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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入闽前后心态论

作者:admin 日期:2007-10-24 20:03:58 人气: 标签:
导读:

  摘要:郁达夫从来就有鸿鹄之志,他的福州之行是他隐退中再度奋起。在闽期间,郁达夫恢复了投身社会潮流的勇气和热情。郁达夫离闽出国,是其在家难国仇的悲哀无奈中寻求奋起的表现。

  关键词:郁达夫;福州;王映霞;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4—0023—04

  作者介绍:林怡,福州大学人文系,副教授,《福州大学学报》副主编。

  郁达夫曾三次入闽,首次于1926年12月,从广州到上海,船经马尾,在福州城居住一日;第二次于1936年2月4日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赴闽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938年3月9日离榕转道浙南,去武汉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员;第三次于1938年秋,由汉寿来福州小住,年底赴新加坡。本文主要涉及郁达夫二、三次入闽史实,探讨其入闽期间及前后的心态。

一、离杭赴闽:从退隐中奋起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代表“五四”精神的重要作家,郁达夫与福州结下了悲喜生死缘。郁达夫在抗战期间的三年(1936~1938)福州之行,为福州的山川人物留下了大量的风雅诗文,著名的如《闽游日记》、《闽游滴沥》之一至之六、《记闽中的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看闽剧》、《福州的西湖》、《夜偕陈世鸿氏、松永氏宿鼓山》、《下鼓山回望》、《题闽县陈贻衍〈西湖记游〉画集四首》、《于山戚公祠题壁》、《游西禅寺品荔》、《毁家诗纪》、《寄若瓢和尚二首》、《满江红》等。这些饱蘸着郁氏心性的生花妙笔不仅使闽都的山水风物藉以扬名四域,字里行间更流溢着郁氏这一时期因国难家恨而悲喜欢怨的情愫。1936年初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公洽)的邀请只身赴闽任职。郁达夫为什么在此时入闽?这与当时国内政局和郁达夫本身的处境有着直接的关系。1933年前后,郁达夫被一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郁达夫《回忆鲁迅》)视为落伍于革命形势。他为他所反对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所不容,又被他的左翼文学阵营中的“同志”误解,加上当时他的夫人王映霞因出于家庭生计的考虑极力劝导他离开上海迁家杭州,他终于没有听从最为理解他的鲁迅先生的劝阻而在1933年的4月举家搬到杭州。从此到1936年入闽之前,郁达夫在西子湖畔似乎过着徜徉山水周旋名流妇唱夫随的“名士”生活。但是,“在本质上属于‘五四’”的郁达夫既爱美人更爱江山,面对日本人日渐扩大的入侵行径和国民政府的无能,他那颗“也为神州泪暗弹”的心怎么可能甘心就此沉醉在暖风轻拂的西子湖中?他虽然“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无题》),但却在“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迁杭有感》)的同时,还不时以匕首般的诗歌针砭时弊。1932年10月16日他在杭州作诗《过岳坟有感时事》,痛斥道:“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权臣自欲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屠狗犹拼弦上命,将军偏惜镜中头!”1934年7月他应友人之邀到青岛一游,做《青岛杂事诗》,其中写道:“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堂堂国士盈朝野,不及栾家一女郎。舞到剑飞人隐处,月明满地滚清霜。”“一将功成万马喑,是谁纵敌教南侵?诸君珍重春秋笔,好记逸民井底心。”这些诗真切地披露出他对不抵抗的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和时刻未曾忘忧国的赤子情怀。1935年10月7日,郁达夫在杭州作《过富春江》诗,说:“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此时华北也落入日寇之手,神州陆沉如此,这对从青少年起就耻于作“马牛亡国隶”的郁达夫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如何还能安卧郡亭枕上看潮头?时局已经逼着这位腹如水春愁侠义肠的“名士”将再次中流弄潮。这应该是郁达夫在1936年新春伊始就接受陈仪的邀请来福州任职的主要原因。福州当时驻有日本总领事馆,那时日本国内当权者在对中国问题上形成了意见分歧的两派,好战派急于从快从速全面入侵中国,温和派则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留有回旋的余地。蒋某人和他的相当多的僚属包括陈仪在内都希望日本国内温和派能占上风,因此,陈仪请郁达夫入闽,大约是希望通过这位在日本国留学近十年、精通日语和日本文化、并在日本文化界享有极高声望的著名文人做些沟通和争取日人温和派的工作。这使郁达夫结束了两年多来相对超脱世务的生活,给了他重新投身于社会历史潮流的新契机。郁达夫从来就有项王心事鸿鹄志,面对亡破似漏舟的华夏大地,他的福州之行,使他恢复了“欲把长戈挥落日”、“男儿要勒燕然石”的战士斗志。这可说是福州施于郁氏的“欢喜缘”。

二、在闽期间:与时代风潮相搏击的激情与勇气

  郁达夫1936年2月4日抵达福州,他试图从这里的旧游新知和山水风情中寻回自己曾经和时代共脉搏的激情与勇气。在2月19日的日记中郁达夫写道:“以后的工作愈忙了,等明晨侵早起来,头脑清醒一点之后,好好儿排一张次序单下来,依次做去。虽然我也在害怕,怕以后永没有恢复从前的勇气的一日了。”郁氏害怕勇气的难以恢复,正表明他此时试图恢复勇气之迫切。2月28日,郁氏为《宇宙风》写了游记散文《闽游滴沥之一》,他把今日所见的福州城与十年前大革命时期他路过的福州城进行了对比,说:“十年的岁月,在这里总算也留下了成绩,和我自身的十年之前初到这里时的那一种勇气勃勃的壮年期来一比,只觉得福州是打了一针返老还童的强壮针,而我却生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两个面目,完全相背而驰了十年,各不能认识各的固有形容了;到了这里,我才深深地,深深地加倍感到了树犹如此,我老何堪的古人的叹息。”福州,给了郁达夫在人生道路上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契机,他期盼自己能够借此机会恢复青壮年时期的勃勃勇气。在这里,他以欢快的心情赞美八闽山水,他说闽江“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湾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闽游滴沥之二》)在他的眼中,福州的山水气势似乎较杭州更为伟大。闽都秀美的山水风物既激荡着郁氏的文心,更激励着他积极投身到抗日的历史洪流中。他在1936年2月18日与当时在福州办汉文《闽报》的日本友人松永荣氏共进午餐,“直斥日本人侵略的不该”。3月1日,他又题诗赠《闽报》同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同日,他题诗赠福州的《华报》同人:“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3月的最后一天,郁达夫又写下了《记闽中的风雅》一文,他历数自唐宋以来福州络绎不绝驰骋中原的风流名士,说:“直到现在,除汉奸郑孝胥不算中国人外,还有一位巍然独存的陈石遗先生。”文末,他以上述赠《华报》同人的诗作结,说:“这打油诗,虽只等于轻轻的一屁,但在我的心里,却诚诚恳恳地在希望他们能以风雅来维持气节,使郑所南、黄漳浦的一脉正气,得重放一次最后的光芒。”虽然郁达夫深知“文章如此难医国”,但是,他还是要借助笔墨来呕尽丹心洗国耻。他景仰坚守民族气节、不屈于元不屈于清的闽中先贤宋末的郑思肖和明末的黄道周,他更期望能有戚继光那样的抗倭名将再挫日敌。这年的春天,他为福州于山戚继光祠题诗道:“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同时还题词《满江红》:“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於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会稽耻,终须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虽然郁达夫对他所接受的日本文化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始终旗帜鲜明地不做日寇的附逆,用自己的一杆健笔激励鞭策着国人同仇敌忾。1936年后半年,日本的好战派已经开始左右政局,中国的全面抗战已成不可避免之势。在此形势下,1936年10月19日夜,郁达夫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次日晨,乘船赴沪,参加鲁迅葬〖hj44x〗仪,并写散文《怀鲁迅》;11月中旬到达日本东京,在日滞留约一个月,帮助安排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之事;12月19日离日赴台,30日由台赴厦,参观厦门大学,发表《答口声报记者问》,在厦门青年会作《世界动态与中国》的讲演;1937年1月2日到泉州,5月回到福州。1937年夏他又题诗《游于山戚公祠》:“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福州山水风物的雄伟气象激发着郁达夫的报国豪情,1937年10月他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1938年初他为纪念黄花岗烈士而高吟“今日不弹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八闽山水重新滋润了郁达夫的战士情怀,本质上属于“五四”的他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终于恢复了他自迁家杭州后久违了的投身社会潮流的勇气和热情。

三、离闽去国:在悲哀无奈中寻求抗争有为

  郁达夫在福州以高昂的斗志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工作,却不料遭来了后院起火、夫妻反目的劫难。福州之行,竟成了他的毁家之始,这,又是福州施于郁达夫的悲恨缘。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被人称作“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型的姻缘因了郁达夫的入闽而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裂痕。郁达夫入福州,王映霞本是支持的,因为当时他们伉俪在杭州为垒筑“风雨茅庐”而债台高筑,加上郁达夫的购书癖和王映霞自己的社交热,作为家庭主妇的她为生计虑和为郁达夫的前程虑,积极敦促郁达夫及早入闽,以摆脱杭州频繁的应酬,专心著述换些稿酬。1936年2月2日郁达夫离开杭州赴闽,王映霞本心要亲送郁氏到上海上船,但郁达夫因为想着“世乱年荒,能多省一钱,当以省一钱为得”,不让映霞送到上海,这导致了郁达夫在赴闽的前夜与妻子的争执不快,这似乎已是福州之行对郁达夫伉俪终将仳离的凶兆。郁达夫到福州不久,二月下旬,王映霞就有信欲来榕,但郁达夫复信阻止;3月4日,王映霞又一航空信告知郁达夫马上就要来福州,郁氏为此在次日拍电报阻拦。郁达夫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爱妻来榕?这时他只身客游闽都,在寂寞无聊之际,也常思慕映霞,“如在初恋时期”(《闽游日记》2月28日),但他为什么偏偏三番五次地阻止妻子的到来?这只能从二人志趣相异中得以说明。本出于杭州大户人家的王映霞,迁家杭州后希望能够过上安居温馨的家庭生活,这对她来说也不算是非分的愿望。王映霞回到杭州故里,如鱼得水,凭着自己的家世、学养、容貌和名士郁达夫之妻的身份,很快就成为当时杭州上流社会社交圈公认的“美人之首”。王映霞又是很会持家的主妇,因此,在杭州的日子里,郁达夫在王映霞经营的温柔乡中倒是结结实实过着妇唱夫随的生活。但如前所述,这种“雄心散漫白云间”(《题六和塔》)的生活并不是郁达夫的本愿。时势赐给他的福州之行使他终于又能够走出“雌了男儿”的杭州小家而投身于“国”这个“大家”,走出娇妻呵护下的生活圈子。郁达夫有思家的惆怅,但这种惆怅在飘摇的国势和抗战的洪流中尽化作了沸腾的热血。他一入闽都,就急欲恢复往日忧国济世的激情和勇气,这势必与王映霞求安稳生活的志趣相左。郁达夫害怕爱妻的到来灭了他好不容易重新燃起的斗志,因此,在3月5日的《闽游日记》中,他详细记述了对此事的不快:“今晨早起,更为此事而不快了半天;本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次日,他又作日记:“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夫妻生活志趣的根本相异,因了郁达夫的福州之行而给双方带来了误解和冲突,但这未必就能导致他们姻缘的彻底散断。作为一个典型的极具情绪化和个性化的作家,郁达夫虽然在本质上属于“五四”,但在妇女观上却既有反映“五四”精神又时有违背“五四”精神的矛盾。他冲破世俗的阻力与王映霞的结合,是倡导挣脱中国旧式封建包办婚姻的“五四”精神的实践;他极力赞美“不缠足不束胸”的福州女子,说:“就从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活泼两点来讲,也当然可以超过苏杭一带的林黛玉式的肺病美女。我所以说,福州的健康少女,是雕塑式的,希腊式的;……这原因,是在福州的女子,早就素足挺胸,并没有受过裹脚布的遗毒的缘故。”(《闽游滴沥之六》)在1935年10月的杂文《不幸而为中国女子》中,他写道:“自孔子讥女子为难养以来,国破家亡,以及一切大小不幸的事件发生,就都推在女子身上。”这些文字都反映出他具有受欧风美雨熏陶洗礼过的迥异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新的妇女观。遗憾的是,在自己的夫妻生活中,郁达夫却不能彻底做到对自己妻子的尊重。也许是中国封建的妇女观太根深蒂固之故,也许是长年的留日生活使他不自觉地浸染了日式的大男子之风,他一方面反对视女子为祸水的封建妇女观,一方面却在日记中针对王映霞欲来福州一事感慨说:“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虽然他阻止妻子来闽的动机是为了自己更好地从事崇高的抗战事业,但以祸水的观念来理解自己妻子的爱夫之心,这势必埋下了妻子对丈夫怨怼的隐患。果然,王映霞因为郁达夫对自己入闽的阻拦,觉得郁氏对她的关爱和热情随着他的入闽而日益衰减。虽然王映霞曾在1937年的春天来福州小住数月,但夫妻间的隔膜已难以消除。这年五月,王映霞仍返杭州居住。多年来跟随郁达夫艰难持家、并不时受郁达夫大男子之气的王映霞,这时索性把家中的常客、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视作了精神上的亲密朋友。这对于郁达夫不啻是个致命的打击。加上当时福州交通不便,闽浙间的信息沟通并不顺畅,致使郁达夫偏听好事者不实传闻,以为妻子已移情别恋。1938年春郁达夫暂离福州往徐州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趁此机会携妻儿同入武汉。不料在这年的夏日,郁达夫因亲睹了许某人给王映霞的信,激愤之下与妻子吵翻,王氏出走。气怒之中的郁达夫竟在《大公报》上登载了寻妻的广告,这大伤王映霞的自尊心。在朋友的化解下,二人虽说达成协议言归于好,但郁达夫却对这个他心中的“家耻”怎么也难以忘怀。1938年10月,他已返回福州,作诗寄若瓢和尚:“莫忏泥涂曳尾行,万千恩怨此时情。念家山破从何说,地老天荒曳尾生。”郁达夫认为王映霞对自己的变心使自己蒙羞不堪,他作《贺新郎》:“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对于夫妻情感的裂变,郁氏没有过多地主动反省自己,而一味地愤恨王映霞。他既有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障碍,所以在这年的冬天就决计从福州远赴东南亚,借组织异域华侨抗日的机会而远离令他难堪的故乡。王映霞也随他同行。本来这次的离开福州,可成为改善他们夫妻关系的契机,王映霞也为此做了努力。此前,王映霞在随郁达夫生活的十年间,并不留心政治国事,但去星州后,王映霞开始动笔写一些宣传抗日救亡人物的文章,这大约是王映霞为能和丈夫有一致的志趣而做出的努力。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3月5日郁达夫让香港的《大风》杂志刊载了他陆续作于福州、湖北、浙江等地的诗,总拟其标题为《毁家诗纪》,并加了洋洋洒洒与事实颇有出入的注解,以倾吐自己对王映霞极端不满的怨气。这种做法,彻底毁灭了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夫妻缘分。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把他在福州于山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也写入:“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曹聚仁先生在《郁达夫的苦酒》一文中说:“福州的狐仙,也真会开玩笑;达夫向庙求得一张签,签上真得说他做了乌龟子。”作为一个本质上属于“五四”的著名作家,却使自己的情感为一张“神签”所左右,这,不得不说是福州留给郁达夫最大的悲情——他把自己的福州之行视作“毁家之始”。福州恢宏美丽的山川风物尽管重新滋润了郁达夫的战士情怀,却终究无法抚平他情感的创伤,他从此南下星洲,踏上了喋血异邦、魂兮不归的悲壮之旅。

  需要指出的是,与王映霞的离异并非郁达夫南下星岛的唯一原因,促成他此行的至少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老母的惨遭杀害使他的悲愤之情难于在故土消弭,蕴蓄于郁达夫心中的浪子情结促他背起行囊前行。1938年1月18日,他远在富阳的老母,被日寇虐杀,噩耗传来,他哀恸欲绝,在福州寓所设灵堂祭奠,于母亲遗像旁手书一副对联,曰“此仇必报”、“无母何依”。郁达夫之选择星岛,正因为它尚未被日寇染指,在那里,他可做一番事业,以报母仇,以洗国耻。二是福州已无他坚持抗战的立足之地,而星岛正可驰骋他爱国抗日的才情。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后不久,即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该会刊物《救亡文艺》仅存20天就被迫停刊。郁达夫在该刊发表12篇杂文,如《预言与历史》、《救亡是义务》、《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自大狂与幼稚病》等,猛烈抨击日寇的侵略暴行,痛斥卖国谬论。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军统特务叶成竟以文救协会有“异党活动”来威胁郁达夫,并因破坏抗日救亡有功而被擢升为中将处长。这一切使郁达夫深感福州已无他的立足之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到政治环境较平稳的星岛去,寻觅发展的空间。郁达夫的远走南洋,实为在家难国仇悲哀无奈中寻求奋起的心态使然。

  抗战结束后,著名的福州籍作家冰心女士无比沉痛地说:这场战争,给中国文坛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是使我们失去了郁达夫。福州,这块令郁达夫无比钟情的热土,能够忘怀他吗?

  主要参考文献:

  1、《郁达夫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

  2、《郁达夫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

  3、郁方:《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4、《郁达夫与王映霞》,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

  5、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6、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8、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9、杨义等:《中国新文学图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人文系,福建 福州 350002)

(责任编辑:包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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