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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蒋介石的第五次厦门之行

作者:admin 日期:2007-10-24 20:00:45 人气: 标签:
导读:

 《厦门晚报》2003年4月20日发表了我市洪仆仁老先生的揭秘长文《蒋介石究竟到过几次厦门》,其中关于蒋介石第五次来厦门的情况与事实相去甚远,而这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又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动作!编者按称“(蒋介石)晚年两次来厦,正处于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四面楚歌之际,这个沙场败将、失意政客的到来,既没有车水马龙的迎迓排场,更没有民众夹道欢呼的风光。因此,迄今见诸报刊的几篇文章,均语焉不详,说法不一。”笔者也是编者所言的“见诸报刊的几篇文章”的作者之一,“语焉不详”一说不知有何依据?

  洪先生写道:“(蒋介石)第五次来厦,大势已去,布置退却”中的“布置退却” 一说纯属事后个人的推想,与史实相去甚远,根本无法解释事后解放军解放鼓浪屿与厦门本岛的艰难与残酷,更不能说明而后金门失利的战况。

洪先生所言“10月7日上午10时半,蒋介石的座舰历经20小时惊涛骇浪的海上航行,横渡台湾海峡再次来到厦门。蒋经国亲侍左右,形影不离。日本顾问根本博依然随行,但不见报载只见于档案。”笔者认为洪先生所谓的“不见报载只见于档案”一说更暴露了洪先生在资料收集上的缺失,当时无论是厦门的《江声报》还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有相当详细的报道。

  笔者在《厦门文学》2000年10月号发表的《金门登陆战回眸》也涉及到蒋介石的同一行踪,笔者写道:1949年10月7日,蒋介石的“座舰停在了远离市区的胡里山海面,老蒋与随行的蒋经国以及中南长官公署副长林蔚、中常委谷正纲、俞济时等人站在甲板上,默默地注视着绿树掩映的厦门,翩飞的海鸥在舰周发出了令人心烦意乱的叫声。这时只见一艘中型的炮艇急速向座舰驶来,破浪的炮艇并没有驱走讨厌的海鸥,它们叫得更欢了。随即一串人物顺着摇晃的扶梯鱼贯登上蒋介石的座舰,他们是汤恩伯以及中常委方治、雷霆等人,还有舰队司令黎玉玺、兵团司令李延年、刘汝明、军长曹福林、沈向奎和厦门警备司令毛森等。时间不早了,蒋介石即刻与各位共进午餐,边吃边谈,并一再举杯慰勉各位守岛的有功之臣。下午三点,蒋介石一行在汤恩伯一行的陪同下,离舰从胡里山登岸,驱车来到临时设在厦门大学校园的汤恩伯总部。所有参加厦门保卫战的海陆空要塞主管和团以上的军官都已经在群贤楼会议厅等候。蒋介石一到场,即刻训话‘各位不畏艰苦,,在烽火中坚守本位,大力协助汤主任、方代主席,使军政配合,保卫地方,很好,很难得,我很欣慰。’接着他对厦门钢骨水泥的设防体系大加赞赏,一再称之为固若金汤,大声说‘厦门的堡垒是共军用任何火炮也都摧毁不了的!’接见完军方,他又会见了福建保安副司令范诵尧、财政厅长陈拱北和厦门市长李怡星以及中央社的新闻记者。厦门《江声报》是这样描写的‘蒋总裁着草绿色中山装,较上次来厦时精神健旺,,面部红光焕发,笑容可掬。’不过据记者在报馆私下透露,当时蒋介石面容憔悴,色厉内荏,目无定睛,左右环顾,忧心忡忡。晚上8时,筋疲力尽的蒋介石匆匆赶回座舰,这是他五次厦门行最短的一次,连夜都没过,他举目遥望月色中的鼓浪屿,银色的日光岩显得如梦如幻。这两度到厦,汤恩伯都力邀他登日光岩看看,身为职业军人的汤恩伯另有心计,早早将日光岩的扶梯和围栏安设焊接妥当,以便老蒋的登临。可老蒋两度到厦,两度拒绝了汤的邀请,最后丢下一句‘我哪里还有那个闲情!你当把修梯子的心思也全部用到防守中去!’此言让汤恩伯些许羞愧,但丈着出卖恩师陈仪的本钱,他知道总裁是不会给他苦果吃的。老蒋自己在台湾海峡风浪的颠簸中时睡时醒,腰酸背疼,脖颈处莫名的刺疼如针扎一般,次日清晨依然。

  以上可见对蒋介石1949年10月7日的厦门之行,与洪先生的描述相去甚远,笔者的撰稿主要依据和参考资料的是厦门《江声报》当年的有关报道以及黄顺通发表在《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第3期的《蒋介石五次厦门行》一文,笔者是否以讹传讹,为慎重起见,再度到厦门市图书馆重新查阅核实了厦门《江声报》。

  该报1949年10月9日刊发了中央社的报道,题目为《慰问金厦军民蒋总裁前日莅厦》,副题为《召见三军将领指示机宜,对厦外围战绩表示嘉许》。内容有蒋介石等“经过了20个小时惊涛骇浪的海上航行,于7日上午10时半安抵厦门。”国民党在厦门的军政要员汤恩泊、方治、雷震、毛森、黎玉玺等人同乘炮艇前往蒋的座舰恭迎,并与蒋在舰上共进午餐。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此时国民党军队的大炮开始不断向厦门岛外的解放军的阵地射击,该报写到:午餐时分,“我军要塞炮不断向敌方发射,敌方阵地上冒着朵朵黑烟,点缀着这个伟大庄严的场面”,“下午4时,总裁在汤总部召集驻军官长训话,接见各界首长,垂询地方情形,谈笑风声使大家感动,任务完毕即晚返台”。报纸称各级官长们“对总裁的降临感到无限的兴奋”,“蒋总裁七日午后五时半在某地行馆接见省保安副司令范诵尧、省财政厅长陈拱北和厦门市长李怡星等。”“总裁着草绿色中山装,较上次莅厦时(指1949年7月8日蒋介石第4次厦门之行。笔者按)精神尤显健旺,面部红光焕发,笑容可鞠地与各位握手。”

  《江声报》文中的蒋介石召集驻军官长训话的地点的“汤总部”,即汤恩伯的司令部,并非蒋介石的座舰——华联轮。黄顺通在《蒋介石五次厦门行》称蒋介石在1949年10月7日下午3时,“来到设在胡里山的汤恩伯总部,接见参加厦门保卫战的海陆空要塞主管及高级作战指挥官……”,显然对胡里山的实地缺乏了解,因而地点表述不够确切。胡里山当时只有炮台一座,清朝留下的潮湿的营房数间,地点狭小,解放后勉强为解放军一个连队的驻地,当时是不大可能为“汤总部”的。那么汤总部究竟在厦门何处?可能有两处,一处叫“白房子”的小楼,隐蔽于胡里山左侧的灌木中,是汤恩伯临时的私宅,无心恋战随时准备逃跑的住处(似为洪仆仁先生所言的“原厦门竞强体育会的两层小楼”),二是与胡里山近在咫尺的厦门大学,由洪仆仁先生的胞兄洪永宏编著的《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揭示了这个谜底。洪永宏写到1949年9月“国民党东南军政副长汤恩伯的总部,强占厦大群贤、同安、集美、映雪、博学等五幢大楼;逃亡到厦门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也占据了部分厦大校舍。留校师生被强行迁到鼓浪屿新生院,……”其中作为“汤总部”五幢大楼最大的会议场所应为群贤楼的二楼会议室,笔者由此推断蒋介石的训话场所应该就在该室,因为那才有足够的容量。

  笔者的父亲郑道传曾为《江声报》的作者,与当时该报的发行人叶清泉私人关系甚笃,据悉该报是有进步倾向的,它报道蒋介石的厦门之行的新闻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因而放在了第3版,可见对“总裁”之不敬,也很可能是洪仆仁先生资料失察的原因,也由此可能有不够确切或全面之处,于是笔者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又查阅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该所有1949年3月12日《中央日报》在台湾复刊以来的全部缩印本。蒋介石造访厦门的消息刊登在该报1949年10月9日的第一版,题目为《总裁由厦返台,在厦时对作战军民亲切慰问,并向海陆空高级人员致训》,内容中有如下文字:“总裁偕众将领乘小炮艇登陆,至汤恩伯将军住所休息。”“在汤住所略作休息后,即召集注厦陆海空高级人员及此次厦门保卫战外围有功人员训话。入晚,总裁宴请诸将领,以慈祥目光巡视各桌,并举杯敦促参与人员畅饮。宴后,总裁与汤、方等闲谈半小时,即乘炮艇转乘华联轮驶返台北。”笔者以为,《中央日报》文中的“汤住所”指的应当是“白房子”,而《江声报》文中的“汤总部”指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占住的厦门大学校园,两处距离不过几百米。但曾经有人撰文称: 1949年“10月6日,中秋之夜,厦门告急,蒋介石从基隆港赶到鼓浪屿,以求保住面对台湾、金门的大陆前沿阵地。下午4时左右,他的座舰‘华联号’还未靠岸,已经听到前方隆隆的炮声,吓得不敢久留,只是在座舰上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晚上8时就离开厦门而去。10天后,解放军经激烈战斗消灭未逃走的蒋军后开进厦门市。”(见江水撰写的《逃台前后的蒋介石》刊2000年11月26日《海峡导报》)我以为也是没有尊重历史事实的随意杜撰。

  退一步而言,当时一败涂地的国民党政权处于所谓的“非常时期”,一再强化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而蒋介石前往处于解放军大兵压境的厦门为其残部打气事前和事中显然是绝对保密的,这从新闻得在蒋介石离开厦门返回台湾后才得以披露可见一斑。因此也不排除蒋介石为确保安全,仅仅只在船上活动,而新闻报道或以“汤总部”含糊其辞,或以“汤住所”刻意掩饰的可能性。因为汤恩伯来到了华联轮,“汤总部”就临时设在轮上,表面上似乎可以自圆其说。

然而从史实上分析,这样的可能性较小。1949年“引退”后的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引退”而引退,他为挽救蒋家王朝的崩溃而活动得极为频繁,往往为一线生机而不惜作困兽之斗。特别是在1949年的下半年,蒋介石在厦门、浙江的定海、广州、成都、重庆乃至昆明四下奔波,显示了他不屈不挠的赌徒心态,总是苦苦期盼着或许能在某处能出现“赢一把”的转机。当他在1949年把蒋政权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逐步转移到台湾之后,厦门作为台湾的外围的地位就越发显得非同寻常。从这一战略考虑,再兼顾蒋本人对厦门及鼓浪屿的特殊感情(此前他已四度到过厦门),他对守住厦门就显出了异乎寻常的渴望。正是基于这个渴望,他才决定把1949年的中秋放在厦门劳军上,以期靠其身体力行的苦心来打动金门和厦门的守军。因此如果他只是在座舰上行动,连厦门都不敢登陆,实际上就失去了他此次厦门之行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了。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10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在第一版报道蒋介石厦门之行的同时,又在第10版于《厦门风光》的大标题下刊登了六幅照片,分别为“厦门全景”、“鼓浪屿全景”、“南普陀”、“鹭江道码头”和“鼓浪屿郑成功水操台”等,足见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厦门的高看。所以1949年蒋介石的厦门之行的目的是来督促乃至威逼汤恩伯死守厦门的,是非上岸不可的,而上岸的目的决非什么“布置退却”。即便从常识上推断,也可想而知,真要“布置退却”,还犯得着蒋介石冒着危险亲自前来吗?!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尽管厦门之行有危险,但从蒋行程的安排来看,这种危险相当有限,远没有他于两周前即9月23日的昆明之行来得风险大。当时主政云南的卢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来个“昆明事变”捉蒋投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蒋介石还是硬着头皮到昆明规劝卢汉。两个多月后,卢汉宣布起义,投向共产党。而当时在厦门的汤恩伯为蒋介石的爱将和嫡系,再加上汤在上海战役中毅然将自己的“恩师”陈仪上将(陈曾规劝汤起义)出卖给蒋介石,死心塌地随蒋已是不容置疑。因而蒋介石没有在内部被俘的担忧。

  再则,对外部而言,蒋介石对当时厦门的战情和地貌了如指掌,解放军的炮声应当是在预料之中的,虽然解放军大兵压境,但没有海空力量,炮兵力量也很有限,厦门出海的通道始终是畅通的,解放军当时根本无力形成对厦门的全面包围或火力封锁。尽管当时国民党军队守住厦门的形势岌岌可危,但解放军也不可能在片刻之间拿下厦门,因而即便是解放军解放厦门的战斗在10月7日当天打响,蒋介石随时都可以从依山临海的“汤总部”轻易逃离的。这在后来在10月17日厦门解放战役中可以得到印证,汤恩伯就是在解放军全面登陆厦门之后,才从胡里山海滩登船逃往金门的。

  由此可见1949年10月7日蒋介石厦门之行在其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其后开始的“金厦战役”中,解放军和拥有海空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守军是打了一个平手,解放军解放厦门固然意义重大,但对国民党而言,守住金门的意义也非同寻常。国民党军队在兵败如山倒的溃逃中最终能在金门占住脚跟,尽管原因很多,但与蒋介石10月7日第五次的厦门之行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即便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有间接的关系。而延续至今的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便是从解放军在金门的重大失利而拉开序幕的,因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都没有理由忽略或淡写蒋介石1949年10月7日的厦门之行,所谓的蒋介石到厦门布置退却一说更是有悖历史的无稽之谈!

《厦门图书馆声》第58期稿件 /作者:郑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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