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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证言

作者:admin 日期:2009-3-10 16:07:55 人气: 标签:
导读:
二二八大屠殺的證言
戰慄的三月十三日

2002/07/29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認識王育德先生以來,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交情。一九五九年,正當我奔忙於春秋學院設立基金的籌款時,王育德先生不顧本身生活上的拮据,慷慨解囊,也捐了日幣五千圓給我。王育德先生的深情厚意使我永生難忘。

那次的會議上,當我看到王先生的名牌時,大吃一驚。(王育...,王育...)於是,我鼓起勇氣向他問道:「請問,您和王育霖先生有什麼關係嗎?」「啊,王育霖正是亡兄。你和我哥哥是..」,「我曾經和令兄一起被關在西本願寺。我九死一生地僥倖存活,可惜,令兄竟死於非命。」

王先生當時訝異地說不出話來。驚訝,是當然的。據我所知,幾乎沒有人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他們釋放我的時候,警告我絕對不可以說出曾經被關在西本願寺,更不准提起寺內的一切,否則性命難保。那種恐怖感真是揮之不去。所以,只要與西本願寺有關的事情,連囚犯的家屬也無法探知一二。

王育德先生不但是語言學家,對歷史的造詣也相當深厚。一般而言,關心歷史的人都有強烈的好奇心。王先生很想從我口中探知西本願寺的情況,可是,我卻仍然默不做聲,絕口不提。因為我曾經歷那樣的災難,王先生也不再追問,只是一直等待機會而已。這真教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耐性。

今年(編按,本文寫於1977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三十週年。我想,時機終於到了。於是,我打電話給王育德先生,告訴他我想說出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體驗。只聽到王先生用激動的口吻說:「真的嗎?太好了。我等了好久。只是,怕記憶不會完整,我可以錄音嗎?」「嗯,好吧。我也五十九歲了,再活也沒幾年。而且,絕對不會再去台灣了。我有一個信條,就是每個人都必須向歷史負責。我本身的遭遇可以說也是貴重歷史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也該想辦法記錄下來。」

就這樣,透過王先生的筆,留下苟存於世的我,對二二八事件的證言。雖然我可能說漏某些部分,一些瑣碎之處,記憶也會錯誤;可是,大體上的要點都包括了。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只是緝私人員毆打賣香煙的老太婆,從這樣的小事件蔓延出來的偶發事件。當群眾湧向行政官公署陳情時,如果陳儀能出面安撫群眾,承諾處罰肇事的緝私人員,並答應今後進行政治改革的話,群眾的情緒當可安撫下來。

然而,陳儀卻用機關槍接待群眾,又打電話命令部屬從北門的鐵路局用機關槍掃射;群眾進退不得,因此才暴發成為事件。再說,在這次事件當中,根本沒有中國人身亡。像我,一點也不覺得有生命危險。

可是,按照陳儀的說法,未受到台灣人報復的中國人都是反政府份子。如果忠誠地實行陳儀的政策,那才是必然會引起台灣的反感。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只台灣人犧牲了,許多中國人也是一樣。陳儀賭上自己的官運,要將所有批評他,反對他的人統統除去,這才是他發動大屠殺的真正意圖。也因此,許多無辜的市民才被牽扯進去。

此外,三月八日從基隆登陸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也充滿了騰騰的殺氣。他們認為「陳儀把台灣失守了,我們要來收復台灣」。於是以同仇敵慨的態度,從基隆向台北進攻。依我的估計,犧牲掉的台灣人數目大約在三萬到五萬之間。

蔣介石當時既不責怪陳儀的惡政,也未制止他對台灣人的大屠殺,最後還調陳儀去當浙江省主席。二二八事件,蔣介石可說是陳儀的共犯。蔣政權至今仍不放過住在日本的我;經常向我施加壓力。對他們的憎惡,我和台灣人是一樣的心情。

陳儀睜著眼睛說瞎話,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共產黨的陰謀。蔣政權對二二八事件也佯裝不知,絕口未提。這完全是意圖要抹殺台灣人的歷史。另一方面,北京宣傳二二八事件是由共產黨指導,將它說成是台灣民渴望祖國解放的證據。這也是顛倒是非的謊言。如果事實被如此扭曲的話,那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人就太冤枉了,台灣人也會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來到台灣。日中戰爭時,我曾在上海同文書院擔任中國語教師。同文書院是日本人經營的學校。戰爭結束後,謠傳說曾在日本學校任職的中國人,將以漢奸的罪名遭受逮捕;於是,我才避難到台灣去。好歹,當時台灣是個特別地區。

通過簡單的審查,我被任命為台北州立第二初中的接收委員。在那兒,我認識了大同鐵工廠的年輕老闆林挺生先生。林挺生是該校的畢業生;他為即將歸國的今崎校長舉行送別會,同時也邀請我一起出席。

林挺生為了適應新的政治情勢,剛好在物色一位中國顧問。他極盡禮數地邀請我住到中山北路三段的大住宅。認識林挺生這種知識份的大企業家,讓我覺得很有保障。到我通知妻小來台的半年之間,我成了他的門下食客。他對我非常親切,又在住宅門口掛上我的名牌。不知情的友人來訪,吃了一驚,還以為我什麼時候變成大富翁呢。

我教林挺生中國話;告訴他有關中國人的性格和大陸的政治的情勢。林挺生要我從成功中學(州立二中)跳槽,不但讓我當鐵工廠的協理(次長),還分了一些股票給我。此外,又任用我當大同職業工業學校的董事(理事)兼教務主任。

當時,鐵工廠內的空地堆存了大量的鋼材。那此鋼材是什麼性質?從哪裏來的?我當然沒有必要知道。只是,基於直覺,我想那些東西一定有內情。後來我才知道,那些是北部的日本海軍在敗戰愴徨之際,轉售出來的東西。南部的日本海軍也是一樣,聽說將鋼材賣給了唐榮鐵工廠。本來,日軍所有的武器彈藥,軍需物資應該全部移交才對。這種事情對日軍和台灣商人來講,都是重大的犯罪行為。被發現的話,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了結。後來唐榮被檢舉此事,唐傳宗被捕,他的工廠被沒收。大同公司也許是高明地湮滅證據,沒出問題,才有今日的局面。(編輯部注:林挺生是當時的台灣人當中,少數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一人)

一些要好的朋友常到林挺生的住宅來找我。我的房間比較狹窄,所以,我常常利用他家的客廳。我向朋友們介紹林挺生。林挺生便加入我們的聊天圈子。漸漸地,林挺生也認識了些長官公署的高官要人。交情較好的有鐵路局長陳清文、日產處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台灣銀行董事伍守恭等人。

由於戰時的美軍空襲,鐵路局有五千多輛貨客車廂損毀,造成許多困擾。政府所屬的三處工廠--松山、高雄和花蓮都趕不及修理,正要委託民間工廠承包代修。而指定大同公司為代修工廠,則是茶餘飯後的閒談中所做成旳決定。因為提到在搬運上經費會超支,及決定從淡水線的圓山車站接鐵軌接通到大同公司。大同有修理五百輛車廂的能力,可獲得不少利潤。另一方面,從日本海軍非法購得的鋼材,也可做為修理的原料,可說是一舉兩得。

此外,台灣銀行在資金通融和匯款方面也給大同公司極大的方便。不用說,這當然是透過伍叔恭的關係拉來的。賺到的這些錢,成了今天大同系列企業的資本。對我而言,學校的經費得以更加充裕,是銘心感謝的一件樂事。

因為我的家人要從大陸搬來,我便在基隆買好一棟房子。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我正從基隆前往大同的途中;火車到松山就不開了。大同公司派車來接我們,並繞道進入學校。我們儘可能地幫助前來求助的受傷民眾。因為擔心今後的生活,我才決定把家人從基隆接到學校來住。學校有一片空地可以通往林挺生的住宅。

那陣子,美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喬治.柯每天都到街上攝影;他在一位女性領事向大同公司租借的洋樓那兒,把拍攝到的影片放給我們看。

三月六日,陳儀偷偷地向蔣介石要求派遣援軍。(編輯部注:那夜,陳儀還播放第三次廣播,說要成立處理委員會,要誠心地解決這次事件。陳儀使用兩面手法,欺騙台灣人。)增援部隊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然而,軍隊根本不受陳儀指揮,完全採取自己的作戰行動.(編輯部注:三月九日,總參謀長柯遠芬公布戒嚴令。當援軍到了之後,竟在三月十日宣布處理委員會為非法組織,命令他們解散。)

三月十二日晚上,陳儀召開重大會議。參加者有秘書長葛敬恩,從福建就跟隨陳儀的嚴家淦、參謀總長柯遠芬...等人。

會議徹夜進行,卻一直無法達成結論。凌晨三點,陳儀終於做出決定。「凌晨四點開始行動,由我陳儀負全部責任。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嫌疑人士,不問姓名,當場處決。」

由特務組成的行動隊和憲兵第四團首先決定工作分配,按照準備好的黑名單同時行動。因為擔心消息傳出之後,逮捕對象有逃亡之虞,所以逮捕行動要爭取時間。處決的刑場分為兩處,行動隊在圓山右側的大直;憲兵第四團在馬場町的螢橋。

為了緊急逮捕,要從許多地方徵調車子。來逮捕我的人,坐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巴士。他們到大同鐵工廠詢問我的下落;聽說我不在那兒,便急忙趕到學校來。

那時,我剛起床。十幾個便衣一陣敲打大門之後,湧進我的房間。

「你是歐陽可亮嗎?」

「是的。」

「跟我們走。」

雖然我當時嚇了一跳,可是,我仍記得在問答之間,我反而異常地平靜下來。

「我有什麼嫌疑呢?」

「等一下再慢慢說。」

押上巴士之後,我被蒙上眼睛,雙手被反綁在後。

「你要在大直被槍決了。」

「到底我犯了什麼罪?」

「這個我們不管!」

「總要給我一個理由吧,我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哼,你是台灣獨立黨的成員。二二八之後,你在永樂町和林樑材(編輯部注:謝雪紅的同志,事件後逃往中國大陸)一起開過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們密謀要成立新華民國。王添燈當總統,歐陽可亮是總統府秘書長。由你起草憲法。」

「胡說八道。我一直都在工業學校的宿舍裡面。」

「住嘴!」

經過這一番問答,巴士已走到劍潭的小山坡;車子的引擎卻逐漸不靈光,終於停了下來。原來是沒有汽油了。

事後我才知道,當時物資缺乏,有許多小偷專偷車子的汽油。市政府的巴士司機在下班時把油漏出來,第二天上班時再把油加進去,以免油被偷竊。行動隊的人不知道這種情形,匆促之間徵調巴士,才會有車子因汽油不夠而停在半路的結果。車子在下坡路段,油箱前傾,汽油湧到油管口來;上坡的時候,油箱後傾,汽油就到不了油管。

「畜牲,竟然走不動了。」

司機粗野地叫罵著。

「沒辦法,就在這兒處決吧。」

一個人這樣說。剛剛向我問話,像是隊長的人說:

「不行。根據長官的命令,要把犯人帶到大直槍決,不可以在路邊槍決。」

我那時只是不停地向上帝禱告而已。

「喂,大同鐵工廠有汽油嗎?」

他們問我。

「有吧,大概五十加侖。應該是放在倉庫裡面。」

「有車子嗎?」

「車子有一輛福特汽車,一輛平台貨車,一輛吉普車。」

「你帶路,全部給我調來。」

巴士倒車,回到大同鐵工廠。由於還很早的關係,上班的職員很少。他們去叫倉庫管理員,叫了好幾次,就是找不到人。不得已,他們便命令我去把鑰匙找出來,將巴士加滿油,再分別坐上搶來的汽車。

「浪費太多時間了,快一點,快一點。」

隊長大聲催促。

「這傢伙怎麼辦?」

「真是個麻煩人物,把他連同巴士移交給憲兵第四團好了。」

我因此才逃出行動隊的虎口。

可是,他們卻開著從大同搶來的福特汽車和吉普車,前去逮捕教育處副長兼「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先生(編輯部注:「半山」)。當天早上,就在大直將宋先生槍斃。由於宋太太記得車牌號碼,事後,她以誘拐、內亂罪殺人嫌疑的罪名,向高等法院控告車主林挺生的父親林提灶。宋氏夫婦係孫科做媒成親,宋太太(中國人)因為有強硬後台,才能勇敢地出面控訴。當然,這對林挺生來講是非常冤枉的事情,後來我出面做證,才洗清他的冤屈。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我在馬場町的憲兵第四團等待槍決。直到那時,眼睛才沒被蒙住。憲兵執行死刑時,習慣在槍決之前,先問犯人的姓名。

「你叫什麼名字?」

「歐陽可亮」

「現在要槍斃你了,有什麼遺言要交代?」

「槍決的理由不明不白,我要聽聽法院的判決。」

「不要法院判決。陳儀長官下命令要全部槍決。」

我又被蒙上眼睛,拖到刑場。說時遲,那時快,我聽背後大聲喊叫:「等一下,現在要槍決的是誰?」

「歐陽可亮。」

「范副參謀長來了緊急命令,不要槍斃他。」

我才因此死裡逃生,留下一條小命。

原來,大同職業工業學校有建教合作,學生畢業後要到大同鐵工廠工作一定的時間,以免除四年的學費。由於我是基督徒,和蘇州教會有很深的淵源。蘇州教會的附屬孤兒院送了四個孤兒過來,託我照顧。我便安排他們到大同工業學校上課。

這四個學生一聽到我被逮捕的消息,就騎自行車,或用跑的,去中山南路的國語禮拜堂向翁節敦牧師報告。翁牧師便又火速地去找范誦堯副參謀長。

國語禮拜堂是為來到台灣的中國基督徒設置的。主任委員是唐守謙(曾任東海大學校長),副主任委員則是范誦堯。

范夫人名叫林德君,她的妹妹林慰君(現在舊金山任教職)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她們的父親林白水,是新聞記者,被軍閥張宗昌槍斃掉的。我無緣無故地遭受逮捕,並即將被處死。范誦堯一知道這情況,即刻寫了一份命令書。

「歐陽可亮不適合引用陳長官的緊急措施條例,必須經過審判。」

用中國話來講,就是「槍下留人」的意思。

命令書發送出去之後,范誦堯問翁牧師:

「幾點來抓人的?」

「六點。」

「大概來不及了。」

「欸,為什麼這麼快?」

「會議開到凌晨三點,陳長官發出緊急措施條例。四點開始行動,六點去抓人。」

「現在才八點而已。」

「啊,也許六點半就被處死了。翁牧師,你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我昨晚整夜沒睡。向我傳來的報告都是誰被逮捕、誰被處死了的消息。歐陽先生不可能還活著的。只是因為你來拜託,我姑且發出命令試試。如果他是被行動隊抓去的話,應該已經在大直被處決了。如果是憲兵第四團的話,或許我還攔得住槍口。然而,說是這麼說,也只是姑且一試罷了。」

託范副參謀長「攔槍口」成功之福,我才保住一條性命。由於要接受審問,我被送到西門町的西本願寺。當時,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

這家寺院超渡死者不分國籍,包括在台日本人和台灣人。可是被中國人接收之後,將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我想,這是連親鸞上人也料想不到的歷史性笑話吧!

樞要部以第二處藉「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

第二處的處長林秀鑾、副處長姚虎臣,這二人的名字我一輩子都記得。

我一被送進西本願寺,報上姓名、年齡、本籍、現住所、職業、家庭狀況、友人關係之後,所有的東西,包括錢包、記事本、手錶、眼鏡等全被沒收。聽說這是防止犯人自殺的措施。像內褲的褲帶、鞋子旳鞋帶等繩索類的東西也全被取走。

我用鈕扣繫住褲頭,裏面的內褲則像包尿布一樣垂下來(這樣根本無法自由走動)。我才正愁著不知如何是好時,眼睛又被蒙起來。我在西本願寺囚禁期間,眼罩一直都沒被拿下來過。

隨後,我被二個士兵捆上五花大綁。因為雙手被反綁之後,繩子再穿過頸部、雙臂、雙腕,並且在這五個部位打結;打結的樣子很像花瓣,所以稱做五花大綁。這種綁法專門用來對付重刑犯。如果犯人越掙扎,繩結就束得越緊,除非是會縮骨功的忍者,否則根本逃脫不掉。

我在囚衣背後被寫上34,此後「34號」這個號碼就成了我的名字。他們把我拖過長廊,丟入牢裡。我的腳絆到其他囚犯因而跌倒,身體壓在其他人身上。只聽到他們微弱的呻呤「噯唷,噯唷...」此外,再也沒有人發出聲音。整個囚室充滿停屍間窒人鼻息的沈默氣氛,我們只能坐以待斃。

矇上眼罩,當然是為了不讓囚犯看到監獄內部的情況,同時,也是不讓囚犯們彼此互相認識。因此,囚犯們深刻地感受到恐怖至極的孤獨感和緊張的氣氛,更別提神經之緊繃狀態了。士兵恫嚇道:「不要說話!」沒有一個囚犯敢吭一聲。即使不是這樣,囚犯當中也可能混雜著特務;而特務的殘酷手段,在這次的逮捕行動當中,每個都有難忘的親身經歷呢。

然而,人類真能忍耐極限狀態。不只忍耐,還有適應。日漸一日,囚犯們膽量越來越大。我也趁監視較為疏忽的夜晚,把臉靠上冰冷的水泥壁,將眼罩褪下來。我也稍有勇氣和旁邊的人囁囁私語。和旁邊的人熟識之後,將眼罩褪下來會更容易。

在那兒看到的盡是頭髮蓬鬆,滿嘴鬍鬚,憔悴至極的容貌。也有幾張我認識的臉孔在內。恕我不能說出名字,因為其中至少有二人現在住在東京。

第二天十四日,許多囚犯被送進來。最高峰是十五日。我的囚房約二間八疊大的面積,一共塞了七十多人進來,教人根本無法橫臥。即使要靠在牆壁上睡一覺,也是相當辛苦。而像這樣的囚房,另外還有好多間呢。

我身上一直都穿著被逮捕那天的衣服,而且連臉都不得洗上一次。

吃飯、大便的時候,眼罩還是不能拿下來,頂多只是放鬆雙手,從「五花大綁」變成「三花大綁」而已。伙食只有一碗飯,上面放一些蘿蔔干或煮白菜之類的菜餚而已。如果因為伙食不好而拒吃的話,也會被守衛拳打腳踢,斥責道:「幹嘛不吃!」

廁所在囚房外面。如果一喊:「我要大便。」守衛就會鬆綁,將囚犯帶到高約六十公分馬桶旁邊,叫他蹲下。結綁的繩索會吃進皮膚,囚犯們必須忍耐到忍不住為止。衛生紙只給一張。如廁,一張衛生紙而已,哪能清潔乾淨?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不衛生的了。每個囚犯本來就都已散發出體臭,加上累積在褲內的糞臭,整個囚房就都充滿了令人做嘔的臭味。慘遭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我們宛若置身於人間地獄。

囚犯每天都被叫出去拷問口供。拷問室雖然和囚房隔了一段距離,但是囚犯被逼供的慘叫聲依然清淅入耳。囚犯一進入拷問室就被迫坐上張小板凳。許多囚犯以為詢問官會坐在前面的桌子,卻突然地被從後面大叫一聲,嚇得差點心跳停止。然後,又會從右邊或左邊向囚犯大聲叫罵。經過這般的拷問之後,誰還有足夠的心思去編織謊言呢? 「34號,你為什麼會到這裡來,知道嗎?」

「不知道。我才想請你告訴我呢。」

「你還囂張什麼,給我打!」

啪、啪地,我被賞了幾記耳光。我知道這幾下還算是輕的。

「你在什麼地方和林樑材見面的?」還在問林樑材,真不像話。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還裝蒜,打!」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除非入夜以後,否則在白天的時間裡,面對淡水河的後院時常傳來槍聲。不用說,一定是槍決。有單發的手槍聲就心跳加速,全身發抖,日久習慣之後,我反而想,即使是槍斃,我們也是無可奈何。每天的牢獄生活不但時間長,而且令人絕望。我感覺到體力日漸衰弱,即使可以撐到僥倖出獄,也沒有自信能夠在此後的社會上生活。更何況在這兒,每天還要受到疲勞審問的痛苦和恐怖。遭遇這種劫難,最後又難逃一死的話,倒不如痛快地讓我一死,還算功德一件呢。

人類似乎是覺悟一死,心情反而輕鬆的動物。一位懂得手相的人告訴我:「你的生命線延伸這麼長,一定會得到貴人相助,千萬不可放棄希望。」

一般人被說命好,多少都會覺得高興,我卻不以為然。因為算出的命好也就罷了,算出的命不好卻只會整日擔心。

只是,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我就記憶所及,詳細供述。

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有一天,我也被宣判「處死」。算起來這已是第三次判我死刑了。我心裡想,這下子完蛋了。然而,出乎意料地,二、三天之後,我竟被帶離西本願寺,轉監到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法處在成功中學東邊不遠之處。到那兒之後,眼罩終於可以拿下來。

第二處釋放囚犯時,並不把囚犯的眼罩拿掉。聽說有人被放到田野;當前來耕田的農夫叫他,他戰戰競競取下眼罩,才驚覺自己是在郊外的田間。

在軍法處,由一位陳姓軍法官負責審問我:

「你為什麼被他們抓去?」

「不知道。」

「你放心好了。那邊雖然沒有法律,這裡則一切依法行事。到這裡來,你就保住一條命了。不過,你要實話實說才行。」

實話實說可以保住一條命的話,我當然照辦。

「沒問題,你儘管問罷。」

「你的罪狀之一是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自強報』的總編輯,而『自強報』則不斷地發表社論,抨擊政府。」

「不對,那時候我不是總編輯。『自強報』在合法登記期間,我是總編輯沒錯,但是,一年多以前『自強報』早已停刊了。」

「那你在大同上班,二二八當時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車子,到永樂町和林樑材開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呀!」

「你不要說謊,林樑材逃去哪裏了?」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呀!」

「你是共產黨嗎?」

「絕對沒那回事。」

「那是民主同盟囉?」

「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沒參加過任何黨派。國民黨也好,共產黨、民主同盟,統統沒有參加。」

「嗯,那給我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還要再說一遍呀,我心裏厭煩地想著。陳姓軍法官一面對照西本願時送來的口供記錄,查驗符不符合。

「你們的大本營延安,已被我軍占領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延安不是我的大本營,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是嗎?你被逮捕之後,三月十九日胡宗南的部隊占領的。總之,此後你們沒有任何依靠了。」

我沒料到他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懷疑我是共產黨。

「你和范誦堯副參謀長是什麼關係?」

「我們同是國語禮拜堂的教徒。」

「你和文官長吳鼎昌是什麼關係?」

「他兒子吳元黎和我是中學同學。」

我後來才知道,我太太曾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在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聽說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搭機來台。隨員當中有一位總務處長張鶴齡,他是我大舅子張湘澤的同學。我太太也向南京的張鶴齡通知我被捕的事情。張鶴齡來到台北雖然大有幫助,但是,為了探聽我的下落,他也費了相當大的功夫。

因為逮捕的人數眾多,抓人單位又分成好幾個係統,什麼人被關在什麼地方,何時何地已被處決,並沒有詳盡的資料可供查詢。

三月底的某一天,我聽聽到高喊「 34 號、34 號」的聲音。 這時我因身心俱疲,已經陷入虛脫狀態,一瞬間竟忘了 34 號是我的號碼。旁邊的人拍拍我,我才突然發覺,急忙走出牢房,聽到他們對我說:「要送你到軍法處去」。幸好有吳鼎昌的長途電話和張鶴齡的奔走,雙管齊下,我才保住這條小命。

經過前述陳姓軍法官的審問之後,大同的張永聲經理被叫來當我的保人,我才重獲自由。

我一回到家,就先照鏡子看看自己的模樣;結果我看到一張削瘦乾癵,有如鬼怪的臉孔。不止如此,沒多久我就開始喀血。因為不像是肺結核,給醫生檢查的結果,原來是獄中拷問口供的刑求,傷到肺部。我待在家裡靜養將近半年,同時多吃一些奶油和維他命滋補身體。即使到了現在,我也常常去照x光,擔心是否舊傷會再復發。

我出獄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應翁節敦牧師的邀請,到國語禮拜堂做見證。我簡單敘述從三月十三日早上被捕,到監禁在西本願寺所經歷的體驗,最後我將得以生還的一切,歸恩於蒙受我主的眷顧。做見證是早上的事。結果,我回家之後,約下午二點正想睡個午覺時,來了幾個便衣,把我抓到第二處處長林秀鑾的官邸。林處長不胖不瘦,外表看來氣質柔和。

「今天早上,你在國語禮拜堂亂講話喲。內部的事情怎能對外公開呢。若不是看在你是張湘澤妹婿的份上,我包管你今天回不了家。從今以後,嘴巴給我小心一點!」

我打從心底起了寒顫,原來連國語禮拜堂裏面都有佈建線民,否則我的見證,第二處不會這麼快就知道。林秀鑾和張湘澤是日本的軍校同學,所以彼此認識。如果我先前就知道他們有這層關係,一定可以更早離開西本願寺的,真是可惜。

不久,林秀鑾辭去第二處處長,遺缺由姚虎臣昇任。姚氏身兼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訓練總隊的任務是取締和懲戒流氓。所謂流氓,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只要隨便給個流氓的罪名,就可以逮捕任何人。綠島就是叫人聞風喪膽的火燒島,重刑犯都被移送到這個島上。這三個頭銜,隨便一個都足以教人膽顫心驚,何況三項都集於一身呢?所以,沒有人不怕姚虎臣的。對台灣人而言,姚虎臣是最可怕的人物。

如眾周知,四月二十二日魏道明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取代陳儀。姚虎臣卻不受高層人事異動的影響,仍然保持這三個職位。其權勢之不可一世,可想而知。

五月的某一天,姚虎臣很鄭重地寄來一張邀請函,內容是「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內心的悸動仍未平息,五月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封邀請函。姚虎臣特地寄來的邀請函。我有如遭受電擊一般,不知不覺間,那張邀請函從我手中滑落。姚虎臣的名字,我一直記在心裡,只是不曾見過他本人。我用顫抖的手指撿起邀請函,仔細讀看看,內容是「有事請益,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蓬萊閣是位於二二八發生地,大稻埕圓環附近的一家飯店。從中山北路過去不會很遠,但是我卻不曾去過那一帶。到底姚虎臣找我,是為了什麼事呢?

我覺得有必要和林挺生商量看看,便去找他,沒想到他也收到同樣的邀請函。我們決定用生病做理由,不去參加。

那天,我很緊張,一心只禱告著時間趕快過去。結果,六點半時,宋隊長專程坐車來到林挺生家,很生氣的責備說:「姚處長特別設宴招待,為什麼你們不去呢?太失禮了吧!」

「不,不,只是太突然了,而且身體有點不舒服。」

「不管什麼理由,趕快準備,快跟我去。」

宋隊長和另一個部下,唰地扳出腰帶上的佩槍。

我們像被綁架一樣,一進到蓬萊閣,二樓的隔間裏面已經來了幾位客人,是林子畏先生和『全民日報』的馬總編輯。姚虎臣也已在上座等著我們。

我終於和殺人魔王對面對了。他約四十四、五歲,上身很長,威風凜凜的軍裝包裹著將近八十公斤結實的軀體,臉上透露著精悍的神情。

林子畏是板橋望族林本源的宗親,也是『全民日報』的社長。『全民日報』一如其他台灣人的言論機關,到二二八之前,一直不餘遺力地批判陳儀,因此許多記者被逮捕殺害。馬總編輯身為責任者之一,當然也被追究清算。他和我一樣好運,在要被送往西本願寺時,獲得保釋。後來林子畏驚悸之餘,將『全民日報』的報館、機械設備全數頂讓給特務頭子林頂立。(編輯部注:林頂立為「半山」。二次大戰中,在廈門擔任日軍和中國軍的雙面間諜。二二八事件時,擔任特別行動隊長,積極活動。以此功勛獲得上級提拔。後來,因為來日本秘密會晤廖文毅的事機敗露,才因而失勢。)

姚虎臣看到我們來了,很得意地點點頭。整桌連宋隊長和另一名副官,一共七個人。桌上擺了很多啤酒、紹興酒,精緻的料理也一盤接一盤地上桌。我們被叫來的四個客人吃得很少,只是看看著他狼吞虎嚥而己。

我們輪流向姚虎臣和他的二名部下倒酒,應和他們說些「這次真是辛苦您們了」、「台北雨季過去了,從現在到七月為止,是一年裡最怡人的季節」等不著邊際的話。

林子畏和林挺生更異口同聲說:「今天晚上不能讓姚處長破費,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我請客。」

姚虎臣便假惺惺地說:「那真不好意思,是我邀請你們來的呀。」

說完,他便再三勸酒,邀大家同飲。我們不知道他等一下要提出什麼要求,只是心情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根本不敢喝上半口。終於,「咳,咳」姚密臣裝腔作勢,咳嗽一聲,開口說:「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大家一聽,便重新坐好,不敢亂動。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我們四個也不是三歲小孩,一瞬間,便覺悟到今晚邀宴的目的了。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聲音咽啞地問著。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開玩笑,是你虧欠我們,台灣人都還在看你們要如何補償。竟然黑白顛倒,變成我們欠你錢,這種說法如何叫人服氣?

可是,氣憤歸氣憤,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不是傻瓜,他的要求再不合理,我們也只有服從而已,不然就無法活著走出這房間。

「明白了。以我的情形為例,寫個黃金二百兩,合金條二十條怎麼樣?」

年紀較大的林子畏瞧了一下林挺生,首先開口。

一兩是十錢,一錢有三點七五公克。我前些日子在神田町的銀樓問過,現在黃金一公克要一千三百五十日圓。二百兩黃金,以現在的日圓計算,少說也要一千十二萬五千日圓呢。

台灣或中國的黃金買賣,向來都是以兩或錢單位。尤其擔心通貨膨脹的關係,大家都不存錢而換買黃金或美金。雖然會變成不生利息的櫥櫃存款,也是不得已的。也有人存了一些錢,到銀樓買一錢或二錢的金戒指。存了數個金戒指之後,再換成手鐲或項鍊。這樣才方便逃難時攜帶。但是,考慮買賣資金的話,裝飾金的價值並不高。以黃金為例,十兩重,約十公分長的金條,也才一美元而己。

林子畏搶先提示金額,是「先發制人」。這需要相當的膽量和判斷。太少的話,對方會生氣,太多的話,又會被當成凱子。以林子畏的地位財富而言,二百兩黃金正是不多不少,剛好交代得過去的底線。

姚虎臣微微皺了一下眉頭說:「嘛,就這樣吧,那林挺生先生也一樣囉?」

「嗨,就照您的意思。」

他順口歎氣似地回答。

「那好,歐陽先生和馬先生就都各一半好了。」

一聽到要一百兩,我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像我這樣靠薪水過活的人,要拿出台灣有數的大企業家的一半金額,真是太過份了。即使是十分之一,我也負擔不起呀。當時,我真想放聲大哭!

但是,仔細想想,馬總編輯和我都被抓到第二處,又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被要求贖金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際上,在二二八事件被逮捕的人的家屬,拵再多的金條,也都四處奔波,想辦法要營救被捕的人。其中受騙的,金條去了,人卻不回來的雙重受害者不在少數。

林子畏和林挺生並未被捕,卻也被勒索,一定是當了馬編輯和我的保證人之故。所以,合計起來,我們一個人的贖金將近要三百兩黃金呢!

「期限是一個月。遲繳的話,就把遲繳的部分加算利息。」

我第一次聽到遲繳贖金,還要算利息的。真是死要錢。

「我不是不信任各位,只是覺得請各位寫下字據較為妥當。

姚虎臣向他的副官翹下巴,要他去拿紙和筆墨;然後叫我們輪流到他身後的小茶几寫下借據。沒帶印章的,就按捺拇指。他把借據一張一張拿起來吹,墨汁乾了,才小心折疊,放入上衣裡邊的口袋。

「事情這麼快就解決,太好了。喝酒吧,今晚我們來喝個痛快!」

姚虎臣非常得意,接著又說:「你們喜歡音樂吧!」

也不等我們回話,自己就兩手一拍,叫侍者去叫來走唱樂人。

二二八之後,全島籠罩在風聲鶴唳當中,一般人根本無法也不敢在這樣的大餐廳請客。樂人也大概很久沒有生意吧,座椅擺好之後,鼓、銅鑼、嗩吶、胡琴等一組人高高興興地進來。

「先來個開天閣。」

姚虎臣命令著。「開天閣」就是戲要開演之前,聚集觀眾的開場樂。只見所有的樂器齊鳴,所發出的音量快要把整個餐廳給翻了。樂人也好像很久沒這麼開心演奏;在窄小的房間內,眾人的耳朵都快炸開了。

對姚虎臣而言,那似乎是樂不可支的享受。他暢飲紹興酒,嗑瓜子,細瞇著眼睛。而我卻一心想著趕快逃離這裡,去好好想一想從明天開始,如何湊足一百兩黃金。所以,我忍耐著,把嘴巴張開,以減緩耳膜的衝擊。

突然,門開了。進來一位氣質優雅的半百紳士。樂人們嚇了一跳,都停止演奏。我起初還以為是蓬萊閣的主人進來打招呼呢。

那位紳士是劉明。有名的煤礦大王。他和陳逢源都很熱心支助留日返台的台灣菁英,聲望頗高。

劉明看到我們嚇了一跳。

「我還以為是誰,原來是兩位林先生、歐陽先生和馬先生。今晚為什麼都到齊了呢?」

他好像不認識姚虎臣和宋隊長,沒和他們打招呼。而且,看到我們和「阿山兵」坐同一桌,心裡一定很反彈。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劉明的抗議本來是很正當的。但是,卻多此一舉,炫耀出教育廳長的名字,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事情,好讓人知道他很了不起,不得不叫人厭煩。

「對不起,對不起。」

林挺生歪斜著臉,小聲道歉,劉明才搖頭走出去。我偷瞄一下姚虎臣,不知道他懂不懂現在的台灣話。

「哼!」

姚虎臣輕哼一聲,臉色大變。接著打破沈默的是宋隊長,他很能揣測上司的心思。

「他媽的,我現在就去跟他要回面子。」

我直覺地認為這下慘了。姚虎臣點了點頭,宋隊長和副官就唰地起身,我們四人也被催促,魚貫地走進隔壁房間。

劉明吃驚地站起來,許壽裳也坐不住了。姚虎臣在距離不到三尺的地方,指著劉明大叫:

「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劉明臉上酒氣全消,血氣全無。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我們回到酒桌,比剛才更吵雜地繼續開天閣。

第二天早上八點左右,我去找林挺生討論一些校務和昨晚的事情。有人進來通告說,劉明先生有緊急的事要求見面。劉明慌慌張張進來之後,就雙腿一屈,跪到我們面前。

「林先生、歐陽先生,拜託,救命喲,我不知道那是姚處長。我這下完蛋了。」

林挺生急忙扶起劉明,抱著他坐到沙發上。劉明眼睛通紅,鬍鬚沒刮,顯然昨晚一夜沒睡。

「劉明先生,現在的台灣人都不知道災禍什麼時候會從什麼地方來。就是想救你一命,我們也是無能為力呀!」

「請不要這麼說,幫看看嘛!」

「我們自己也是自身難保呀。其實,我們昨天是被叫去勒索的。」

劉明沒空聽那來龍去脈。

「拜託,陪我去一趟中山堂。我一個人去,太危險了,拜託你們來當個中間人。」

說起來真可笑,和姚虎臣的關係,我們的確是比劉明來得親。於是,不管如何,看能幫多少算多少,我們三人就一起去了。

我們九點半就到中山堂等姚虎臣。十點五分,才看到姚虎臣後面跟著宋隊長和副官走進來。

中山堂早上幾乎沒什麼客人。坐到餐桌之後,劉明激動的不停叩頭,聲淚俱下:

「拜託,饒了我這條老命吧。我真是觸犯了天人不容的大罪,我在這兒向您陪罪。」

姚虎臣冷冷地瞪他:

「你知道錯了?這回就看在林先生和歐陽先生的面子上,饒你一命吧!」

說完,頭也不回就走了。

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暗殺是當時沒有入罪藉口時,常用的手段。

我在期限的一個月後,到中華街一條巷子裏面姚虎臣的住宅去,交給他五十兩黃金,並得到他同意餘額用分期償還的。不過,每個月要算兩成的利息。不管通貨膨脹再怎麼嚴重,二成的利息是很重的負擔。而且,利息會再生利息。雖然我每月二萬、三萬的還,到最後都算不清本金還差多少,利息還差多少了。

後來,我聽說姚虎臣被檢舉,並且判了刑。正想說得救了;誰知姚虎臣竟派人到我家來催收餘款。我徹底的絕望,便向妻子說明一切原委,把基隆的房子交出來抵債。後來我搬去台北住,一直到逃到日本為止,都沒有在台灣擁有自己的房子。

我想,再這樣下去,台灣不是久居留戀之地。然而,就連我準備要離開台灣,這件事都傳進姚虎臣的耳朵。

他常去北投玩。聽說即使洗溫泉,也是槍不離身,總是放在即手可拿的地方。大概他也很清楚自己樹敵眾多吧。

配屬於他的第二處在二二八之後,仍繼續奉行蔣經國下令的共產黨。民族派系的大整肅,橫行一時。他們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捉人、放人都不需要公文。

在他們眼中,根本沒有法律。前文提過,他們徵收大同公司的福特汽車和吉普車,去逮捕教育處副處長兼『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被宋夫人記住車牌號碼,一狀告到法院一事,即使高等法院發文查詢,第二處理也不理;終於在再三催促之後,才回文「無徵收車輛一事」。後來,有一天一輛牛車拖了一台破破爛爛的車子到大同公司。職員們一時不敢相信那真是亮麗耀眼的福特汽車的下場嗎?玻璃全被打破,輪胎全沒了,車身也是凹凸不平。

如果說姚虎臣是冒牌的,讀者必定會大吃一驚吧。他的本名是姚敏生。曾經是心狠手辣的特務人員。但是,特務並不是光彩的職業。原本姚虎臣是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在抗日戰爭中陣亡。姚敏生在混亂時局中,搖身一變成了姚虎臣,晉身為陸軍少將。在中國三國演義般的社會中,這種事並不稀奇。在中國語的辭典中,都有摘錄「冒名頂替」這句成語呢。

四九年秋天,國民黨政權逃到台灣。在那前後,許多高級將領也渡海來台。為了安插他們職位,國防部人事處發布命令,要冒名的姚虎臣讓出二個兼職。就姚虎臣而言,國防部是太上機構,對他這個台灣警備的頭頭又能怎樣。正當他認為沒什麼了不起,不予理會的時候,國防部真的來抓人了。在軍法處接受調查當中,前述冒名頂替一事才揭露出來,被判徒刑二年。這是「冒名頂替罪」,不是判他二二八大屠殺罪,也不是勒索贖金的罪。而且,這二年徒刑,他以高血壓為藉口,改服自宅監禁。所以,他才能繼續派人來跟我催收餘款。姚虎臣在我來到日本不久之後,於五五年死於腦出血。

最後,我要列記二二八事件當中的一些零星見聞,以結束我的證言。

在二二八事件中,殺人最多的是姚虎臣、彭孟緝和林頂立三人。彭孟緝在台灣南部教台灣人聞風喪膽,特別是在高雄市進行了大屠殺。

而且根據估計,在基隆被丟入海裡的屍體,少說達好幾千人,其中還有漂流到日本五島列島的。在大直,他們挖了好幾個大坑洞,把槍斃後的屍體丟進去,聽說一下子就滿了。最後還嫌挖洞太麻煩,只要有凹陷的地方,就把屍體丟進去。我聽一位住大直的朋友說,他家後面有一個小山崖,許多屍體就從那兒被丟下去。

陳儀後來被調去當浙江省主席,一直到國共內戰的最後階段。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下野聲明,退隱到故鄉奉化鎮。這正是陳儀的轄區。蔣介石的安全由特務組成的親衛隊負責,周圍則全都配置陳儀的部隊。

陳儀當時對國民黨很絕望,想要生擒蔣介石向共產黨倒戈,並將這個計劃告訴部下湯恩伯將軍。他如此信賴湯恩伯的原因,在於湯恩伯是他的乾兒子。豈料,湯恩伯竟將陳儀的計謀,拍密電通知蔣介石。蔣介石便愴惶離開奉化,飛向福州;但是,聽說陳儀的部隊還向蔣介石的座機發射砲彈呢。逃到福州的蔣介石於是命令上海的心腹特務毛森,潛入浙江逮捕陳儀,把他押到台灣去。

但是,陳儀卻不是受到刑囚而死的。他正式的接受軍法會議審判。因為陳儀是上將,軍法官三人也都必須是上將才行。其中,顧祝同早已是上將,才組成軍事法廷。其實,判決是早就擬好的。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陳儀在他殺死眾多台灣人的馬場町刑場,被槍決伏誅。

在陳儀的處決上,省政府民政廳長蔣渭川代表台灣人到場見證。蔣渭川在三月十三日的大逮捕中,因女兒捨身相救而逃脫之後,一直躲到風暴過去為止。開明派的吳國楨當省主席後,任命蔣渭川為民政廳長時,大家對中國官場的變幻無常,都為之一嘆。蔣渭川比誰都畏懼姚虎臣。我曾在姚虎臣的住處,好幾次看到蔣渭川陪著笑臉,討好姚虎臣的樣子。

我想再舉一、二個例子,說明陳儀他們是如何的囂張,晏然以台灣王自居,對中央權力的介入相當反彈。

在一般的資料中,宣撫使國防部長白崇禧是三月十七日到台灣的。其實,白崇禧早在前一天就飛到松山了。但是,陳儀的部隊卻向白崇禧的飛機猛開砲火。白崇禧嚇得折回上海。在和陳儀談妥之後,第二天才平安到達。所以,白崇禧的宣撫只不過是一場戲後的餘興節目而已。三月十七日還正是逮捕虐殺的高峰期,許多台灣人還陸續地被關入西本願寺的黑牢呢。

另一方面,來自大陸的援軍和陳儀的關係也不融洽。只是,雙方確實都很敵視台灣人。

三月十二日,我被逮捕的前一天下午,二十五師獨立旅團的一部份部隊開進大同工業職業學校。他們命令騰出一部份校舍供軍隊住宿。由於這是私立學校,便請他們向公立學校交涉而予以拒絕。於是,他們又以軍用米尚未從大陸運到為由,要求暫時供應他們米糧。這個要求就很難拒絕。但是,像這樣的後勤支援,軍方上級都沒安排好,也真叫人搖首納悶。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還有,中山國小的校長為嚮應陳儀的呼籲,「市民們請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騎腳踏車要去學校,卻在大同公司附近,被軍人射殺。這件事,我也當場目擊了。

林挺生那陣子也有麻煩。一個名叫傅土的中國人老守衛,他兒子因為唱了「義勇兵進行曲」,不僅被公司革職,也被關了十年。傅土懷恨在心,便檢舉大同公司在戰後私購日本海軍鋼材一事。林挺生走投無路。便透過管道向宋美齡哭訴。在宋美齡的關說之下,林挺生將相當於資材五分之三的錢繳還由中國海軍,解決問題。而傅土也得到了那五分之三的十分之一,做為檢舉獎金。

六四年秋天,我得到連絡說,范誦堯和某黃姓立法委員要來日本,住進銀座的日亞航大飯店。我急忙趕去,一看范誦堯,就跪下去向他磕頭致謝,感謝他在四七年三月十三日把我從地獄入口救出之恩。范誦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告訴我,就他所知,三月十三日被逮捕的人當中,只有我活到今天。

在與他交談當中,我告訴他,有二位美國人以「為了歷史,必須留下事實」為由,勸我發表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經歷。其中一個叫 hordad s. levy, 中文名叫李豪華, 是外交官培訓機構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the dept. of the states, washington) 出身;另一個叫許芥昱 (dr. kai-yu hsu),是舊金山大學教授。 後者在數年前發表周恩來傳,在日本名噪一時。我在教授駐東京外交官中文時,和他們認識,曾對他們約略提過二二八的親身經歷。

范誦堯說,現在政府的外交處境極端困難,若是再發表二二八真相的話,更會雪上加霜。甚至,也許你都會被暗殺呢。他要求我再忍耐十年。十年一過,也許衝擊可以減緩許多。

李豪華勸我用寫的,許氏要我錄音寄給他。但是,我整日為糊口謀生,很難照他們的希望,寫成文章或錄音下來。

今年是一九七七年,美國總統卡特發表尊重人權的宣言,並且採取庇護蘇連知識份子的行動,這對我產生極大的鼓舞作用。想一想,我被三度宣判死刑,並且三度獲救的二二八事件,今年也正逢三十週年。和范誦堯約定的十年,期限也早已過了。我才決定打電話給王育德先生。王育德先生比誰都和我一樣,對二二八有切身之痛,並且相信從二二八事件中,可以汲取出新的意義。基於這個理由,我才透過王育德先生,向世間發表我以上的證言。

譯者補記
原載《台灣史料研究》第11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8年5月出版
日文原文登載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發行的 《台灣青年》198期,1977.4.5

歐陽可亮簡歷
歐陽可亮先生,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北京,三歲至八歲跟隨外交官的父 親住過南美的智利。歸國後,即立志於做書法家。曾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台北「大同工業職校」教師、日本外務省研修所、拓 殖大學教授、產能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五四年攜眷赴日,住在東京三 鷹市。一九九二年五月,因「心不全」病逝於八王子市的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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