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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三者互动的智者游戏:引进“批判口述史学”观念

作者:admin 日期:2007-12-18 15:57:11 人气: 标签:
导读:

沈志华

[关键词]  批判口述史学;恽前程访谈录;援越防空作战

[提  要]  本文介绍了美国“批判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此方法,以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为案例,对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空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访谈录、有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和学术评估。

 

关于“批判口述史学”问题

“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首创的,其最初的定义为,两个或多个前竞争对手或敌手对以往的冲突事件进行回顾性思考的方法。自1990年以来,美国布朗大学托马斯·j·沃特森国际问题研究所(thomas j.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成为应用这种新的观念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基地。[1]

与传统口述史学注重于单纯向受众叙述往事不同的是,“批判口述史学”要求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特点,使得口述历史已不仅局限于史料学的范畴,而且还具有了方法论的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言之,它的定义应当更为宽泛,即,可以超越对手和敌手回顾与思考的限制,推及口述历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无论由狭义还是广义上观之,都更有必要引入这种观念。

可以说,“批判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是当事人回忆、档案文献考辨、学者评估三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评述。勿庸置疑,游戏的结局是史学研究的深化。据笔者了解,近几年来,美国从事越战史研究的学者即颇为重视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会同前越战政策的制定者多次与其越南对手举行会议,就战争各阶段政策的出台、越美和谈等问题进行再探讨,辨明了一些史事,解决了不少存疑问题。这不仅对于越南战争的探赜索隐十分有利,而且对于我们所承担的外交口述历史课题也颇有借鉴意义,毕竟无论中美、中日,还是中苏或中越两国,都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敌对历史,倘若经费允许,分课题组织昔日对手中的见证人和研究人进行小规模的对话活动,势必大有裨益于此项目的深入开展和完成。[2]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中苏关系口述历史”课题组在进行采访、综合整理及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使用“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2001年11月,笔者与季萌同学就中苏关系与援越抗美问题访问了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3],他的谈话内容有不少涉及到中国方面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问题,笔者即以此为案例,做了一次互动尝试。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本课题组成员沈志华最近所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049-1960)》一书(即将出版),也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完成的。该书稿充分利用了课题组对中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西方学者对苏联专家的采访资料,以及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并在综合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评估。

 

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恽前程同志访谈录》节选[4]——

恽老:1961年美国插手南越。越南北方部队经“胡志明小道”进入越南南方。1963年,我们支援越南的基本上是轻武器装备。到1964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中越双方领导人共同商量了抗美斗争问题,主要的,一是为了越南北方部队到南方作战后,我们要帮助填补空当;二是要防止美国轰炸海防,进攻河内。如果发现美国军队入侵北方,我们马上就过去。

当时我们的一个高炮师部署在中越边境地区,空军派去了一个防空专家组,成员有广州空军司令员、空七军军长、高炮部队参谋长、福州空军副参谋长、雷达兵部副部长等几个人。1964年5-6月,专家组同周总理一起赴越。行前陈毅同志接见了专家组。陈老总对参加接见的越方人士说,你们希望的没来,不希望的来了,因为有政治问题。

专家组在越南北方考察情况。那时,越南的雷达发现不了目标,高炮打不了,防空空军没有经验。专家组了解情况后向国内汇报,我们国内又派出100多人的高炮、雷达、司令部指挥系统、机场以及飞行方面的专家。其中司令部这一组实际是包罗万象的。其他的高炮、雷达等组,帮助越方训练人员,历时半年。这样,敌机来了,越南的防空部队可以看到了,高炮知道怎么瞄准了,机场知道如何维修了。

此后,我们准备派兵,将两个空军师部署在云南、广西。当时考虑的是,如果美机轰炸越南北方,可能会入侵中国。我高炮三师、一师进入中越边境地区,我方做入越准备;防空三师、一师、十八师、九师等进入云南各机场,备战;还有地空导弹部队。我方与越方的雷达、气象、飞行等部队情报往来,互相通报消息,建立系统关系。那时我们考虑,美国如果轰炸我们,一是炸云南、广西,一是可能使用原子弹。空军当时做反轰炸准备,做反空降、拦击准备。地面部队,陆军部队也做准备,修机场等等。

1965年2-3月,空军专家组撤回国内。防空作战部队真正进入越南是在1965年的8月份,高炮三师先进,实际上是6个团,任务是保卫从河内到友谊关等地的铁路交通线,保卫沿线的重要目标。高炮部队入越打了3年零7个月的仗,击落、击伤敌机100多架,活捉150几人。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一是从南越,一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我们打下来十几架。美机进入我们领空的次数很多,真正打到的有一二十次。美机主要是侦察机,轰炸机没有来过。美国的b-52从南越起飞不了,一般是从菲律宾、关岛起飞。1965年美国的b-52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是地毯式的炸,子母弹,杀伤力大。

机场修好后,原来我们的飞行部队要进去,因为越南的飞行队伍只有几个团,力量不强。毛主席没有同意,说,飞行中一通话,美国就知道了,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直接作战了,而我们需要稳定的环境。所以,我们的空军只在中越边境地区候着,一旦我们的陆军决定入越作战,我们的空军就跟着进去,否则不进。

我高炮8个师入越,以后轮换,功劳不小。航空兵7个师在中越边境地区做准备,也很好。部队需要打仗,军事指挥员也轮战。

1964年我到云南边境检查战备情况,去了蒙自机场等处,也到广西,南宁等地走了一趟。因为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已经将战争扩大到了那里,我们不能不考虑战争对中国的威胁问题。派我去检查时,上级指示说,如果见到不行的地方、有漏洞,就采取补救措施。

印象里,那时我们在云南的祥云、保山建有航校,越南空军有40-50名飞行员在那里接受培训。训练结束后,这些飞行员驻在蒙自机场。这两个航校实际就是专为培训越南飞行员的,越南的飞行团当时从我们的蒙自等机场转场作战。

美国在越南战场使用的“百舌鸟”导弹,杀伤力很大,我们就研究对付它的办法,后来,它只发挥了3%的作用。又如我们打下u2飞机后,进行研究,找到打它的方法,美国就改造,我们打下来再研究、再打,美国继续改造…,如果这样一直打下去,我们的电子作战技术不会比美国的差。不打仗,就没有了研究的对象。

1964年部队搞防突然袭击,空军是重点,就是要顶住敌人的三斧头,要保证国家有半年的时间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空军当时的任务是保卫首都,对可能发生的突袭要保证从几线进行抗击。第二是反空降,空军有这个准备。中央提出防突后,空军专门做了研究,估计敌人会从什么方向来,认为美国人会由菲律宾、泰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过来。记得五几年我们打下一架进入我东南沿海上空的美国飞机,特别高兴,起草了一份声明稿,写明一架美机被我击落,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后改为:不明飞机入我领空,被我拦击后向东南方向逃窜。当时,我们打下美国飞机后,美国200多架飞机在我东海的上海一线飞行示威,这可能会引发大的事件,上海有遭到轰炸之虞。而经总理修改过的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再打下美国入侵的飞机,他就退了。我们变被动为主动,这就是总理外交策略的高明处。

恽老:当时苏联对越南主要是重武器援助。地空导弹、高射炮等装备。一些重武器我们还没有,或者较少,如,那时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只有几个营。当时河内周围是苏联的地空导弹部队,河内外侧100公里以外是我们的高炮部队保卫,分工就是这样,避免双方发生矛盾。苏联是否派有飞行员在越南,我不知道。

1965年越南也想要重武器,苏联要求我们给两个机场,要在中国建立空中航线,我们没有答应。我们说,你们可以从海上开过去嘛!越南在这个方面对我们很不满。越南不了解中国的总体战略意图。苏联始终要在中国建立基地,我们不能同意。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意识非常强。

 

回顾与思考

关于中国在援越抗美期间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历史,有关档案文献提供了更为全面、准确的情况:196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越两军协议和1965年7月24日越军总参谋部的请求,奉命入越,担负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和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原钢铁基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首批援越高炮部队为61和63支队,于8月1日分别由云南、广西入越。此后至1968年2月止,先后赴越轮战的中国高炮部队和配属各援越工程支队的防空部队,共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及部分独立高炮营、高机连和勤务分队,总计15万余人。1968年5月13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谈判。从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陆续回国。

据9个支队统计,在援越期间的机动伏击作战中,共击落美机125架,约占击落美机总数的20%。中国援越各高炮支队和各工程支队的防空部(分)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5]

随着中国高炮部队的源源到达,全面展开防空作战,越南北方的防空力量大为加强。美军飞机在连续遭到打击之后,开始改变战术,投入了众多新式兵器,对中国防空部队实施更加猛烈的攻击。其中,一度对中国防空部队造成重大威胁的是“百舌鸟”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利用目标辐射的无线电波被动导引,专门攻击炮瞄雷达的空地导弹,一般在30-20公里的距离上发射。由于美国飞机大多利用云层掩护对地面目标攻击,中国防空部队主要靠炮瞄雷达测得射击数据,这就给美机发射“百舌鸟”导弹提供了机会。在初期作战中,中国高炮部队曾连续遭受损失,后经总结经验、研究对策,很快找到了对付“百舌鸟”导弹的方法,这就是,如果美机向中国援越防空部队阵地炮瞄雷达发射“百舌鸟”导弹,雷达发现后,立即关机,使其失去攻击目标,各门高炮随即依靠光学瞄准设备迅速捕捉住美机目标,连续集火射击,击落之。这种防范措施的有效施用,令美军“百舌鸟”导弹的命中率急剧下降,只有6%。[6]

通过对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材料的综合整理可以看出,前者虽然在时间、数字等方面存在欠缺,却补充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诸如防空专家组赴越、越南防空部队在战争初期时的状况、中国空军的备战情况、培训越南飞行员等等,由此进一步丰富了后者的内容,使这段历史变得鲜活了起来。除此之外,这段口述史料还反映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根据恽老的访谈录,中国空军较早介入了越南战争,在越战还处于“特种战争”阶段的1964年初中期,中国即在中越边境地区部署了高射炮师,空军一方面先后派出由高级干部组成的防空专家组和100多名专家,考察越方的防空能力和帮助越方训练人员;一方面在云南建立航校,培训越南飞行员,并允许越南的飞行部队从云南的蒙自等机场转场作战。与此同时,将两个空军师部署在云、桂边境地带,做入越准备,四个防空师进驻云南各机场备战,地空导弹部队起用,特别是空军最初还有派飞行部队入越的打算。

这种军事部署情况与中国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密切相关,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分析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特种战争”的范围,第二步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才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7]1964年6至7月,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再次以志愿军的形式开过去。周恩来则在中、越、老三国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8]为美国划出了十七度线这条战争升级的界限。中国政府并于8月通过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国侵犯北越,中国不会坐视不救。[9]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美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一信号,并把它与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反对美军靠近鸭绿江时发出的警告联系到了一起。[10]

总之,中美发生热战的第三种前景是中美两国都要竭力避免的,而且在中国方面看来,通过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此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1]由此,中国将防备的重点放在了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行动上。访谈录中关于毛泽东不愿造成中国与美国直接作战的态势,因此反对派飞行员入越的细节,实际为中美双方接受朝鲜战争教训,寻找消弭危机途径的史事,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脚。而周恩来修改空军方面所拟的打下美国飞机声明的内容,还从一个角度表明,事实上从5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注意谨慎从事,避免由某种突发事件导致双方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谈到1964年夏中国空军专家赴越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由于苏联在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阶段对越采取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使得此期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上向积极援越的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乃至到是年11月,越南国防部直接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离开越南,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替换人员。[12]可以说,越南方面这时对中国军事专家的倚重,实际也助长了越方对苏联专家的排斥心理。因此,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对越影响的加深,以及苏联面临退出东南亚地区舞台的趋向,成为促使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调整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访谈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中苏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分工:苏联地空导弹部队保卫河内周围地区,中国高炮部队的护卫范围为河内外侧100公里以外地区。这种分工存在以下内涵:

其一,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13] 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是年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14]此后,苏联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这种状况使得越南方面要把苏联防空部队安置在河内的中枢部位,从而确定了苏联在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两国同时援越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场对手之间的竞争,而中苏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实际已决定了中国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苏联在越南地位的提高和苏越关系趋向密切,已成为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趋势。越南领导人就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1965年3月22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即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他们建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15] 翌年3月,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与毛泽东讨论苏共领导人的问题时也曾评价说,苏联“提供的高射炮,毕竟是击落美国飞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同志要求他们援助,并且感谢他们”。[16]

其二,尽管越南方面这时已十分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中国的援助毕竟更为直接,也更为快捷,越南需要中苏两国持续不断地伸出援助之手,以对付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为此,他们时时注意减少中苏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的机会,以免使自己处于尴尬地位。对中苏援越防空部队的分工安排,即可见他们的这种用心。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无论从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需要出发,还是在国家安全上感受到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使然,保持对苏联的敌意已是不可逆转的态势,因此,中国既不会与苏联携手共同援越,也不愿与苏联在援越问题上发生更多的接触。这样,越南方面做出的这种安排,是中国方面能够并且乐于接受的。其实,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同居一个屋檐下,而且连运送援越物资都不愿与苏联同走一条公路。即如1972年夏,中国方面在建议越方增辟公路运输、开辟新的线路时就曾要求说,中国援助的导弹应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过境军事物资分走不同的公路。[17]

至于访谈录中提到的苏联想在中国建立“空中航线”问题,指的是1965年2月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柯西金访越结束后制定的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的一段事情。该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18]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并指责说: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19]

对此,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由苏联领导人特意在3月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上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苏方还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20]

对于苏联的指摘,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进行驳斥,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预谋的反华行动。[21]

上述事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行动上被动配合,双方矛盾尖锐、冲突不断的实际状况。[22]

三、1964年5-6月陈毅接见赴越防空作战专家组时对在场越方人士说,你们希望的没来,不希望的来了,因为有政治问题。对于这条回忆材料,笔者后来曾再次询问恽老。恽老认为,陈毅的意思是,越方以为周总理来接见,结果陈毅来了。但据笔者的分析,倘若如访谈录中所言,周恩来是与专家组一起赴越的,[23]那么陈毅的言外之意实际应是,越南希望中国支援作战人员,而中国顾虑自己对越南问题的“过分热心”[24]会加重越方的戒备心理,故此只派出了专家,没有满足越方的需求。毕竟,由于地缘政治、历史、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中越之间始终隐含着某种程度的隔阂,而这条材料则表明,即便在双方关系密切的时期,隔阂也不会完全消除。

随着中苏关系的分裂、敌对乃至对抗,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而且态度强硬,这实际助长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25]即如黎笋后来谈到的:虽然越南能够同时与中国和苏联进行联系,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很难,因为我们当时在很多事情上依赖中国。中国迫令我们与苏联疏远关系。黎笋认为:如果苏联和中国不是相互争吵的话,美国就不可能这样猛烈地打击我们。在中苏双方彼此对立的情况下,美国人就毫无顾忌了。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彼此联合的话,说不定美国人就不敢对我们动武了,不敢以这样的方式进攻我们。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过老挝,美国很快就同老挝人签订了条约,他们不敢再派遣军队,而且还允许老挝人民革命党参加政府,他们就不再和老挝人打仗了。[26]

特别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之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加深,越南最终投入了苏联的怀抱。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事实上,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总之,通过对中国援越防空作战这例个案的互动式研究,笔者颇有收益。在这场充分调动思维,用档案文献对回忆材料提供的史实、线索进行条分缕细、考辨剖析的智力游戏中,笔者的研究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


[1] 参见robert k. brigham,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prepared fo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 hong kong,

[2] 1997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共同举行了“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除研究人员外,还有中俄两国的中苏关系见证人,大会特意组织了一次学者与他们的对话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2001年中央党校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1969-1979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两国的有关当事人到会,他们所作的回顾与思考不仅有趣,而且有价值。尽管这两次会议都不是以“批判口述史学”的思路召开的,但其间的互动效应却是显而易见的,可资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借镜。

[3] 恽前程同志(1920-),1958-1966年,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74-1983年,任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1983年离休。

[4]访谈时间:2001年11月30日;地点:恽老家;参加人:李丹慧、季萌;记录整理人:季萌。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越南方面有关当事人关于此问题的回忆材料。

[5] 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0、553、552页。

[6] 参见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5-96页;《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52页。

[7] 参见前引曲爱国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84页。

[8]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9] 《人民日报》,1964年8月14日。

[10]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1975, p.175.

[11] 关于中美之间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详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4-38页。

[12] top secret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to moscow,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drv", november 19,1964.sccd, f.5, op.50, d.631, p.253.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16-17.

[13]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february 3, 1965. nsa, v-16, box3;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1965, p.275.转引自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 p.24;另见1965年2月9日《真理报》,转引自葛罗米柯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中文版,第437-438页。

[14] memorandum, "value of soviet military aid to north vietnam", october 26, 1965. harriman papers, special files, subject file: vietnam. general box52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59.

[15] 参见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sd08116。(笔者曾与沈志华在俄国和美国收集到不少有关的俄国解密档案,由于辗转复印,原档馆藏编号多有脱漏,此处标注的是自存档案编号。)

[16] 1966年3月29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关于中苏两国援越的情况,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36-148页。

[17] 1972年6月25日、8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8月22日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

[18]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7页。

[19]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20] 参见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sd08116。

[21]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

[22]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23] 关于1964年5-6月周恩来与防空作战专家组共同赴越一事,目前尚未见到档案文件记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等文献中,也无此记录。

[24] 1966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黎笋、阮维桢时谈道: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94-96.

[25]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李丹慧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64-170页。

[26] 参见黎笋1979年在越劳党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越中关系的长篇讲话,转引自comrade b: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stein tønnesson, "le duan and china 1979, and 1952-79", prepared fo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 hong kong, p.5,11. 该文件由法国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夫·高沙(christopher goscha)从越南人民军图书馆获得,经越南政府许可而公开,并将其译为英文。文件署名“b同志”,未注明日期。根据文件内容判断,“b同志”是黎笋用过的化名,讲话时间在1979年初中越战争之后。另,关于50年代后期至1964年美国对老挝的干涉和1961-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情况,详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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