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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诸马军阀研究综述

作者:admin 日期:2008-1-30 0:28:00 人气: 标签:
导读:

梁俊涛

  

    摘要:西北诸马军阀是近现代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民国时期长期统治青海、宁夏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因而加强对他们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分三个阶段对诸马军阀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和评述。认为改革开放前对诸马军阀的研究几乎付之阙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诸马军阀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看,还是从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视角的转换看,诸马军阀的研究都明显深入了。尽管诸马军阀研究仍有许多薄弱之处,但是研究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

    关键词:建国以来;诸马军阀;研究

  

  

    西北诸马军阀是近现代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民国时期长期统治青海、宁夏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因而加强对他们的研究很有必要。然而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只是近几年才有所改观。总结以前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中的不足,并展望未来的研究前景,笔者觉得十分有必要。但是限于笔者学识有限,再加上资料占有上可能有遗漏,拙文肯定有许多不足,还请同行和读者指正。

  

  一 改革开放前的研究

  

  马鸿逵家族长期统治宁夏,马步芳家族长期统治青海 ,他们投靠蒋介石,鱼肉人民。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又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西路军就是被“青马”残酷镇压的 。尽管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也积极的参加了,并且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抗战胜利后不久,他们又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十分顽固地与人民为敌,配合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直至西北解放。他们失败后,又大多逃到国外,继续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改革开放之前对马家军阀的研究,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几乎付之阙如。但是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建国后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刊载了许多当事人关于诸马军阀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资料翔实,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尽管有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种种顾虑,所记所写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关于诸马军阀的学术研究国内基本上没有展开。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气息。人们不再担心研究军阀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关于西北诸马军阀的论文开始有了一些,专著也出了几本。1990年之前的专著有198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宁夏三马》和《青海三马》,陈秉渊的《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效平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论文有江源的《马家军阀事业的奠基人——马麒》(《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吴忠礼的《甘宁青回族军阀述略》(《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吴忠礼等的《论西北回族军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马麒经营青海面面观》(《青海民院学报》1988年第3期),赵颂尧的《马安良其人与民初的甘肃政争》(《西北民院学报》1989年第2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家军阀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不仅有五篇论文,而且出版了四本专著,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与马家军阀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比,与其它地区的军阀研究相比,对诸马军阀的研究仍然显得相当薄弱,研究的领域仍很狭窄,大多数研究的视角仍很单一。下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成果做一评介。

  《宁夏三马》和《青海三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它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按照一定顺序的结集,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诸马军阀的历史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两本书的出版,推动了以后的诸马军阀研究。

  陈秉渊先生的《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出版较早,这本书内容比较全面,对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的始末、官僚政治的特点、家族内部的火并、参加抗战、民族政策、反共活动以及马步芳家族的经济掠夺、统治下的文化教育活动都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最后该书对马步芳家族的特性作了总结。该书的作者对马步芳家族的历史比较熟悉,资料占有上也相当全面,因此这本书是研究马步芳家族的必备参考书。但是这本书由于写作较早,写作的出发点在于揭露马步芳家族的罪恶,强烈的政治性影响了该书的学术性。

  1986年出版的杨效平先生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一书,从家族势力兴衰的角度分析论述了马步芳家族从起家直至覆灭的全过程。这本书尽管出版也较早(据作者自己说1983年定稿),但由于作者在史料处理方面比较严肃,一般均依据档案和文献资料,因此该书可信性较强。再加上这本书在史实和人物的分析方面,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的进行分析,因此该书所作的许多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所以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好评,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版,印了四次,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本书结构安排也比较好,以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的历史过程为线索分为几个时期,然后再把每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作一论述,这样就显得比较清晰。

  论文方面,江源在《马家军阀事业的奠基人——马麒》一文中分四个方面论述了马麒的一生,即早期的军事生涯;脱离西军而独立;在经营青海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晚年与国民军的对抗。他认为马麒的一生不仅对马家军阀的形成、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青海社会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吴忠礼、刘钦斌等在《论西北回族军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文中,认为清代回族人民的基本历史要求及清政府对回族政策的演变是西北回族军阀产生的重要社会历史条件。《马麒经营青海面面观》一文对马麒统治青海时期社会的许多方面作了论述。

马安良家族在国民军进入西北之前势力特别大,然而对这一家族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赵颂尧在《马安良其人与民初的甘肃政争》一文中对马安良与民初甘肃政争的情况作了论述,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研究诸马军阀的文章明显多了起来,专著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出了几本。而且研究的视角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学人大多从近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原来的带有较多阶级感情的研究几乎被摒弃。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高屹的《蒋介石与西北四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吴忠礼等人合著的《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默利尔•亨斯博格著、崔永红译的《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龑、胡迅雷的《马鸿宾传》(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丁明俊的《马福祥传》(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文斐编的《我所知道的马步芳家族》和《我所知道的马鸿逵家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刘进的《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默利尔•亨斯博格著的《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是作者于1978年在坦布尔州立大学完成的亚洲史博士论文。这本书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的成果,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直到1994年才读到崔永红译的这本书,所以本文把他归为20世纪90年代的成果。为写此书,作者曾亲自去台湾搜集资料,还采访了马步芳的亲属、部下,得到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使本书在史实上显得更为可靠。该书重点对马步芳统治时期的军事、意识形态、行政管理、教育、经济政策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与陕甘宁川等地军阀做比较研究,在比较中突显马步芳的统治特点。应该说这本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写出这样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由于作者没有亲自到过青海,也没有接触中国大陆的许多资料,对青海的许多认识,对马步芳的评价好多都是可以商榷的。
  高屹的《蒋介石与西北四马》一书记述了西北诸马军阀势力形成发展的历史及蒋介石与其相互关系的史实。这是专门研究诸马与蒋介石关系的第一本书,选题很好。和龑、胡迅雷的《马鸿宾传》由于作者长期关注马鸿宾这一人物,在资料的占有上,据我所知,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作者对马鸿宾的一生经历也做了比较详细和客观的记述,对传主的评论也较为公允,可以说是研究马鸿宾比较权威的书。吴忠礼等人合著的《西北五马》对西北五马统治时期的历史都作了较为认真地梳理,所作的评述也较为公允。
  许宪隆的《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由于该书的作者长期研究民族史,在这之前又十分关注诸马军阀的研究,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诸马军阀研究比较具有学术性的一本书。《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主线是“现代化进程和西北回族历史,即从现代化促进社会转型的角度,重新审视民国时期西北诸马集团这个利益群体在西北穆斯林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研究的视角正是以往的诸马军阀研究所注意不够的,这本书的出版开拓了西北诸马军阀研究的新视野。该书的作者概括了诸马的现代化成绩,主要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着手行政机构的改革,完成了从封建旧军阀到民国新军阀的自我改进”;“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建立了以军阀官僚资本为主体、带有垄断性质的近代经济体系,奠定了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基础”;“在一定限度内支持辖区内文化教育的转型,教育体制的转换、教学内容的更新,为人的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基”;“马家军阀的抗日活动反映了西北各阶层民众中的爱国主义的深厚积奠,把近代以来西北地区连绵不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文斐编的《我所知道的马步芳家族》和《我所知道的马鸿逵家族》,资料翔实,内容大多为撰稿人亲历、亲见、亲闻,反映了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马氏家族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活动,对于读者了解马步芳家族和马鸿逵家族,了解青海和宁夏的近现代史,以及研究西北地区的历史研究者都有很大的帮助。
  九十年代以来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诸马军阀的论文总共30多篇,其中在通俗刊物上发表的一般介绍性的人物传记7篇,这些通俗性的论文对人们较多的了解诸马军阀的历史不无帮助。但是这些论文更多的是从猎奇和批判的角度写的,因此学术价值不大,本文在此不作论述。在这30几篇论文中,还有一篇是史料介绍文章,即《关于马步青、马步芳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几条史料》(《青海社会科学》2003 第5期),本文就不再介绍了。
  纯学术性的研究诸马的论文共20余篇,其中既有对诸马军阀进行总体研究的,也有对具体某一人物进行研究的。下面对这些成果分别做一介绍。
  (一) 总体研究。关于诸马军阀与抗战,有两篇文章。刘景华在《抗战时期的西北诸马》(《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诸马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认为在中华民族处在危难的关键时刻,诸马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而没有倒向投敌卖国的一边,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既然以西北回族的的代表自居,他们在民众的抗日热情日增的情况下,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认为诸马参加抗战,一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二是民众抗日热情的高涨。总的来说,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诸马都不同程度的参加了抗战,对于保持西北抗日大后方的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王伏平、勉琳娜在《西北回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也简要论述了西北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马鸿逵节制阿拉善左旗;骑一师参加中原抗战;马鸿宾绥西抗战。
   关于诸马军阀的形成原因,杜达山在《“西北四马”军阀割据形成的社会原因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一文中,从社会原因的角度分析了“西北四马”军阀割据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些社会原因有:国民党统治初期的政局动荡,为西北四马割据提供了历史契机;伊斯兰教教主世袭制的存在,是西北四马实现割据的重要社会因素;蒋介石遏制共产党力量在西北发展的方针,逐步把马家军阀的割据推上了顶峰。随着这些社会条件的烟消云散,马鸿逵、马步芳等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随之迅速下降,以致最后被撤职查办。
  王劲、苏培新在《试论西北诸马军阀的几个特点》(《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认为西北诸马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浓厚的封建性,其统治建立在传统的农牧业结合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靠家族主义纽带维系其内部;附庸下的独立,自身条件制约他们不能与“中央”公开抗衡;力图与宗教保持密切联系,以政权控制宗教。除了上面的几个主要特点外,他们还注意到了西北诸马之间斗争的非军事性,并简要的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许宪隆在《对军阀体制下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再审视(上、下)》(《中南名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 期,2002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晚发外生型的西北甘宁青早期现代化 ,是回族军阀在主流社会推动下的非自觉行为,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导向作用。但由于回族军阀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其自身的封建传统因素成为导致甘宁青地区现代化夭折的主要原因 ;而宗教和世俗因素的盘根错节,又使得回族军阀在惰性和变力之间摇摆不定 ,增加了现代化的曲折。另外 ,回族军阀的民族主义思想 ,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性 ,他们与国民政府间存在向心和离心的二元倾向 ,表明他们不可能最终完成现代化的领导重任。甘宁青早期现代化的最大成就,是启动了该地区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为20世纪中期以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观念基础。应该说这种看法还是比较深刻和公允的。
  长期研究西北回族的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霍维洮在《西北回族军阀论略(上、下)》(《宁夏大学学报 》2000年第2期,2001年第5期)长文中对西北回族军阀的形成与各方面的关系以及西北回族军阀的历史地位等都做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西北回族军阀做作为清代西北回族反清运动演变的结果,曲折地体现了回族社会的历史要求,与这一民族社会紧密结合,标志着西北回族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它处于多民族社会环境和近代化过程之中,作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需要的各种努力,因而协调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它终不能从民族运动向社会变革转化而败亡。这篇文章在诸多论述诸马的文章中显得很开阔,论述也颇多新意。
  康民在《冯玉祥与西北诸马结盟始末》(《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冯玉祥与西北诸马结盟的过程,以及最后的破裂。指出双方结盟对扩大彼此的实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北诸马在民族危亡之际,反帝反封建大决战之时,能够审时度势,不为北洋军阀的淫威所惧,不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荣华富贵所扰,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自觉的投身铲除北洋军阀势力的正义之举。
  许宪隆、韦甜在《论辛亥革命前后西北诸马军阀角色转换》(《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西北诸马在辛亥革命前后力量和角色的变化,认为民国初年以后盘踞西北的诸马经过数次政治变脸,基本上实现了他们的政治目标,到马鸿逵、马步芳掌管青海宁夏和甘肃政局时,西北回族军阀从内容到形式、从政治到军事乃至统治方略,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不变的只是对地盘和利益的攫取。他们掌握的武装已经演变为新式的现代军队,其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父、祖时代,牢牢掌握着民国时期整个西北社会的军政权柄。刘继云在《宁夏三马政权始末》(《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一文对宁马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作了论述。
  (二)对具体人物的研究。关于马福祥的研究有两篇论文。丁明俊的《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值得注意。作者论述了马福详重视回族教育,重视穆斯林经典的刻印,重视儒家思想的作用等几个方面。认为,经过马福祥等一大批回族先进分子自上而下的努力,使回儒对话有较大进展。“现代回儒对话打破了清代以来回汉之间长期隔阂、对立、缺乏交流的局面,使回族自觉参与到对儒家文化及现代知识的学习中。同时现代回儒对话对增进回族大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积极参与国家建设起到巨大作用”。应该说这篇论文的选题是很独特的。宁文在《马福祥与近代回民教育》(《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4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马福祥发展回民教育的情况。
  关于马麒的论文有三篇。刘喜堂在《简论民国初年马麒在青海的经济革新》(《青海社会科学》1995 年第1期)一文中对马麒的经济革新举措作了论述,一是整顿财政,即整理旧税和增辟新税;二是禁种鸦片,进行农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三是承办垦务,增加田赋收入。通过上述经济措施,马麒的政府积累了一些资金,除大部分用于发展宁海军外,也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经过马麒十几年的苦心经营,青海地区的社会治安开始好转,地方经济也比以前有了改观,并为青马军阀30年代之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篇文章是杨作山的《马麒对藏政策述论》(《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文章分三个方面即玉树界争及其意义、设法沟通西藏与内地联系、平定果洛确保玉树孔道畅通论述了马麒的对藏政策。作者认为马麒的对藏政策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实现他独霸青海的野心,但是在客观上更具有反帝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一面。喇秉德在《简评“西姆拉会议”前后马麒的历史作用》(《回族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对马麒在“西姆拉会议”前后的历史作用作了研究。
  有关马鸿逵研究的论文有三篇。郭全忠在《刍议马马鸿逵何自取灭亡 》(《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了在解放战争后期,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即将在全国取得政权,国共两党斗争形势已很明朗的情况下,马鸿逵还要负隅顽抗的原因。他归结为四点:第一,害怕丧失世袭“宁夏王”的宝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第二,自恃有蒋介石的支持,甘愿为虎作伥,充当马前卒;第三,马鸿逵作恶多端,唯恐人民饶恕不了他;第四,自恃有众多的亲马部队,妄想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最后的较量。张天政在《马鸿逵与宁夏近代工业的兴衰》(《民国档案》1999 年第4期)一文中对马鸿逵与宁夏近代工业的关系做了论述,他具体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兴办的交通邮电业、轻工业、重工业,认为这标志着近代宁夏工业的兴起,这就结束了宁夏过去基本上没有近代机器工业的历史。当然地方工矿交通运输的兴办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马鸿逵的统治实力。但是宁夏近代工业的发展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到抗战结束的时候,近代工业已经走向衰败。抗战结束后更是走向衰微。实际上马鸿逵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不仅决定着宁夏近代工业的兴衰,而且影响着宁夏近代工业水平的严重滞后和工业结构的极不平衡。虎希柏的《虎嵩山与马鸿逵的三次合作办学》(《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是一篇叙述性质的论文,由于作者掌握了很多难得的史料,因此这篇文章,还是很有价值的。虎嵩山是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学家 ,著名阿訇。在 2 0世纪 30—40年代期间 ,他曾经在穆斯林聚居的宁夏省 ,与当时行政长官马鸿逵曾经 3次合作 ,筹办建立了“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等中阿兼授的伊斯兰文化学校。作者认为这些学校的创办 ,为宁夏的回族教育、文化及出版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中阿兼通的回族人才,在宁夏和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马步芳的研究有四篇文章。一之的《论马步芳家族地方政权的性质》(《青海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对马步芳政权的性质作了分析。谢一彪在《试述马步芳“新政”的历史背景》(《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马步芳新政的历史背景。认为马步芳之所以在1938年一当上青海省政府主席,就马上推行以“六大中心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决不是偶然的,既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因素,也有其他军阀的影响。张博在《马步芳运走青海黄金的前后经过》(《青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一文中利用可信的资料详细的叙述了马步芳运走青海黄金的经过。李臣玲在《马步芳对河湟教育的控制及教育的军事化》(《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 3期)一文中对马步芳统治时期的河湟教育进行了研究。认为以马步芳为首的马氏家族夺取了青海的统治权后,为了统治的需要 ,极力涉足教育领域 ,并对其进行肆意加工、改造而形成了教育的怪胎——教育的军事化,使教育彻底脱离了主航道 ,窒息了河湟教育的发展。
  
  四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纵观建国以来的诸马军阀研究,笔者觉得还是有很多不足的,一是对马家军阀的资料整理挖掘得很不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这种状况还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很难有更加富丽堂皇的理由的。尤其是身处甘宁青的同志,我觉得更有责任。二是研究力量分散,研究者的研究课题不甚集中,所以取得的成绩也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近几年来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好多都是西北地区以外的同志写的,他们在资料的搜集方面肯定没有我们方便,但是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很值得我们身处西北的研究者的深思。三是对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诸马研究较为重视,但是对诸马军阀早期的历史注意不够。四是在人物研究方面,对马鸿逵、马步芳的研究较多,但是对马占鳌、马安良、马福祥、马麒、马麟、马鸿宾、马步青等人的研究成果较少。五是这几年来研究诸马军阀历史的文章和专著虽然多了起来,但是与历史上诸马军阀所起的实际作用相比,与北洋军阀史、西南军阀史的研究相比,对诸马军阀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够。
  回顾过去的研究状况,笔者认为,西北回族军阀的研究还是很有潜力的。随着资料的整理,研究诸马的同志肯定会多起来。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研究诸马与西北开发关系的论文与专著明显多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对西北诸马军阀的研究仍显得很薄弱,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索,我相信21世纪的诸马军阀研究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the researches on ma family warlord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prc
  liang junt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gansu 730020)
  abstract :the ma family warlord of the northwest is an important strength of the northwest in modern times, they ruled some areas such as qinghai , ningxia and gansu for a long tim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tudies on them. this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o make summaries and comments on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ma family warlord. it thinks there is seldom scholars to study it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by 1980’s, the research of the ma family warlord had made obvious progress. after 1990s, whether been seen from quantity of research results, or from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s, 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studying visual angle, the research of the ma family warlord has been all obviously deepened. though the ma family warlord studies are weak in many aspects, the studying prospects are still very optimistic.
  keyword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c;ma family;research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注:本文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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