他说道,这项任命或许不过是推出一个台湾人装点门面而已。对我这种说法,他显然感觉有一点震惊,反而使我觉得很歉疚。

外交部的代表团人员,早我几日离开台北飞往纽约。我接到副总统陈诚,邀我到他公馆。下午四点到达他家里时,他一人独处,神情愉悦。他端庄有礼地接待我,我们在平易轻松的气氛中坐下来,茶和点心放置在面前。他说:「其它代表,昨日都在这里晚餐。我很遗憾我们来不及把请帖送给你。」这话使我感到惊奇。显然这是一个礼貌的谎话,因为我一直在台北,请帖是随时可以送到我家里的。我觉得陈诚或者是有意与我单独交谈,或者是其它代表要与他讨论台湾内外形势而不愿意有一个台湾人在座。

陈诚开始谈及他最近的访美。他在华府曾遭到台湾独立运动者的示威,这是在美国首次发生的。显然他感觉得很不愉快,太没有面子了。他似乎觉得美国当局应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我告诉他,在美国每天都有示威,有的是赞成,有的是反对,而且其对象有时是想象不到的,例如,苏联把一只狗送到太空做实验,就有人示威反对。他点点头,不再提及台湾独立运动了。经一段交谈之后,我辞退了。我领会到国民党领导人们对各式批评是多么敏感。

剩下没有几天,我到台大医院病房探访刘庆瑞。他现在是台大法学院副教授,宪法专家。他因患鼻癌而濒临死亡。他在入院之前已在准备草拟一部台湾宪法。这部宪法是为将来台湾人独立时用的。到那时,大陆难民将在全岛行政体制中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并融入本地居民之中。我想起数月前发生的一件小事情。那时哈佛大学赖谢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曾到台湾访问。在一个学术人士集会中,刘庆瑞和我与他会晤。这个集会,大陆人和台湾人各参半。当时,美国总统的选举正受到世界的注意。台湾人也特别注意到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宣称金门和马祖外岛对美国并不重要,所以必须放弃,以澄清美国对防卫台湾的承诺。但是,尼克松则主张国民党应固守金门马祖。提到这点时,赖谢和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让我来做一民意测验,你们希望谁当选?」于是,所有的大陆人都说「尼克松」;所有的台湾人则说「肯尼迪」。

我探访刘瑞庆,明知这是最后的告别了。我到纽约十天之后,他便去世了。我的失落感无法形容。我常想到他的梦想:在台湾建立一个妥善、有效的宪政。

到了纽约,我住在帝国大厦附近一个落寞的旅馆。代表团中并无台湾人,向驻联合国大使蒋廷俄作一礼貌性拜会之后,我便每天尽职上班了。我与一个海军武官共享一个办公室,并被分派到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工作,那是主管法律事务的。

联合国大会正式开幕前几天,联合国忽然面临了重大危机。其秘书长哈马绍(hammersh—jold)因公出差到非洲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当联合国必须紧急选择其继任者时,苏联坚持采用所谓「三头制」,即任命三个秘书长,以取代以往的一名秘书长,分别代表西方集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第三世界。西欧国家则极力反对,直到最后一刻,双方才达到妥协,折衷任命宇谭(uthant)。

在这次大会中,国民党政府的处境特别复杂。蒋介石已公开宣称将反对外蒙古加入联合国,而苏联则称外蒙古的加入如遭否决,它也将否决茅利坦尼亚的加入。因此,美国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要防止它对外蒙古行使否决权,对此国民党很感恼怒。另有非洲国家,因它们很希望茅利坦尼亚加入联合国,如其加入遭否决,则会迁怒国民党,以致影响它们对国民党代表权的支持。在代表团与台北当局间紧密往返磋商多回之后,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让步,让外蒙古加入联合国,而不行使否决权。蒋介石在世界面前丢了脸,要有人为此做代罪羔羊了。蒋廷敝逃过了劫数,倒是驻华府大使叶公超,虽颇有人缘,则成为蒋介石不悦的对象。这又牵连到国民党宫闱政治的幕后斗争。大家都知道外交部长沈昌焕向来与叶公超不睦,所以在此事端中,他也插了一脚。蒋介石召唤叶公超回台,听了叶的解释后,对他简单地说:「留在台北,不用再回去美国了。」

叶公超就这样丢了大使职位,但因为他是陈诚副总统的人,仍被留在内阁里。国民党认为他太过开明,从此便紧密监视他,派特务跟踪他。至此,胡适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渐趋冷淡了。

 

蒋廷敝、蒋介石、蒋经国

有天早晨,蒋廷敝的秘书来找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到郊外蒋的家里,与他一起吃午餐。他派他的车子接我到他家。他的年轻夫人简略欢迎我以后,我与蒋廷敝两人便坐下午餐,开始漫长而不拘形式的谈话。他的话坦白得使我有一点惊奇。那时,他六十二岁,而开始回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出任驻苏联大使时,在莫斯科的日子。不久,话题转到蒋经国身上了。我警觉到这或许是这个午餐的主要目的了。

大家都知道蒋经国年轻时,曾经与其父亲非常不和,据说是因为蒋介石对待妻子,即蒋经国的母亲,极为粗暴。蒋介石年约四十岁时,遗弃蒋经国的母亲,娶了上海有财有势的宋家最小女儿宋美龄,也就在那时,蒋经国离家,到了苏联。他到莫斯科孙逸仙劳工大学进修,不过,其后他的行踪不明了。蒋廷敝从此开始述说他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请找出我的儿子,送他回国。」

蒋廷敝立刻求助于苏联当局,几天之后便得到通知蒋经国的下落已经查到了。蒋廷敝邀请蒋经国到大使馆,告诉他蒋介石打电报来,要他回去。蒋经国当时正二十多岁,回答说:「我有一个问题,我已与一个苏联女子结婚了。」蒋廷敝便要他将那妻子带来大使馆。根据蒋廷敝说这个苏联女子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乡下女子,她「连怎样好好使用刀叉都不懂」。蒋廷敝说:「我告诉他,不论如何一定要回去,而且得带着妻子同行,蒋经国同意了。我便为他们准备了礼物,让他们带回去送给蒋介石。」几年之后,蒋廷敝回到中国,很惊异地发现那位苏联女孩已经转变成一位「典雅的中国淑女」,而且已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此后,蒋经国便以父兄之礼对待蒋廷敝,对于后者似乎抱有对于那可畏的父亲所没有的亲情。从此,蒋廷敝每次回去台湾,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机场迎接,特别客气招待他。

蒋廷敝在与我的谈话中,特别详述他们的关系。他说蒋经国并不「愚蠢」,而只是那种环境中的牺牲者。蒋廷敝说:﹁有一次我坦白地告诉他,他的四周似乎总是围绕着一些较差的人,他应该设法引用一些有才能的人,而他回答说:你认为有才能的人愿与我在一起吗?他们都不愿意,只有没有人要的人才来找我。」蒋廷敝认为这就是蒋经国不愚蠢的证明。他也提及蒋经国感觉与学生或较低阶层的人在一起时较舒服,而与受有较高教育的人在一起时则感觉不自在。

蒋廷敝说他有一次找到机会率直告诉蒋介石,应给他的儿子一份较适当、较受人尊重的工作,而不应该只给他做一名警察头子。蒋介石的回答是含糊的:「他能做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他有能力做别的事吗?」,或「你有什么建议吗?」。

蒋廷敝再说:「蒋经国不是一个坏人,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需要有能力的人帮助他。」蒋廷敝这样回忆过去,我却觉得有些奇异,他为什么这样向我坦率。

我们奇异的密谈,并没有利人在场,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然后他再派车送我回到旅馆。在驶回市区的漫长路上,我回想蒋廷敝曾对蒋介石也非常坦率。他说有一次曾经劝告蒋介石削减军队,因为它花费了太多的预算,但蒋却不理这个建议,说:「你也许懂得外交和政治,但是对于军事却一窍不通。」

九月至十二月间,国民党代表团为了又将来临的中国代表权的表决,展开紧凑的游说,寻觅支持。从该年起,策略不得不变了。从前是以「不讨论中国问题」的决议,年年拖延,但今年已经无法这样做。如今则要主张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一个「重要事项」,必须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才能变更,我除了第六委员会的工作以外,还要分析各国代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说。这些演说稿一到我桌上,我就从国民党的观点审视其利害得失。最后投票的结果,国民党险胜,维持了其在联合国的席位。

中国代表权问题,因为年年重复,国际间对它的兴趣也变得迟钝了。此事有关国民党的命运,而台湾人的命运也随着浮沉。联合国讨论这问题时,极少提到台湾人民,国民党当然不承认台湾人与它的利害并不一致。

有些台湾人不懂为什么我愿意作国民党代表团的一员,有的在纽约的台湾独立运动活跃份子曾来见我,劝我找一个机会在联合国大会中发言,突然戏剧性地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并诉请联合国采取行动。他们并认为我应同时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这种建议完全不切实际。我根本无机会在大会发言,而且我也没有作这种戏剧性行动的心理准备。客观环境也未发展到能使这种激烈举动发生实际效果的程度。

 

从联合国回来

大家都很清楚,国民党除了对维持在联合国内的席位以外,对于联合国的其它事务,兴趣不浓。所以代表权问题表决以后,高潮已过,代表团人员有的回国,有的出差到其它国家。我也在年底回到台北。

回来台湾,发觉我成为学生以及各界注意的焦点。那时,我在自己专门的学术圈里,正达到事业的高峰。国际太空法方面,我是公认的开拓者。作为一个年轻台湾人而担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尤其轰动。演讲的邀请,汹涌而至。在每次演讲,我都试图解释清楚中国或台湾问题在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这些公开演讲远不如在我自己家里或私人场合的讨论来得有意思。参加讨论的学生和朋友又带着朋友,人数越来越多,讨论到台湾前途时,总是气氛热烈,有时又相当忧愁痛苦的。当然,我猜想在参加讨论的人当中,有国民党的特务
在内。

我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又被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十名左右的安全、情报单位人员见面,报告我对联合国大会的观感以及在外国的观察。他们一再要问在美国台湾人学生的立场、想法和活动,以及台湾独立运动的情形。我很坦白直率地告诉他们海外学生的想法和主张。我说,他们独立的主张并不是私人的或个别的嗜好,而是对于国民党基本政策的整个反应;他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体制和结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参加省政而被摒除于「中央政府」实际权力之外;他们认为台湾人有缴税的义务,却无参政的权利。

在中央党部听我说话的人,都表示很渴望改变留学生的观点相想法,但我告诉他们,除非国民党的基本政策改变,想要扭转留学生的立场是相当悲观的。这是一个极端敏感的问题。在场的人都很清楚国民党的政策就是蒋介石的政策,我没有说出政府应做什么改变,也没有必要说出。这些人不是傻瓜,他们约我来谈谈,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又是国立大学的政治系主任,而刚由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回来。谈话结束时,他们表示感谢,他们似乎真正地欣赏我的坦诚。

如今,我的儿子已经上学,读书读得不错,女儿已五岁,快要上学了。我们都很喜欢狗和热带鱼。许多年来,我们养了各种不同的狗,牧羊狗、大丹狗、腊肠狗、北京狗、狼狗等等。也有一段时间,我们培育了贵宾狗。我还担任过爱狗协曾的副会长。有时,我和儿子把狗带去参加比赛。

 

胡适之死

有一天晚上,台大法律系教授戴炎辉邀我到他家里去晚餐。就在我们离开餐桌之后,一个紧急的消息传来。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一项会议上,心脏病猝发而倒地。我赶回家,并乘出租车到南港去,到达那里时,他已经去世了,躺在地上,覆盖一席白巾。我端详他的面孔,他的神情就与他生前全神贯注说话时一模一样。就在那里,台大钱思亮校长告诉我,曾给我经济支持、使我能够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完第二年的,不是别人,就是胡适先生本人。在我们将近十年的交往期间,这位最仁慈、最亲切的学者,对我始终隐匿他私人帮助我完成在加拿大的进修这个事实。我也太天真,太不够经验,毫无意想到有这种可能。于是,我失去了一位最谅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辈和支持者。

 

蒋介石的召见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大约八点钟左右,一辆吉普车来我家屋前,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我太太去应门时,司机很粗鲁地说要找「姓彭的」,并递给她一份条子,那是一份请柬,要我过天早上十时与蒋介石会晤。

蒋介石的办公室座落于台北市中心「总统府」大楼内。这是日据时代的「总督府」。就像沙滩上的寄居蟹那般,他把别人的壳甲占为己有。这个建筑,于一九四五年,遭到火灾,但已修复,它本身很像一座大堡垒,在其前面的广场可以举行庞大阅兵,以满足「反攻大陆」的幻想。

我从学校乘车到这幢红砖巨大建筑时,有点紧张。我把义手从口袋中抽出来,让它垂悬在外面。大家知道,蒋介石的卫兵奉命射杀任何在他面前有什么可疑或突然举措的人。不知道我失去左臂的卫兵恐怕会误以为我用左手在囗袋里握有武器。我想起一些传说,例如在一次军校毕业典礼上,一位上前从蒋介石接受毕业证书的人,紧张地要从口袋拿出手帕拭前额汗水时,当场被射杀。又听说,蒋介石的车队在高雄附近小路上疾驰时,正好有一个农夫在路边大便,这可怜的家伙看到车来,想急促躲避起来,即被击毙,因为他行动得太突然了。

我到了总统府,就被带往一间接待室,在那里听取拜谒规矩的说明,在何时何地要鞠躬,要行多少次,如果被邀请坐,就可以坐下,然应警觉蒋介石要终止会见的时刻,他会让你知道时间已到了,那时,在他面前告退时要鞠躬,到了门口还要转回过去再鞠躬一次。

我的名字叫到,门打开了,我向前进入一间庞大的房间,在远远的那一端,矮小的蒋介石坐在桌前。在他旁边,坐着一位笔记的人,可能也兼保镳。我进入时,看到蒋介石在膝上手持一份书夹或卷宗,正在翻阅,我猜想那是有关我的资料,他正在预习。

我鞠了躬,慢慢走向他桌前时,他正抬起头,以他通常的那种唐突口气示意邀我说:「坐!坐!」然后他说:「你刚刚从联合国回来,很辛苦了。」「你家里怎么样?你的孩子好么?」「有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看我。」我对于这些老套问题的回答,不断被他的感叹词「好!好!」打断。这些没有感情的感叹词封锁了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交谈。十多分钟后,他表示会见终了,我站起来,一如指示那般鞠躬告退。

为什么他要召见我?我已在其它场合见过他,他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通常要会晤每一个被提名任命的人,尤其在考虑军人任命的时候。听说早期在大陆时,他一定要召见将军或部长级的人,但到了台湾以后,他坚持较低层的人员也要召见。据说有时一些无聊的琐事也会影响他的决定。当时流行着一个故事:一个倒霉的军官患有无可救药的近视,蒋介石召见他的时候,他看不清楚蒋介石坐在那里,弄错方向鞠躬,结果他的重要任命告吹了。

不久,一些高级党政官员来访问我,劝我加入国民党。他们暗示如果我入党,一定会获得非常高阶层的任命。但我对此事,完全未曾考虑。

 

第八章 被捕

 

讨论台湾前途

我从海外回来,正受党政官员瞩目之际,我与校外的接触也逐步发展起来。在外面流传的话似乎是我平易近人并欢迎任何人来谈政治。我的房子总是拥挤着台大和其它学校的学生,偶尔,巿议员和地方政治人物也来加入我们的谈话。

没有人相信「反攻大陆」。大家都认为政府扬言代表中国是荒唐的;蒋介石对新疆、外蒙古和西藏的主张也是荒谬的;对冲绳和琉球群岛企图作类似的宣称,更可笑的。我们感觉更严重的是政府对台湾本身所做的不切实际的宣称:它代表中国和「自由世界」,以及岛上人民一致支持「光复大陆」。虽然没有公开谈论「独立」,但是大家都认为政府如果坚持其立场和政策,它有一天必会从联合国被驱逐出来,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改革和重组,藉以创建一个与现实切的政府。

我已不可能继续作为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对我来说,给人为国民党支持者的印象是很尴尬的事。

我接受一项特别的研究计划,那是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安排的。我同意准备一份有关非洲的研究报告。国民党正努力对抗中共在非洲的日益扩张,而上述研究是由亚洲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非洲,与台湾形势,并不是从表面看那样毫无相干。我研究报告的那一部份,题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发表于台北的文艺杂志「文星」,造成一阵骚动。我详细评论非洲为获得认同和独立所做的斗争。我呼吁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统治而与过去断绝关系,如今则正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挣扎。我并非有意要写一篇政治文章,但是编者按语则说:「读了这篇文
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酒会,遇见了一位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james leonard,他开玩笑地说,如果看到美国大使馆档案中有关我的资料多么厚,我会吃惊的。我也认识了美国大使馆的其它外交官,其中有几位曾到过我家,就国际和台湾的政治形势作了极坦率的讨论。有一次在中山堂的音乐会中,我认识了美国大使寇克将军(wiliam j. kirk),他知道我的经历,邀我到他的办公室长谈。此事未安排好之前,他突然被召回华府了。

我常被邀在基督教团体演讲。我的祖父、父母、兄姐都与长老教会有密切关系。我有几位亲戚是牧师,也有当过神学院长的。在我的学术背景和这种私人关系之下,我在教会主持的演讲会出现,通常都吸引了不少听众。

在一九六二年初,我向台南神学院学生演讲。这是台湾唯一所有课程都使用台湾话的学校,所以我用台湾话演讲,而比在其它任何公开聚会,还大胆地讨论台湾人民自决的问题。
谢聪敏和魏延朝

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庆钟来看我。他奉命要办一份日文杂志,叫做「自由中国月刊」,由国民党出资,在台湾编辑,在日本发行。他要我推荐一个人担任编辑,中、日文都好的。虽然知道这是党营事业,我决定推荐一位年轻人。两年来,他常到我家里,热心谈论台湾的前途。谢聪敏是因我的同事刘庆瑞而受到我的注意。他在刘指导下,提出了一份有关宪法的杰出毕业论文,于毕业台大法学院后,考人当时唯一的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在那里,他给大陆籍教授留下极佳印象,而被推荐到凤山的军官学校任教。但由于距台北太远,没有知己,且身处乏味的国民党军官之中,他不久就感觉不快乐。我推荐谢聪敏给徐庆钟,觉得在台北作编辑较符合他的性情。

在谢聪敏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常到我家的客家年轻人魏廷朝,他是农家的儿子,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他也是台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当初他不愿从事于与他学历相称的工作。直到他在煤矿工作数月之后,才在具有声誉的「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助理。

谢聪敏和魏廷朝,在我家里的谈论中,总是将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内外,分析得很清楚。我们觉得遗憾,未能使更多人分享我们的讨论。我们觉得,目前台湾局面是那么荒谬而不平,要使人们看出这点是极合理而轻易的事。

仅在观点相同的朋友之间讨论,反反复覆,总是停留在原点未能为解决问题而进一步行动,我们已感到厌倦了。如要解决问题,必须重组政府,并全面改革,使台湾人全面参予于政府各阶层。

在本质上,我们一再讨论下列问题:

第一、在台北的政权主张代表「中国」是一个荒谬神话,也等于一个巨大骗局;

第二、这个神话使得国民党维持双重机构,一是所谓「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实质的权力都集中于由中国来台的中国人,另一是附属的「省政府」,部份开放给台湾人参予;

第三、国民党对外宣传,这个「中央政府」是一「宪政民主」,具有选举参与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员」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大陆依舞弊选举中选出的。宪法所规定四年一次的选举已经中止,俾使逃离来台的大陆籍委员无限期把持席位;

第四、把持统治权的少数大陆人士,为这种政治歧视辩解说,台湾人是落后的,受过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所污染,所以准许分享各阶层的代表权之前,需要长期的「政治训导」;

第五、在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中,台湾籍代表仅占约百分之三,虽然台湾人占全岛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第六、国民党政府控制金门、马祖,并展示「军事行动」,便得政府能够借口「战争状态」和「国家紧急」维持戒严,停止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民权。这样故意永久持续「紧急状态」,目的在阻止台湾人民在正常民主宪政中的参政;

第七、国家预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耗费在军事方面,包括精心设计的秘密警察和特务组织,这是全世界最高比例的军事开支,甚至比越南、韩国、以色列还要高;六十万以上的军队,不足以进攻中国大陆,却大得非台湾经济所能负荷,只有大量的外援,使得这个规模能够保持;

第八、真正的反对党,不准存在,国民党不敢面对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可能的挑战:
第九、党、政、军,充斥贪污腐败,台湾人民不堪其困扰和负担;

第十、从幼儿园到大学,灌输政治教条,扭曲学生心智,藉以制造对国民党和领袖的盲目拥护;

第十一、青年救国团是国民党准军事性组织,大专学生被强迫加入,其效用类似德国纳粹的「希特勒青年团」及其它极权政府的青年组织;

第十二、任何非传统性行为、创造性思想、批评性思考、独立的精神,不但受到限制和反对,甚至受到惩处;国民党要使台湾人民回复古代中国的狭隘和固守,其后果是可怕的;
第十三、任何真正的工会,不许成上上;而在「国家紧急」的法令下,劳工遭到剥削;

第十四、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台湾农工被政府重重剥削,如重税、肥料换谷等;大肆宣传的「土地改革」也无法粉饰;

第十五、每人要公开表示忠实于国民党;爱国的唯一标准是效忠于蒋介石;任何考试,都要测验效忠「三民主义、国父、总裁」的程度,甚至理发师或驾驶执照也要考三民主义。

 

「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一九六四年初,我们决定将上述看法草拟一份纲要,将台湾的处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分析清楚,分发给台湾人和大陆人。我们相信大部份大陆人也不满于国民党的专制,对前途也感觉恐怖。谢聪敏自愿起稿,魏廷朝同意帮忙。

不久,有一天晚上,谢聪敏到我家里,带着一个鼓鼓的包袱,打开来,竟是一份厚达百页的手稿,阐释人权,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谈起。我告诉他,我们所需要的是简短有力的文章,不是大论文,于此决定以宣言形式写成精简的声明。

其后,经过密切的商讨,多次的修改,在魏廷朝的帮助之下,以流畅的中文完成定稿,刚好可以符合于报纸一样大的型式。如此我们能将台湾内外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并指出我们应走的未来路途。这份文件的最大功臣,首推谢聪敏。

我们决定将这宣言称为「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在简短的前言里,它指出台湾岛上的人民,既不愿被国民党「也不愿被共产党统治,而是要自已统治。基于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万人民必须以自由选出的政府来取代国民党政权,并以公共的福利为施政方针。我们提出八点基本主张:

一、世界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国民党政权所以能够幸存,只是因为美国的支持,然而,美国的政策也渐渐移向承认中共。

二、反攻大陆绝不可能。国民党军队只能防卫,其装备完全依赖美国。其数目小得无法反攻大陆,却大得不适合于和平时期,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国家预算。国民党一边大言不惭民主自由,一边却任意蹂躏人权,垄断政权,利用秘密警察,强行独裁。政干制度削弱军队,并减低效率。被征召的台湾兵正在取代逐渐老弱的大陆籍士兵,他们虽然穿着国民党制服,却是国民党沉默的敌人。

三、「反攻大陆」的口号,成为国民党政权的籍囗,对外适合一些美国人对共产党和中共的嫌恶、对内则可作实施戒严的理由,使得延续独裁统治。

四、国民党政府既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台湾。它于一九四七年选举二后年,即被驱逐出中国。占台湾人囗百分之八十五的台湾人,在「中央」立法机关的代表占约百分之三。国民党虽然在宣传上宣扬台湾人与大陆人合作,在实际上却用各种手段作分化彼此,使他们互相敌对,以防止他们彼此合作,推翻其独裁政权。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分化派系.在此也延用到人民。

五、极繁重的军事费用和极高的出生率,是二个极严重的问题。一九六四年的统计显示军事费用占全部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其它许多隐藏和间接的开支。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主张节育者被视为失败主义者。鼓励高出生率据说是要用来充实二十年后的兵源!

六、党军领导者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毁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以消灭反对势力。一九四七年当各地领导者起而反抗国民党统治十八个月来的压制和剥削时,二万名以上的台湾人被屠杀了。随着一九五0年,又推行「土地改革」,却使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段穷困。

七、经济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而不是要发展适合台湾资源和人力的健全农工生活。农民因人为的价格制度负担过重,农产主要是以喂养军队为目的,不是要供给有生产力的劳工。真正的税制改革必须以削减军费为前提。社会的不稳日趋尖锐,因为少数与国民党台作者变得富有,而多数的农工却极贫困,又要负起苛税的负担。

八、台湾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湾便独立了。就人口而言,台湾在联合国会员国间,排名第三十。我们必须放弃强权的幻想,面对现卖,建立一个小、但却民主而繁荣的社会。有人说,蒋介石已成为一个皇帝,我们只好等待他死亡。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可能性,即绝望的小蒋将台湾转手给中共,也不能一刻或忘,台湾可能再度成为国际强权政治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被动等待「进步的改革」。国民党的历史清楚显示任何与它的妥协,不是幻想便是欺骗,是个陷阱,藉以诱捕期待和平转移的天真知识份
子。我们必须警告任何与国民党合作,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台湾人。他们必有一天向愤怒的人民付出极大的代价。

我们将上述各点说明以后,摘要订下三个基本目标:

第一、确定「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团结全岛人民,不论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新的政府。

第二、制定新宪法,建立一个具有实效并向人民负责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权,实现真正民主。

第三、以新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与其它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上述原则,在宣言中,清楚地提出来,国民党政权的缺陷也明白地指出来。比如,我们强调民主原则必须确定,国家元首应依普选而产生,而他不应该是作为崇拜的偶像,既不可享有绝对权力,也不可免于受批评。他应该是一个专心致力于服务大众的公仆,而且应该接受民意代表的控制。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以及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必须得到保证。政府中的贪污腐败必须消除,军人和公教人员的待遇必须改善,并增加政府的效率,建立健全的公务员制度。司法独立必须确保,并废除所有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律,从此防止非法的逮捕、
审讯和惩处。

我们又说特权制度应予废止,根据民主的原则,规划警察的职务,积极培养人民守法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不受限制地通信、自由行动、自由旅行于国内外。军队的负担应该减少到自卫所需要的程度,并应保障退伍军人的地位和生活。

我们最关切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有条理而公正的政府。先谈这些后,才能谈论扭曲的经济、党军特权份子、牵亲引戚问题。大量减少军事开支以后,才可以发展长期经济计划。台湾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一直大大被误用了。我们提议增加国民生产、减少失业率,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减少贫富的差距。国民党没收日人财产,吞没外援,藉以自肥,以低廉劳工供应工业,强行「肥料换谷」办法,剥夺农民的正当利益。一般民众也深受苛刻的间接税之苦。

最后,宣言的总结说,我们既不要国民党极右的党纲,也不要共产党极左的教条。我们呼吁大家支持台湾人自决运动,以打破国民党的独裁,使所有台湾人在具有建设性的民主政策之下,团结起来。

我们经过数月直接和间接的讨论和推敲,终于同意最后的定稿,而非常兴奋,充满了成功的感觉,同时也觉察到我们现在已走上一条危险的路途。生命似乎已有了新的意义。我们期望这份宣言能对所有台湾人和流亡的大陆人,都会产生宏大的影响,比较起来我们路途上的障碍便变得微不足道了。任何能思考的人们都会意识到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至少其中一些,确实存在,我们所做的,只是将那些问题更清楚地呈现出来,为大家界定那些问题,或至少帮助每个人界定而厘清各自的问题。如果这份宣言在各界引起讨论,则可能得到普遍支持,
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则会受到公开挑战,特务制度也受到威胁了。

直到那时,我们所做的,只是知识的运作而已。我们已有写得很好的宣言稿,但是从此开始,我们便必须与警察国家控制人民的各种手段,如暗藏后巷的间谍和特务、政府和党所控制的新闻电台、经济压力和威胁等等,开始做实际的斗争。我们计划将宣言分发给台湾人和大陆人,各界领导者、生意人、医生、教师、各级民意代表、各层公务员、军人等。如果我们能够突然间在全岛散发宣言,国民党和特务便无从搜索所有的传单,无法箝制我们主张的传播。政府不可能逮捕每一个收到宣言的人,况且他们都是被动的收件人。国民党必大动荡。至少我们那样想。

印刷厂走漏消息

我们决定印制一万份宣言。接着的问题便是在那里及如何印制。

我们决定油印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宣言,看起来应较正式,不应该像街上广告传单,看过 可扔掉。经过考虑,我们决定采用印刷的方法。谢聪敏的父亲最近刚寄来几万台币做为投资生意之用,所以我们想用这笔钱买一部印刷机。但我们不懂印刷技术,而且一部印刷,而且一部印刷机在私人家里也无法隐藏。所以我们只有去找陋巷里的印刷所。

谢聪敏花很大工夫准备了一份假稿件,能够交给植字工人而不会引起疑心。在这假稿件中 他将宣言中提到国民党的字句,全部改换共产党,这样,表面上看来彷佛是一份反共宣言。另一面,我们搜集各职业团体的会员名册,选定分发对象的名单,请人打字。

谢找到一间小型印刷厂,专门替人植字,与老板谈好,替我们排植信稿的版本。他同时又四处找寻所需铅字,以便代替排好版面里的一些字句,使其恢复本来面目。

这样又过了数星期。当一切都准备妥当,单身的谢则在万华区一个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有许多男人租这种房间做为幽会之用。谢包扎好笨重的排好版面,雇了三轮车,载到旅馆去。我和魏廷朝也到了那里。大概旅馆老板怀疑了,不久他便以修理水管为借口未经敲门突然闯入房间。但他只看到我们三个人在聊天,便喃喃道歉退出了。版面放在床底的。这个插曲应该足够使我们警惕,要极端谨慎。我们正在复杂的万华小区,但却太天真,还不知道每个巷弄都有特务,每间旅舍都有受特务津贴的网民。国民党从大陆搬到台湾的唯一具有效率的机关,大概就只数特务系统了。

我们在那个旅舍房间里,将已排好的假稿,用买来的铅字,改换了应该替换的部份,如此恢复了宣言的原来面目。接着要办的便是购买纸张了,这件事很容易解决。然后,谢又在万华区找到了一间极小而无执照的印刷厂,他们因常偷印黄色书刊,所以,做事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其老板答应印刷,由我们供给纸张。

约好那一天,谢带着笨重的排字版先到印刷厂,一方面等着魏带纸张来,另一方面监督印刷厂老板将排字版按在印刷机上。过了一段时间,魏还没有来,谢不耐烦了,便走出印刷厂到门口街上去看看,不久才看到魏雇了两辆三轮车载着一大堆纸张到了。当谢和魏将纸张搬入印刷厂时,其老板突然说他已不愿印了。谢和魏都惊骇,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又把纸张运回纸店,把排字版带回谢所租住的房间。

此后约十天,我们静待着。在印刷厂附近探消息的朋友告诉我们,其附近正在流传说有些共产党曾企图印刷东西攻击国民党和蒋介石。于此,我们才发现为什么印刷厂老板在那一天忽然拒绝印刷。当谢将排字版按好在印刷机上,而走出印刷厂到街上去等待魏那几分钟间,印刷厂老板已赶快把印刷机一转,盗印一份,看了内容,吓了一跳,不敢再印了。

我们紧急作商量。印刷厂老板不知道我们身份,所以请人间接警告他,如果报警,对他不利,因为其工厂没有执照,又常印黄色书刊,这个事件一报上去,一定会招来很多麻烦。我们以为这事情这样就会过去,等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再进行印刷了。这又是我们极天真的地方。我们被捕以后才知道,原来那印刷厂老板还是把他盗印的那一份宣言拿去报警,其结果,全岛警察和特务都接到通知,有人计划印刷「反政府」传单,特别加强监视相警戒了。这事,我们完全不知道。

等约一个月,谢又开始找寻愿意接受这个生意的印刷厂。他终于在巿政府旁边赤峰街找到一个有极老式印刷机的老板兼工人。那附近有一间小长老教会教堂,已经约好我于月底去作有关「人权」的演讲。那个老板年纪相当大、同意接下这笔生意,在下一星期天印刷,刚好是中秋节那天。

到了约好那天,魏帮助谢搬排字版相纸张到印刷厂去。他们穿着军服,囗操北京语,自称军事学校教官,要来印刷考卷,要严格防止试题外泄、。这在台湾并不是不寻常的事,那个老板似乎也不感觉异常。

他的动作很慢,既无助手,机器又老,工作了很久,自从早上九点一直作到下午三点左右。其间,魏站在印刷机旁,小心监督着。到了中午,谢才来替换。最初几张印得不好的,也都收起来以免流出,可以接受的一万张终于印妥了。每一份宣言,如果适当运用,都可以成为一枚政治炸药。谢迅速检阅最后一份,发现无误后,便带几份来找我,说可以准备下一步行动了。

谢和魏付钱给老板后,雇了两辆三轮车,把笨重的一万份传单,运到已订好的附近小旅舍房间。我们带了二个大旅行箱,把传单装入,然后,谢留在旅舍,魏和我再雇三轮车运送两二大旅行箱,到衡阳路离「总统府」不远的一位朋友家四楼贮藏间;这位朋友是一位女孩,她没有问箱里放什么东西。我们打算把宣言暂时放在那里,等到邮寄名单准备好以后,才在全岛同时分发。

 

被捕的一刻

把一万份宣言收好之后,魏和我即回到旅舍,三人会合休息,谢在床上打盹,魏和我则将那些印坏的几份拿到房间厕所烧掉,把残灰投入便器,放水冲掉。那时已经黄昏了,我正想应快离开,到一间日本料理店应约。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门。我们还没来得及开门,便有七、人名便衣人员冲进来,转动左轮枪,喝道:「举手。」

当谢聪敏从床上爬起来时,被揍了一顿。他们命令我们站在一边,然后彻底搜查整个房间。那时,我看到一个便衣人员从囗袋里拿出一张皱皱的我们的宣言。那并不是印在我们所用质料较好的纸张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个印刷厂老板利用谢跑到马路上去等待魏的几分间,匆匆盗印下来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绪激动的时刻,我们彼此简单的交换了一些话,同意既然他们已知悉一切,我们将只说出有关我们行动的事实,不要牵涉他人。他们命令我们不准讲话,除了服从以外没有他途。

很讽刺地,我们发宣言要抗议的,是这个警察国家的特务组织,然而,我们却因为对这个特务组织的认识不足和估量太低,终于被捕了。我们只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了解多少台湾人已腐败到甘愿为国民党服务。每一可鄙的网民都晓得他们可以领到奖金,所有的印刷厂都受到警告,要报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为。我们天真的假设,印刷厂老板都迟钝而未受教育,不会太注意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天真得没有想到他们一报告,就可以领到一笔赏金。

我们被带出旅舍,当我们走下旅舍大厅时,发现旅舍伙计畏缩进去,还有一个瘦弱三十岁左右的女佣人,把脸掩起来。我立刻猜到他们就是向警察密报我们带着大旅行箱进出旅舍的人。

旅舍前的街巷挤满了好奇的群众,争着要看到底警察抓谁,和为什么。他们向后退缩,让出一条通路,使我们走到警车和吉普车。警察粗野地把我们推进车里,便开动了。

我发觉自己不断在自问,「将被关在监牢多少年呢?」很奇怪的,「七年」这个数目,不断出现在我脑里。我想到我的家人、妻子、儿子、母亲、兄姐、亲戚、岛内外的朋友。

我怀疑我们三人能否有机会再见面。我后来才知道,魏廷朝曾经受到殴打和死亡的威胁。他曾经要求立刻枪毙我们。谢聪敏也遭到毒打。

在夜晚的街道开了不多久,使到了圆环附近的警察局。一九四七年引发二二八事件,就在这附近。

那是中秋节的晚上。月亮悬挂在东边天上,浑圆而明亮。可是,今夜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不能欢庆佳节了。我们的前途非常黑暗。

 

 

 

 

 

[ 附录 ]

 台湾自救宣言

 

一个坚强的运动,正在台湾急速地展开着。这是台湾岛上一千二百万人民不愿受共产党统治,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自救运动。我们要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摧毁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为建设民主自由,合理繁荣的社会而团结奋斗。我们深信,参加这个坚强运动,使这个崇高的理想早日实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

不论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不论承认中共与否,这个世界已经接受了「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存在。

即使在亚洲政策上陷于孤立的美国,也只有少数保守反动的政客,在炒「不承认主义」的冷饭,舆论主流,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以谋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为什么美国还在口头上把蒋政权当作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因为美国要藉此与中共讨价还价,以达成有利的妥协。美国跟中共在华沙谈了一百几十次,美国一直强调了只要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美国对中共的门将永远开放着。

蒋政权只靠美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内就会崩溃。「反攻大陆」云云,只是蒋介石用来维持非法政权和压榨我们的口实罢了。

 

 

「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具有起码常识的人们,都会毫不迟疑地下这样的判断。蒋介石控制下的军队,顶多是一个防御力量,而绝不是一个攻击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赖美国的军援,而美援的目标,又仅在保持美国太平洋的防卫线,因此它不可能获得超过防卫需要的攻击武器。它的海军无法在海上单独作战,因为它不但没有主力舰,连保养一只军舰的设备也没有。它的空军由短程战斗机组织,攻击所不可欠缺的运输机和长程战斗机却少得可怜。它的陆军,仍然以轻装备步兵为主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台湾没有支持反攻经济的能力,蒋介石尽管全力支持军队,不惜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预算做为军费,但凭这弹丸之地,维持数十万军队平时已苦于奔命,战时怎能够供给庞大的战费?又怎么能够补人力的毁灭?

战争的目的已不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号召自由民主,但处处蹂躏人权,一手把持政权,以特务组织,厉行暴政。有人说,大陆来台人士返乡心切,容易受蒋介石的驱使。其实,中共国势的强大,已使百年来饱尝外侮的民族主义者扬眉吐气,他们相信,这绝不是贪污无能的蒋介石政权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蒋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战争目标,谁愿为这个独夫卖命?

蒋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献给这个独夫,请问他们得到什么代价?一旦年老力衰,不仅不能享其余生,且被摈去民间,流浪街头。这种骗局怎么不令他们痛恨?因此,退伍军人常说「亡大陆的固然是退伍军人,亡蒋介石也将是退伍军人」。

现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惨不堪言,他们常常说,「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狂者铤而走险,猖者郁郁终日,官兵越规犯禁层出不穷,指挥官能多方笼络,结果兵比官骄,军纪扫地。

至于代退伍军人而入伍的台籍青年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留着蒋介石在二二八事变中屠杀二万台湾领导人物的仇恨,他们虽然三缄其囗,始终还是蒋介石的「沉默的敌人」,在军装的铁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们的思想,他们无论如何不致认贼作父,受蒋介石的奴役。政工制度牵制军事行动,减低军事效能。军事行动的优点,在于能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完成任务。政工制度则徇教条监视军事行动,政治目的重于军事目的,政治责任抵销了军事效能。虽然军中明理之士,如孙立人等,曾提出异议,但却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迄今含冤莫白。官兵常说:「一旦动员,先枪毙政治指导员。」

想一想,一枝欠乏攻击能力的军队,在没有战费,士气消沉,效率低落的情况下,和强大的中共作毫无目的的战争一这个战争叫做「反攻大陆」,而顽强的五星上将蒋介石,却效法唐.吉词德高举一枝破烂不堪的扫把,向风车挑战。

 

 

为什么蒋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陆」?因为这个口号正是他延续政权,驱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来,他一直藉这一张空头支票,宣布戒严,以军法控制了一千余万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陆、」的把戏,实在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骗局。

国民党官员何尝不知道这个骗局不能持久,他们一面将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来的财富送往国外,准备随时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陆」的延命丹喂给死在跟前执迷不悟的蒋介石。

让我们看看这个口号有什么魔力:

第一、蒙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点,以苟延早已丧失存在的蒋政权。部份大陆来台人士,思乡心切,可因「反攻大陆」的幻想而支持蒋介石,部份台湾人则因盼望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减少,而姑且信其有。

第二、可利用非常时期的名义,排除宪法和法令的正当行使,陷害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人们,进一步限制言论,封锁新闻,控制思想,实行愚化政策。

第三、挟中共以自重,向美国讨价还价,作为勒索美援的工具,当中美交涉不顺利,或美国向蒋介石施以压力时,立即在香港放出国共和谈的消息,使有恐惧中共病的美国不知所措。

总之,「反攻大陆」的口号,对外可以要挟中共以自重,对内可以厉行恐怖政治,延续政权。

 

 

蒋介石政权代表谁?

国民政府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认为现在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是经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的,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在内。我们知道,这些选举都是十八年以前(一九四七年)︶举行的,我们也知道不到二年(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已痛恨蒋政权的腐化无能,蒋介石虽然拥有数百万军队却很快地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显然,大陆人民已选择了另外一个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已不能代表当时的大陆人民,何况在十八年后的今天,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蒋政权显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大陆人民了。

那么,蒋政权能否代表台湾的人民?三千余人的国大代表中,台湾的代表只有十余席,四七三人的立法院中,台湾的代表也不过六名,他们的任期已分别于十二年前和十五年前届满,当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台湾人民,何况二二八事变时,蒋介石屠杀了两万的台湾领导人物(当时台湾人口只有六百万),虽然台湾人一直忍气吞声,但他们一直是蒋介石「沉默的敌人」。

谈到台湾人和大陆人,我们必需指出,蒋介石政权虽然在口头上高喊「台湾人与大陆人必须携手合作」,其实却最忌讳台湾人和大陆人真正合作,所以极力挑拨离间,无所不为。这种政策,在选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蒋政权分化台湾人和大陆人,使他们互相猜忌,彼此独立,以便操纵与统治。因此蒋政权一直防范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竭诚合作,协力消除蒋介石的专制,实现民主政治。当雷震要求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的途径时,蒋介石终于撕破了脸皮,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张牙舞爪地将雷震戴上红帽子。蒋介石深知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实现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权瓦解之时。

或者说,蒋介石政权是国民党的代表,并且根据他们的传统的「党国合一」论也就是代表中国。其实,蒋政权甚至于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本身只有独裁,而没有民主,绝大多数的党员,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代表,在大会中,只能恭听头目的训词,鼓掌鞠躬而已。他们只是一群「点头人」,只能一致通过头目的提案,至于提案的内容,是不能也不敢过问的。党内又是派系分立,在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如两广势力,胡汉民、张发奎、李宗仁等被清算的派系固不必说,其它不得宠的派系也不能进入权力的核心。这些被排挤的多数党员,当然是愤慨而不满的。党内明智之士或避囗不谈政治以作无言的抗议,甚至于积极抨击,成为反对蒋政权的主流。

我们可以说,蒋政权只是国民党内少数小人集团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又不能代表台湾,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

 

 

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

根据蒋政权本年的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二十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它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帐: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质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减低了经济成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四百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的耕地,要挤一干二百三十人,受大专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出国,每年都在千人以上。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正直呼喊着,但仍然无济于事。他们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而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
攻大陆」。

许多人以为台湾的土地政策是蒋政权的德政。其实,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的动机,却是为了削弱潜在的反对力量。从清朝以来,台湾传统的政治领导人物,都来自地主阶级。蒋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兴衰对他的专制的影响,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时屠杀了两万台湾领导人物,又在一九五o年实施土地改革,打倒传统的政治领导阶级。当然大陆人不属于台湾地主阶级,也是土地改革能实施的主要原因。由于蒋政权倾心消灭地主阶级,地方力量终一蹶不振,而农民却在农产品价格的抑制、无从逃避的重税、以及肥料换谷政策的重重
剥削下,每日为餬囗挣扎而无余力。

经济政策应该有一套长期发展计划,但蒋政权所做的,只是不顾经济原则的盲目的投资,以及表面而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他们为了维持军粮,不惜杀鸡取卵,榨取农民。他们深怕军费一时中断,所以不敢面对现实,改革它命脉所在的税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更与财阀勾结,抑制贫苦大众,造成贫富悬殊的不安定社会。

让我们看看到了山穷水尽的蒋政权的最后面目,一方面将它们的创子手们放在重要的位置加紧暴力统治,他方面以所得「十二亿公债」都市平均地权、及变卖公共事业等,来榨取人民,屡次派遣他的掌柜徐柏园到中南美疏散民脂民膏,大买地产。

 

 

台湾足以构成一个国家吗?

国家只是为民谋福利的工具,任何处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们都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就人口面积、生产力、文化水平条件来看,在联合国一百十余国中,台湾可排在第三十余位。其实许多小国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贡献。如北欧各国、瑞士、南美的鸟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应抛弃「大国」的幻想和包袱,面对现实,建设民主而繁荣的社会。

有人说,蒋介石已成了裸体的皇帝,我们可以坐待他的未日。但是我们不能不想,走到穷途末日的蒋政权,将台湾交给中共。我们更不能不忧虑,台湾将被国际上的权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等待。

许多知识分子们仍然在迷信「和平转移政权」与「渐进的改革」。我们必须指出,如果回顾劣迹昭昭的国民党史,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只要刚复狂傲的蒋介石睁着眼睛,任何方式的妥协不是梦想,便是圈套——专门用来陷害知识分子的圈套。所以我们绝不能妄想「和平转移政权」而妥协。

我们还要坦诚的告诫与蒋政权合作的人们:「你们应立即衷心悔悟不再为蒋政权作威作虎,不再做蒋政权的爪牙耳目,否则,历史和人民将给你们最严厉的制裁」!

 

 

在台湾这种正在开发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则为一切推动的源泉。台湾尽管具有现代化的良好基础,可是只要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存在一天,我们距离现代化仍然非常遥远,所以我们绝不能期待「渐进的改革」。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提出下列主张,即使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我们也要坚持到底使它实现。

甲、我们的目标

(一) 确认「反攻大陆」为绝不可能,推翻蒋政权,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

(二) 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们的原则

(一) 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他不是被万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更没有不容批评的教条。他只是受国会监督与控制,热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

(二) 保障集会、结社和发表的自由,使反对党获得合法的地位,实行政党政治。

(三) 消灭特权,革除贪污,整肃政风,改善军公教人员的待遇。

(四) 树立健全的文官制度,实行科学管理,提高行政的效能,确立廉洁公正的政治。

(五) 保障司法独立,废除侵犯人权的法规,严禁非法的逮捕,审讯与刑罚。

(六) 废止特务制度,依民主国家常轨,规定警察的地位和职务,并树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 确保人民对国内外通信、迁徙与旅行的自由,维护开放的社会。

(八) 以自卫为原则,裁减军队,并保障退伍军人的地位和生活。在经济方面,由于国防负担大减,我们可以根据长远的目标和计划,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经济的成长。我们将以民主方式分配经济权利,废除个人和阶级经济特权,保障机会均等。我们将建立直接税制,加强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消除贫富悬殊的现象。我们计划扩大国家的生产力,消灭失业,普遍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我们将改造农村传统的生产力式与维护温饱的观念,建设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村社会。过去蒋政权盲目投资、无理干涉企业,以低工资支持资本家、以肥料换谷办法剥削农民、以消费税和户税增加一般大众负担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们将予以彻底解决。

我们确信社会的目的在维持个人的尊严,增进人民的福利,因此我们反对蒋政权统治下的恐怖、贪婪与妨碍团结发展的多种措施,而要建立一个互信互助、友爱的社会,便每一个人都能过完美积极幸福的生活。

多少年来,中国只有两个是非,一个是极右的国民党的是非,一个是极左的共产党的是非,真正的知识反而不能发挥力量。我们要摆脱这两个是非的伽锁,我们更要放弃对这两个政权的依赖心里,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途径。

让我们结束这个黑暗的日子吧!让我们来号召不愿受共产党统治、又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人们,团结奋斗,摧毁蒋介石的暴政,建设我们的自由国土。

爱好民主自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因看到暗澹的现实而灰心,而绝望。让我们告诉你们,国内外的情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而我们的自救力量正在急速地扩大中。在政府机关「地方团体、军队、公司、报社、学校、工厂、农村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我们这个组织,已经与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的同志们取得密切的联系,并且得到热烈的支持,一旦时机来到,我们的同志将会出现在台湾的每一角落,跟你携手合作共同奋斗。

同胞们!胜利就在跟前,团结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标志。从今天起,它就随时随地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记住!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这个组织正在迅速地扩大着,这个运动也正在有力地展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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