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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历史考察

作者:admin 日期:2007-7-20 9:54:40 人气: 标签:
导读:
篇名/书名:
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历史考察
作 者:
范希春
合著者:
发表时间:
2001-12
发表或出版单位: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学科分类:
政治史研究 
关键词:
邓小平;南方谈话;历史考察
成果形式:
论文
pdf版全文:
获奖情况:
 
摘要: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一度放缓,改革开放遇到较大困难,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势下,政治、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发表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地、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体思想内容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与社会模式的选择无关,平息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思想是一个整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华。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发展,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同时,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也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一度放缓,改革开放遇到较大困难,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势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发表的。它对于我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社会主义事业保持正确、健康的前进方向,乃至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南方谈话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南方谈话前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指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的一系列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前,国内总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困难。经济方面,由于1989年以前,投资规模过大,经济发展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社会分配不公,以权经商、"官倒"现象严重。主要矛盾为:一是各种利益主体和泛滥成灾的、五花八门的公司利用双轨制疯狂地倒买倒卖,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公;二是适度通货膨胀的政策和倒买倒卖纠结在一起,使物价急剧上涨,通货膨胀率达20%之多。对此,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开始,对经济环境进行治理整顿,自1989-1991年底,在治理整顿中,国民经济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如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仅为3.9%,国民收人增长仅3.7%,工业总产值增长8.3%,农业总产值增长仅3.3%;[1]199o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国民收人增长4.8%,工业总产值增长7.6%,农业创历史最好收成,但是,企业效益下降幅度较大,国营商业实现利润下降,市场疲软;1991年,治理整顿任务完成,基本实现了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既定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工业总产值增长14.2%,农业总产值增长3%。[1](p,2218)经济发展进人相对稳定时期,但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经济发展大致处于一个相对低缓时期,中国经济亟须进人一个快速、健康的发展期。
  在政治形势方面,一是现实生活中党风和社会风气出现许多不良现象,腐败现象增多。二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加之当时中共中央的个别领导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党的建设、政治思想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一度被放松。党内外某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政治体制改革之名向党进攻。这股思潮最终酿成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从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动乱的发生,使得稳定成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动乱为国外某些反华势力提供了压制打击中国的借口,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二) 复杂的国际环境
  自1989-1991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先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这些国家的演变情况虽不尽相同,但其演变的实质却完全相同,即放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1991年12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本国政治经济政策失措,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努力是主要因素。如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内部政治经济的因素,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和诱惑即和平演变是分不开的。如1975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的战略;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对苏联和东欧进一步提出"促进民主运动"的战略;1982年,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代表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讲话,提出美国要致力于援助"民主事业","把马克思主义拋进历史的垃圾堆"。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对苏"超越遏制"战略,"鼓励"苏联向"开放社会演变"。西方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主张帮助苏东的"民主力量",培植"民主的基础结构",进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企图,而到1991年底,西方国家的上述目的已基本达到。苏东剧变,无形中给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暂时的困难局面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西方国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六四风波"前后,某些西方反华势力,先是从舆论、物质、经费上支持中国国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事端,后是针对中国政府平息暴乱的举措进行制裁。
  1989年,西方国家做出了两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一是中国西藏发生严重骚乱,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号,公开进行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中国政府釆取措施,控制了事态的发展。针对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行动,美国国会参议院于1989年3月16日通过了一项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歪曲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历史与现实,污蔑中国政府对西藏釆取了"镇压",侵犯人权;支持西藏少数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提议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干预西藏事务。二是"六四风波"之后,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西方七国首脑和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于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举行会议,在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政府平息反革命暴乱是"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决定对中国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此后,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加人对中国的制裁行列。制裁的内容包括: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西方部长级以上官员中止对中国的访问;个别国家(如法国)甚至不允许中国的一般性技术团组过境或入境;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世界银行推迟审议对中国提供新的贷款等;日本冻结对中国的一笔1.2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并重新研究第三期日元贷款和对华援助问题;美国中止为中国发射美制卫星颁发的出口许可证的效力;加拿大中止了对华技术转让;欧共体12国一致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等等。这些制裁措施,持续时间不等,像世界银行贷款的有些项目直到2001年才恢复,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三)国内理论界的思想混乱状况
  针对国内较为困难的经济形势和复杂多变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党内外思想状况出现了较为混乱的情况。一是"六四风波"后,由于国内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国内某些人群中仍有较大市场。二是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苏东剧变、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与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的呼声高涨。因此而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偏差,即过度强调防止和平演变,尤其是在思想战线,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认识偏差,似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防止和平演变暂时成为一切工作的重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三是一味强调注重经济发展问题而忽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弱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视而不见,出现了市场万能论、赤字无害论等观点,甚至出现了腐败难免论、官倒有益论等错误观点,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1989-1990年间,中国理论界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属性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论争,实际上牵涉到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问题,也涉及如何认识、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由于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则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专利,因此对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有些经济学家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以说是"市场万能论"的信奉者,无限夸大市场的作用,似乎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这也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法。其实,计划与市场,就像鸟儿的两个翅膀,缺少了任何一只,经济都不能平稳地飞翔。但在当时,对问题的认识却不这么简单明朗。
  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世界性的挫折,加上某些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力度,有些同志担心深化改革,实行市场经济,有可能被用来作为和平演变的战略手段,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联系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苏联垮台后,西方反华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提出了"以压促变"的和平演变战略。可以说,反和平演变是必要的,是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必然反应。而且,将是一项长期的、关系社会主义中国生死存亡的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性,客观上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了防止和平演变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的印象。对市场的资本主义属性的错误认识又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纠结在一起。再者,中国政府在经济上釆取了治理整顿和紧缩政策,中国经济由热趋冷。国际国内都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疑虑,国际上误认为,中国政府开展的经济治理整顿是改革的倒退,怀疑中国是否还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也在疑虑,我们是否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因此,如何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安全、快速、健康地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需要正确地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属性问题即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的问题,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以便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的大发展准备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方面的基础。这就需要在理论上澄清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这一历史重任当然地落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

  二、南方谈话的主体思想

  一般情况下,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大多数人更多地过分强调邓小平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属性的划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并强调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其实,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两大特点被人们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弱化了。一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全面地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现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涉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与属性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等等,这些思想是一个整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华,应全面理解。二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深化,是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总结阶段,与在此之前的思想具有紧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其中,既有坚持,又有创新。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体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根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邓小平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如1989年10月31日,在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 [2]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强调了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2](p,248)
  1990年12月24日,在和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他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丟。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2](p,364-365)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全面重申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2](p,370-371)"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2](p,379-380)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工作中心不放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地发展。

  (二)论述了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
对于计划与市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53年的建国初期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学习苏联的经验,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有效的作用,为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现代经济的日益社会化、信息化、集约化、国际化,这一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了,这就需要变革这种模式。
  我们党对于计划经济模式的认识与变革,是逐步发展的。关于市场经济,陈云同志等人曾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国外许多专家认为,陈云的经济战略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陈云经济思想在突破苏联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陈云就试图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优点结合起来,他提出:"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3]国外的研究者,如专门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卫·巴克曼指出:"毛泽东逝世以前,陈云被视为在中国提倡市场的先导。他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被看做是支持市场与改革的有力声明。" [4]从1956-1962年,陈云多次强调市场的作用,在陈云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应容纳非社会主义的成分。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领号人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市场仍处于补充地位。但这一思想最终为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79年,理论界提出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之一就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直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才以决议的形式明确,我们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指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破除了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相对立、与自然经济相混同,将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相排斥,将计划经济与指令性计划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其核心就是要逐步建立适合现代化建设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渡的一个理论认知过程。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表现出对计划经济的很大的超越。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机制已在经济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业已来临。但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在理论界乃至一般社会成员中都有看法上的分歧,一种观点是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因而否定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观点是,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中国要釆取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社会实践要求在理论上做出正确的引导。
  打破计划与市场问题僵局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指出,计划还是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选择无关。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5]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2](p,203)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和薄一波等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并提出了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标准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2](p,364)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谈了改革开放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归属问题、创新问题,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的观点,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2](p,367)
  到南方谈话时,邓小平的论述就更为科学和到位了,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提出社会主义要继承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2](p,37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由于传统的影响,人们在认识上把这种对立推向了极端,不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借鉴与合作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没有改变,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在特定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而当今世界的社会模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呈现为这样的特征:一种社会模式内会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形态;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社会模式又发挥着多维的、交叉的、互动的联系。如果把社会模式等同于社会经济形态,就难以把握社会模式的特性和本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仅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吸收保留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有价值的因素,而市场经济正是应保留和继承的。邓小平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从属性的角度进行论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的观点,表明计划与市场并不表示社会制度的性质,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这就解决了人们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及其属性的认识,是邓小平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答。也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作出的最有贡献的理论探索之一。

  (三)强调要大胆闯,敢于试。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针对"六四风波"之后,经济一度低速增长,反华势力一度猖獗,舆论方面在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上表现出某种保守的观点,有些同志对于改革开放产生了畏难情绪,邓小平看到了这一情况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尤其是其阻碍改革开放的发展的副作用,因而特别强调敢于闯,敢于试的创新精神。邓小平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视察上海期间,就叮嘱当时的上海市的负责同志:"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p,367)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2](p,372)
  但是,敢闯、敢试、创新,需要有理论的支持和指导。而在当时,人们最怕的是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为了让全国人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p,372)
  "三个有利于"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深层次的、科学的把握。他成为判断我国政治生活、经济文化活动中一切是非得失的标准。使人们明确了如何扩大经济建设的成果,如何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同时,邓小平还特别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p,373)
  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1990年12月24日,在和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p,364)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共同富裕实施的步骤、具体时间都作了精确的阐述,认为到20世纪末即可开始提出并逐步解决这一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2](p,373-374)
  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最根本目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的不同,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
  早在1986年,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便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2](p,181) 
  1987年,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再次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 [2](p,203)
  "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更为坚决,1989年5月31日,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 [2](p,297)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道,"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2](p,303)
  1989年6月16日,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时,邓小平再次强调:"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p,311)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时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脚,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 [2](p,324-326)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丟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丟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2](p,369)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严肃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2](p,379)
  邓小平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最根本的是要选拔政治立场坚定,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担任领导职务;教育好、培养好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四有新人。他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2](p,380-381)
  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国内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来看,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防止和平演变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经济调整也是必须的,对此邓小平的论述极多。但是,当时情势下,最根本的还是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问题不放,只有经济上去了,才能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才能更有效地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综观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的有关论述,可以说,在邓小平的思想中,第一位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和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并行不悖的。

  (五)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題
  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左"或者右的思想倾向,改革开放以来也不例外,尤其是"六四风波”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仍有较大市场,帝国主义对中国提出了"以压促变"的和平演变政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一段时间来的理论主题。因意识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的任务的严峻性、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而过分强调防止和平演变的一面,客观上似乎形成了防止和平演变和经济建设两个中心的理论态势,尤其是围绕着计划与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舆论上出现了某些"左"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进步伐。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于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2](p,375)

  (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针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邓小平强调了在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他指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2](p,378-379)

  (七)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中之重。他的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总之,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2](p,354-356)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特别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丧失机会……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2](p,375)
  上述谈话,反映了邓小平一贯的观点。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邓小平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一般过程的性质和内在规律的理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6]这正是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突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来源。邓小平还同时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同时,邓小平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包含着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意义。
  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即认为:"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中,邓小平是惟一一个既能坚持共产党专政,同时又领导他的国家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 [7]

  (八)坚信世界上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一次申明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同时,邓小平还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在经受了严重曲折后会更加健康地发展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2](p,382-383)
  俄罗斯学者的观点恰好印证了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正确性、科学性,杰柳辛指出:"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这样一种看法流行起来: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社会所进行的不成功的改革实验也结束了,谁也不会再企图重复这种实验了,这种意见当今已占主导地位。尽管承认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故乡所进行的实验已经失败,但还是有不少学者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丧失其吸引力,人民变得成熟之后,会重新求助于上述理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次生命要比第一次更持久、更成熟、更完善。邓小平和那些赞成他的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坚持这种立场。" [8]这位学者还宣称,邓小平本人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他认为:"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邓小平就开辟了通向用实践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道路。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邓小平就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他很清楚,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坚决放弃那些过时的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就不可能坚持作为社会理想和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 [8](p,2)
  总之,邓小平南方谈话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将沿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三、南方谈话的作用和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指导推动作用,它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前进方向,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活,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9]     

  (一)南方谈话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驶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直接影响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国民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当时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果,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即南方谈话发表的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8%,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7%,工业总产值增长20.8%。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6%,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人增长18.2%,农村居民人均收人增长10.6%。企业改制方面,到1992年底,全国已有股份制企业3700多家,其中,1992年新批准的即有400家;有69家企业的股票在上海、深圳公开上市。[1](p,2441)国务院成立了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对外开放范围扩大,批准浦东开发区和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增加5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工业产值增加48%。三资企业达8.4万家,比1991年末增加4.1万个,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8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11.6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1.6倍。经济特区建设日新月异,1992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5个经济特区的工业总产值达845.5亿元,比1991年增长33%。其中,深圳市达374.29亿元,比1991年增长40%,创历史最好水平;工业出口产品产值达211亿元,比1991年增长37.1%,占工业总产值的59%以上。[1](p,2445)这些成就,与南方谈话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相比,非常显著地表明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作用。
  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发展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过大,物价上涨幅度较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到1993年,中国经济再度出现过热的现象,造成通货膨胀率偏高等,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引下,经过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可以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了平稳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铺垫,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步轮廓
  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平息了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在理论上澄清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模糊认识,为十四大确定了"加快步伐"改革的主旋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了先声。1992年10月11日下午,党的十四大新闻发言人、中宣部副部长刘忠德在京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称,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科学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会议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用新的观点、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9](p,161)大会确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和根本指针。而作为邓小平理论精华的南方谈话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南方谈话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1989年,美国政府的高级顾问、老牌的反共产主义者布热津斯基教授在其《大失败》一书中断言, 20世纪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失败,到21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其实践和信条将会与人类的状况没有关系。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说明布热津斯基的预言已经破产,其中重要的事实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3年11月2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报告会上,江泽民又作了同名专题报告。到十五大,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个重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9](p,414-415)党的十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9](p,458)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对保证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南方谈话为精华的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将长时期地影响中国发展的进程,从十四大到十五大,乃至更远的将来,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已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继承,在21世纪亦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德国原总理、著名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曾断定:"邓的改革将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 [10]
  同时,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将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指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俄国学者纳戈尔内·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的改革进展不仅从理论上,而且还从实践上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动力。" [11]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对世界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魏地春.王均伟.中国改革大纪录[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1857.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3.332.
 [3]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4] 戴卫·巴克曼.陈云的经济思想[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5):9.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23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7] 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1):1.
[8] 杰柳辛.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2):1.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15-416.
 [10] 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a].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43.
[11] 金羽.李惠让.温乐群.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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