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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

作者:admin 日期:2007-12-18 15:24:14 人气: 标签:
导读:

李恭忠 

摘 要:“总理纪念周”是国民党推行仪式政治的集中反映。它被当作一种政治运行手段,用于建构和巩固集权统一的党治国家权威,成为民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关键词:“总理纪念周”;政治文化;国民党;中华民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1-0056-05
作者简介:李恭忠(1974-),男,江西遂川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民国时期的“总理纪念周”(或简称“纪念周”)是国民党推行仪式政治的集中反映,也是仪式政治的典型案例,影响一度及于当时政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人人都对它非常熟悉。也许正因为过于熟视无睹,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总理纪念周”反而迅速被人遗忘,只留下零星的记忆“碎屑”。后代学者回顾民国历史的时候,更多地关注国民党组织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事件、政治斗争等,偶有提及“总理纪念周”者,也是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学的活跃和政治史的复兴,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成为国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汉语学界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也有“文化”转向的趋势,符号、形象(image)、仪式、纪念物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对象。1这提醒我们,过去那些曾经熟视无睹的政治文化现象,并不只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尘埃”,而有可能是透视政治、社会变迁的极好视角,于寻常中见一般,于细微处见宏观。本文重拾“总理纪念周”这一往事,呈现20世纪前期中国政治文化变迁当中的一个独特面相,即出于这种考虑,期望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探讨。

关于总理纪念周的起源,一般以为是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以后。2然而,它的起点却是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不久。1925年3月31日,国民党在京中央执行委员召开全体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的议案,并训令各级党部:“每逢开会时,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恭诵时应全场起立肃听。”31925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三中全议,会上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并训令全党,重申在京中央执行委员全会制定的“恭读总理遗嘱”仪式。4
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七条。这是国民党阵营中最早的制度化的总理纪念仪式,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本军为灌输大元帅主义精神于各官兵头脑中,永久勿忘起见,特决定以每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第二条纪念周举行之事如左:一、向大元帅像行三鞠躬礼,如在战地无帅像时,向青天白日旗行三鞠躬礼;二、向大元帅像默念三分钟;三、各官兵同时宣读大元帅遗嘱,并由官兵长解释其义;四、演说大元帅主义及革命历史。第三条关于第二条规定,以每纪念周(即星期一)上午十时举行之。平时在军营举行,战时在露天举行,其时间以不逾一小时为度。关于上午十时之时间,得因特别情形提前或展缓行之。第四条由本部仿党证式样颁发手折,上印大元帅遗像、遗嘱、格言以及本条例,俾资遵守。第五条前项手折各官兵应慎重保存,不得无故遗失,否则以遗失军械例治罪。第六条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遗(违,笔者注)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5
建国粤军总部的上述规定并非具文。1925年5月14日,粤军总部的“总理纪念周”已经举行到第三次,行礼如仪后,先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发表演说,继请顺道经过汕头的汪精卫发表演讲,阐述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勉力党员同志砥砺精神,勇敢奋斗。6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监察院随之推行“总理纪念周”仪式。8月17日,监察院全体职员举行第一次“纪念周”,由监察委员林祖涵主持,集体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读“总理遗嘱”,默念三分钟,“以示念念在兹、克底于成之意”。随后由监察委员陈秋霖就最近时事作政治报告,次由监察委员甘乃光阐述党义,再由林祖涵演讲而结束。71925年10月19日上午十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首次“总理纪念周”,出席者有中央党部各职员及各级党部代表。行礼过后,先由汪精卫报告一周以来军事、财政、外交情形,次由中央组织部报告一周以来中央各部党务情形,再由各级党部代表报告各区党部情形。8此后,中央党部的“总理纪念周”持续举行,国民政府方面也开始举行“总理纪念周”。1925年11月30日,中央党部举行第七次“纪念周”,汪精卫因为出席同时举行的国民政府“纪念周”而不能到会,于是由谭平山报告党务情形。9
当然,上述“总理纪念周”仪式还只是局部的做法。“总理纪念周”仪式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法定地位得以正式确立,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国民党“二大”通过决议,要求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10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对“纪念周”的组织、程序和纪律要求作出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本会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特决定凡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一律于每周内举行纪念周一次。第二条纪念周以每周之月曜日(星期一,笔者注)上午九时至十二时行之,其每次之时间,以不超过一小时为度。关于上项之时刻,得因特别情形变更之。第三条举行纪念周时,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以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以其所在地之最高长官为主席。第四条纪念周之程序:(一)全体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三)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四)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五)演说或政治报告,(六)礼成。第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仿党证式样,颁发手折,上印总理遗像遗嘱格言及本条例,俾资遵循。第六条对于纪念周执行不力或有阳奉阴违等情事者,一经查觉或举报,将其应负责之常务委员或长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别议处。第七条凡中国国民党党员依据其职业,或其它之关系,有应出席于某党部或某机关或某军部之纪念周者,须于纪念周举行以前齐集,并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11
对比一下两份《条例》即可发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纪念周”条例,显然是以建国粤军总部的“纪念周”条例为蓝本的。两个条例的名称完全相同,条例的核心内容,比如“纪念周”的宗旨、名义、举行频率、具体仪式、纪律要求,以及印发“纪念周”手册的措施等等,都基本一样。当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条例有所损益,将粤军条例中的“大元帅”改称“总理”,完善了“纪念周”的具体程序,并对“纪念周”的责任人和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以适合在更大范围内施行。通过国民党二大的决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条例,局部性的做法于是上升为全党(国)性的要求。由此,“总理纪念周”制度开始在国民党阵营内全面施行。

国民党当局为何要大张旗鼓地推行“总理纪念周”仪式?前述两个条例都已明言,即灌输、贯彻孙中山的“主义”,也就是自上而下灌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意识形态。
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的《总理纪念周详解》一书,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解释:“……三民主义不惟为救中国的惟一主义,并且为引导全人类的惟一的主义,……是空前绝后的救人类救世界的主义,……是应该以至诚奉行的主义。而创造三民主义的孙先生,是应该以极恳切的心奉为总理的。……只要是崇奉孙先生的精神,接受孙先生遗教的,都应该诚诚恳恳地举行总理纪念周、参加总理纪念周。”12
该书还就《总理纪念周条例》中规定的举行时间问题、主席问题、全体肃立的意义、三鞠躬礼的意义、“总理遗嘱”产生的经过及其深刻内涵等,作出了具体的解释。书中特别强调了“默念三分钟”的重要性:“普通仪式的静默三分钟,是含有悲哀的情绪和表现出肃穆的态度的作用的;宗教上的静默三分钟,除表现出肃穆的态度之外,还带有忏悔的意思。向总理遗像默念三分钟,其重要意义,除表示悲哀情绪和肃穆态度以外,还在默念的‘念’字上。……第一分钟,是令参与纪念周的同志,默默地想着总理遗教,默默地思维着总理给我们的关于国民革命的目的、方法、工具和手段。……第二分钟是令参与纪念周的同志,回想到过去一周的工作,将过去一周的工作检阅一下,究竟有无违背总理遗教的地方,有无离了总理遗教而一意孤行的地方;如果有的,应如何面着总理遗像切实地忏悔;如果还过得去,应如何分外的努力以实现总理底主义?……第三分钟,是令参加纪念周的同志,对于未来一周间的工作,严密地计划一下,究竟未来一周的工作,要如何才能不违背总理底遗教,要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党的忠实信徒的工作,要如何才得不为敌人所诱惑,要如何才能发扬总理底主义。……向总理遗像默念三分钟,要每分钟都有沉默的思考,才不算落了宗教样式的窠臼,才算是有意义的。”13口口声声“不重在如任何宗教所举行的宗教的仪式”14,但这样的做法、这样的要求,远比一般的宗教仪式还讲究。
值得注意的是,“总理纪念周”的重点并不在于纪念孙中山、宣传孙中山的思想,而在于宣讲时事政策,乃至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按照条例规定,“纪念周”每次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其中纪念性的四项程序,即肃立、三鞠躬、读遗嘱、俯首默念,加起来不过七八分钟,剩下的时间便是演讲或政治报告。前述《总理纪念周详解》说:“总理纪念周的演说、政治报告,是含有指摘过去、开导未来的作用。”演说的要义是归纳过去一周工作的优缺点,指示未来一周工作之路,使人奋勉,使人有所遵循;政治报告则应归纳过去一周的党务、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军事的优缺点,预为计划未来一周的政治,“一定要使政治能合乎党的政策,不违背党的主义,不违背总理的遗教。”15
实际进行情况确实如此。中央一级的“总理纪念周”,有时候会请国民党内较有理论素养的要人(比如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作讲演,阐发孙中山的思想和国民党当局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大多数情况下,各部门、各地的“纪念周”,都是由地方或者部门长官针对实际问题作报告。很多报告的内容,只与现实政情乃至部门具体工作有关,而与纪念孙中山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而且越到后来,“纪念周”的世俗性越明显。比如1929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参加者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党部职员500余人,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主持,并报告党建、组织工作。国民政府同时举行“纪念周”,参加者为国民政府委员及国府职员400余人,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主持并训话,告戒大家不要懒惰,要提起精神,努力工作,恪尽职守。161929年5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则由胡汉民和蒋介石分别主持,他们都对冯玉祥最近在河南一带展开的反蒋行动痛加谴责。17也许可以说,所有这些多少涉及政治的事务,都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有关,于是被冠以“总理纪念”的名义。
当然,这种越来越世俗化的仪式活动也有一定的实际功能,即通报信息、加强部门内的沟通。特别是各党政职能部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部门领导所作报告往往与本部门的实际工作有关,这就便于部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了解一般的政情动态。但是,“纪念周”总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除去仪式性的活动,只剩下五十多分钟作报告,报告人对于所讲到的现实问题、实际工作,难有深刻的阐述,更不可能有深入的讨论。因而“纪念周”往往是长官一个人作泛泛的报告,余人作洗耳恭听状,沦为领导对群众的单方面宣传。

“总理纪念周”仪式最初起源于军队局部,继而延及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随着国民党逐渐掌握全国政权,更在全国推广开来,取得了国教仪式般的地位,渗透到党、政、军、学、群,乃至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
萧劲光在北伐之初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支部队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全体官兵都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叫做以俄为师,实行‘军队党化’。……那时,每天早上队前要背诵‘总理遗嘱’,……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开周会,主要官长要进行讲演,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全体官兵勇敢战斗。”18
中小学里的“总理纪念周”要求很严格。江苏省南通中学1928年学则“惩罚则例”第一条规定:“凡干犯总理纪念周规则者施行下列之惩罚。1.未经请假无故不到警告,警告二次以上无效者记过。2.未准病假不着军服或制服者应施以训戒,训戒二次以上无效者记过。3.无故先行退席不服劝告者记过。4.不依坐次紊乱秩序者记过或禁闭。5.仪容不整发声喧哗者记过或禁闭。6.故意叫嚣者记大过或重禁闭。7.扰乱会场不服制止者退学。”19
相比之下,大学里的“总理纪念周”另有一番景象。1933年前后,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将全校性的“纪念周”办成了事实上的学术报告会。据《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的报导,校长罗家伦本人经常在纪念周上作学术演讲,如1933年1月讲“太平洋大战与中国之前途”,2月20日讲“历史哲学之鸟瞰”,3月20日讲“甲午之战”,5月29日讲“文学与民族性”,10月30日讲“民族与语言文学”。更多的情况下是邀请名人、专家来校出席“纪念周”并作专题演讲,比如1932年11月7日黄慕松讲“军缩会议之经过”,1932年11月14日陈公博讲“中国实业及国防问题”,1932年11月21日张治中讲“血战抗日”,1932年11月28日唐有壬讲“中国经济病态之诊断”,1933年3月6日王泽民讲“热河地形与军事关系”,1933年4月17日梅思平讲“地方行政”,1933年4月24日马丁博士讲“大战以来之欧洲历史”,1933年5月1日俞大维讲“兵工与国防”,1933年5月8日邵力子讲“西北问题”,1933年10月2日陈立夫讲“生的文明”,1933年11月6日竺可桢讲“科学研究”,1933年12月11日石志泉讲“中国法律之变迁”,1933年12月18日何廉讲“计划经济”,1934年4月16日陈长蘅讲“宪法草案初稿评议”,1934年4月30日唐文恺讲“最近国际经济问题”。此外,吴稚晖、戴季陶、甘乃光、黄绍竑、顾孟余、褚民谊、周佛海、王用宾、马寅初、张伯苓、赵元任、班禅等政、学两界知名人物,亦曾在中央大学作“纪念周”演讲。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安徽大学也采取类似做法,安排该校学术上有成就的教授如梅光迪、陈望道、周予同等,轮流在“总理纪念周”上向全校师生作专题学术讲座,受到了师生的欢迎。20
社会生活领域亦逐渐受到影响。1935年4月,上海市举行首次集体婚礼,礼台悬挂“总理遗像”。新郎新娘由司仪引导,分别从两旁登台,在“总理遗像”前立定,按照司仪引导,对“总理遗像”行“最敬礼”(即三鞠躬),然后新郎新娘面对面行二鞠躬礼,然后向证婚人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行一鞠躬礼。证婚人为新郎新娘颁授结婚证书和结婚纪念章,新郎新娘酬谢证婚人一鞠躬,然后携手退下。21
对于这种准宗教仪式,社会各方并非毫无异议。1928年11月,在华北地区颇有影响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批评国民党对孙中山的形式化纪念:“所有全国机关,每星期必开纪念周,必颂遗嘱,必静默。又官吏就职,必对遗像宣誓。而所有求宦谋差者,本非党员,而口必称先总理,或迳称总理。下至民众集会,亦往往读遗嘱。江南人家,有结婚而读遗嘱者矣。夫使纪念中山,而仅在形式与口头禅,则一年来之情形,已可谓普遍全国念念在兹矣,而何以国事尚无大进步如故也。是以偶像化的纪念中山,为绝对不可。”221929年9月,自由主义的旗手胡适发出更尖锐的抨击:“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23
中国共产党人则在群众运动纲领中提出了“反对愚民政策的党化教育”、“废止宗教式的总理纪念周”的主张。24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也有类似的尝试。1933年11月,以十九路军为依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事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为了显示与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截然两立,蔡廷锴电饬属下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25
不过,上述异议没有产生直接后果,反蒋力量对“总理纪念周”的废止,也仅仅持续了几个月。“总理纪念周”依然是国民党统治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权“行宪”之际,为了适应“宪政”的形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才决定,各机关团体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免读“国父遗嘱”,不悬挂党旗。26但停止“纪念周”仅仅5个月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要求政府各机关、各学校实行“月会”制度,每月1日上午举行(逢假期则顺延一日),由机关学校首长讲话,或指定高级人员报告业务或作专题讲演,以“沟通情感、集中意志、提高工作效率、倡导善良风气”。27“总理纪念周”的影子在此依然可见,不过总算脱下了宗教仪式的外衣。

与“总理纪念周”相关的,还有一系列制度化的“总理”纪念节日。
1925年9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国府令,规定每年3月12日为“先大元帅逝世纪念日”,各机关均应放假一天,并列入各级学校校历。28由此,国民党逐渐创造了一个新的节日——“总理忌辰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又把这一天纳入革命纪念日之列,每年都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事先制定好纪念办法和宣传大纲,通令全国各级党部、各机关、团体、学校一体实施。29例如1929年孙中山忌辰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9次常会制定了《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办法》,下发全国各地施行,具体要求如下:“一、全国各党政军学机关、各团体及各工厂商店一律休假一日。二、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等一律下半旗一日。三、全体党员及全国公务员一律臂缠黑纱一日。四、全国一律停止娱乐集会及其它喜庆典礼一日。五、由各该地高级党部召集党员及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举行极敬肃之公祭礼,其仪式如下:一开会,二唱党歌,三奏哀乐,四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恭读总理遗嘱,六俯首念三分钟,七献花圈,八恭读祭文,九奏哀乐,十散会。六、由各该地高级党部及行政机关领导党员、公务员及民众,择地举行植树典礼,并以所植之林辟为中山纪念林,其树苗由各该地林场或苗圃准备之。七、各地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依照中央宣传部所颁发之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宣传要点,及造林运动宣传大纲,从事各种宣传。”30放假、下半旗、缠黑纱、集会公祭、停止娱乐集会及其它喜庆典礼,相似的纪念程序年年重复。尤为重要的是,所有的宣传话语都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各地各部门只需而且必须按照统一的口径进行宣传。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这种做法,自然是希望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即自己的声音。
除了“总理忌辰日”之外,国民党当局制定的与孙中山有关的纪念日,还有“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日”(5月5日)、“总理广州蒙难日”(6月16日)、“总理伦敦蒙难日”(10月11日)和“总理诞辰日”(11月12日)。每逢这些日子,各地的国民党组织、机关、团体、学校,都要开会纪念,遵照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宣传基调进行宣传;“总理诞辰日”还放假一天,悬挂彩旗庆祝。31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纪念日——“总理奉安纪念日”。
所有这些“总理”纪念节日,仪式方面都与“总理纪念周”类似。与“总理纪念周”一样,这些纪念活动也不是以纪念孙中山为中心,而是以当前的时局和政治问题为中心。比如1929年6月的“总理广州蒙难纪念”,国民党中央事先制定了《总理广州蒙难七周年纪念办法》六条,下发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一体遵办:“一、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于六月十六日召集当地军政机关、民众团体及学校代表,举行总理广州蒙难纪念会,其举行时间为上午八时以前。二、全国各党政军机关及民众团体、学校,除派代表参加总理广州蒙难纪念会外,仍须个别举行纪念日,但不得放假游行,或举行任何性质之游艺。三、总理广州蒙难纪念会之举行仪式如下:1、全体肃立;2、唱党歌;3、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4、主席躬读总理遗嘱;5、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6、主席报告总理蒙难情形;7、演说;8、散会。四、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依照中央颁发之宣传大纲、宣传要点从事宣传。五、于举行纪念时,须切实兼作讨冯之宣传。”32
上述纪念办法,最重要其实是最后一点,即切实“作讨冯之宣传”,也就是把纪念活动与当时最紧要的时局问题——蒋冯冲突联系起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要纪念总理蒙难就要根本铲除叛党的军阀!”33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冯玉祥党籍,革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并全权授予国民政府讨伐冯玉祥进行。34国民党掌握的各种媒体,也对冯玉祥展开激烈批判,号召“全国同志、国民速起,为拯救西北人民而战,为党国纪律纪纲而战,为铲除新军阀封建势力而战!”35所以,“总理广州蒙难”纪念活动,也就成了针对冯玉祥的口诛笔伐。
总的来看,以“总理纪念周”为中心的各个纪念日仪式,纪念孙中山只是一个名义,实为国民党当局的一种政治运作手段。借助“总理”这一符号和纪念仪式这一途径,国民党当局的权威,就可以通过种种非暴力的形式,向党、国家和社会深处渗透。在宗教仪式般的氛围下,领袖、伟人和英雄的纪念事宜,与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体信仰的整合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政治资源,被用于加强政权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集权统一的政治权威的建构和巩固。这可谓20世纪前期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注释:
1国内以往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南开大学刘泽华、天津师范大学徐大同等为代表,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反思,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变迁,特别是政治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等方面的内容,却着力不多。新近一些论著则反映了这种转向的趋势,比如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皇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载孙江主编《新社会史i·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二十一世纪》第86期,2004年12月);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6月)、《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纪》第86期,2004年12月)。
2李良玉:《总理、总理纪念周和国父》,《民国春秋》,1990年第2期。
3《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4日。
4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6、370-371页。
5《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7日。
6《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5日。
7《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
8《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0日。
9《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日。
1112131415《总理纪念周详解》,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1929年3月,第3、5-6、196-198、7、198-199页。
16《申报》1929年5月7日。
17《申报》1929年5月21日。
18萧劲光:《北伐纪实》,载《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1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19南通中学学则,http://www.ntzx.net.cn/xsg/qtb/p8-2xuezeright.htm.
20安庆师范学院“百年史稿”网页,http://www.aqtc.edu.cn/bainianxiaoshi/blxs2.htm.
21《申报》1935年4月4日。
22《所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之道》,《大公报》1928年11月12日。
23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号,1929年9月。
24《学生运动的现势与我们目前的任务——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列宁青年》第2卷第1期,1929年10月。
25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中华书局1979年。
2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630页。
27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3-569,“关于停止纪念周活动改为举行周会或月会”。
28《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4日。
2931《中央周报》第57期,1929年7月8日,第18-19、23-24页。
30《中央周报》第38期,1929年2月25日,第24页。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9),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第409-410页。
33方觉慧:《纪念总理蒙难与铲除叛党的军阀》,载《总理蒙难纪念特刊》,湖北省政府刊行,1929年6月16日。
3435《中央周报》第51期,1929年5月27日,第1-2、8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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