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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与李敖

作者:admin 日期:2009-5-27 9:05:37 人气: 标签:
导读:

唐琳


 在殷门弟子中,姑且不论名望高下,单就知名度而言,李敖算得上是今日台湾响当当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不平凡的经历——因宣扬自由主义得罪执政的国民党而两次下狱,而且因为他思维独特,文笔犀利,作品独树一帜且颇富特色。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丢掉大陆以后,只有依靠胡适延续了。国民党虽然吸收了一些五四健将,可他们最后大都投靠了蒋介石政权。胡适之后,就是李敖的老师殷海光。继殷海光之后,中国大陆以外继承五四精神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李敖了。 

    一
  殷李交往,始于台大历史系。对这段历史,李敖回忆说:“我对台大历史系很失望,因为那时候他们走的纯粹是‘考据’的路子,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宽广的路可以走。所以,几乎可以这么说,台大的学院经验我完全是自修得来的,从来没有老师有能力给我影响,如果算,殷海光大概可以算半个。”[1](p37)由此可见,殷海光在李敖心目中地位之重要是台大其他老师不能相比的。
  如同其他殷门弟子,李敖非常尊敬老师、爱戴老师,希望拯救老师于危难中。在殷海光晚年患病期间,“他的学生,特别是李敖,硬是把他拉到了宏恩医院去作检查”[2](p264)。同时,李敖也向有关方面作了暗示,规劝国民党放走殷海光,因为“他如能出国,该是政府有自由的最好人证。是划得来,得可偿失的”[2](p264)。李敖由于其个性特点,而与殷海光周围的其他弟子关系不太协调,也不为殷夫人所喜欢。但是,殷海光最后一次住院,李敖对老师的病情仍在关心。在殷海光最后的日子里,他曾托王晓波把他的“殷先生事后处理意见书”交给殷夫人,其中说:“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因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3](p216)。并一再强调,殷先生既入院,就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他要求他的意见必须接受,这当然是过分的,但他的心情还是出于为老师考虑。
  然而,尽管殷李两人存在师承关系,尽管李敖尊敬和爱戴老师,但在我看来,殷海光之于李敖,恐怕是基本上无甚影响或影响甚少。李敖之所以仍强调说受到了“半个殷海光影响”,大概是出于内心的尊敬罢了。
  就胡适、殷海光对李敖的影响来看,同是五四人物,胡适对李敖的影响远大于殷海光。李敖在十多岁的中学时候,就见到了胡适,20多岁的时候,胡适就特别看重李敖,并不时写信、送书、寄钱给李敖。李敖自己也说:“四十多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和睿智,和他对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4]这段话出现在李敖《话中外古今》第四辑《人物篇/数风流人物》中。其中李敖用了大量笔墨论及胡适,前后多达十篇,也有论及陈布雷、王国维、蔡元培等人,而偏偏没有一篇甚至只言片语涉及到老师殷海光的。如此大的反差,可见胡适和殷海光对李敖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后来,李敖写了《我的殷海光》一文,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了与其他殷门弟子争风吃醋罢了。起因是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一文中提到,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缴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李敖立即反驳说:“王晓波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最有钱的是陈鼓应,可是他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也都比我这卖苦力的、多年失业的有钱,但他们都不行动,这些殷门弟子只会说漂亮话不做漂亮事。他们抱住殷海光,说殷海光是他们的,我倒要开开玩笑,来篇《我的殷海光》,我要告诉海内外的混蛋们,你们上了殷海光学生亲友的当了,真的殷海光是我李敖笔下的。”[1](p6)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陈鼓应在《春蚕吐丝》一文中赞扬殷先生晚年期间思想上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定的宽容态度,这在李敖也是不能接受的。 

   当然,“影响甚少”并不等于无共同之处,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所有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的鲜明姿态的人,而其他的殷门弟子则远远不及。所以,单就斗争形式而言,李敖完全继承了老师的风格——狂放不羁,直言不讳。
    二
  排除外在斗争形式,进一步讨论的就是,李敖是否真的继承了殷海光自由民主思想的特质呢?我认为并非如此,两人之间的差异还是明显的。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不同的历史条件成就不同特色的历史人物,由于殷李两人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其自由民主气质有很大差异:即“义正言辞的自由”和“开玩笑的自由”之鲜明对比。
  殷海光诞生于一个以告别过去文化为荣光的年代,而按其自述,他的知识兴趣的提升是因为在乡居生活中倍感理学式的虚伪,而转投向具有浓厚工具色彩的逻辑学,并获得相当的满足。他后来又选择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各种意识形态中,最具反传统、反权威代表性的,应以自由主义为主,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显现在赋予单纯个人以对抗权威的权力,而这种反权威的心态正是扬弃传统,学习新思想的必要过程。
  殷海光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可见五四精神对他的影响甚远甚深,就文化观念来分析,殷海光是继承五四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并引导了后五四反省传统、寻求落实自由民主的趋向。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质,即是存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有明显的不同。之所以称之为具救亡式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否认殷海光没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而是要强调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即欲以自由主义来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及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这与以个人价值为出发点的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他所竭力倡导的逻辑、语义学、哲学分析,是为了借用这些工具来肃清观念,批判传统思维模式,他并不希望在这些专门领域内有所建树,他借用逻辑经验论的观点来宣扬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借用卡尔·巴柏的“开放社会”理论来提倡自由民主,都颇能切合他所要面对的特殊问题。
  殷海光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形成了具有道德权威性质的一元化价值倾向的“救亡式自由主义”。殷海光性格中有强烈的绝对化倾向,他的个性十分倔强,说话也常常直言不讳,倡言是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他能始终如一追求自由主义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然而,时代的束缚和个性的特点,又使他的自由民主思想不能超脱传统家长模式的影响,带有与自由民主极不协调的权威性和专断性。
  李敖出道于台湾。他认为,民主纯粹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所谓的民主思想在本质上都只是民本思想。“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表现的只是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这与李敖一贯主张的全盘西化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在对待国民党专政方面,同老师殷海光一样,李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统治。他认为,30多年来,台湾本身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民主的大好机会,可是却都被国民党耽误了。他深信前美国民主党领袖,前纽约州州长史密斯的一句话:“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他认为,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他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如果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就证明这个地方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了。这种被李敖称为“开玩笑的自由”,表现为“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青年会总干式的……”[1](p57)。在谈论老师殷海光自由主义气质时,李敖声称殷海光革命党式的自由民主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这当然有失偏颇。因为李敖在破坏的一面,时常是振振有词,可是在建设的一面,却几近交白卷。这种“开玩笑的自由”的确很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主的落实不仅需要形象化的宣传,而且需要付诸实践。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
  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中回忆说:“西南联大学生很多,他们的思想也颇不一致,为什么这批学生中,殷先生能特别坚毅地站在为五四、为科学、为自由的立场、为中国奋斗呢?……我觉得,主要是由于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之融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民主而呼吁。”[5]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并认为道出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6]。殷海光在其用心最勤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原创的贡献,相反,大众记忆中殷海光最鲜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一位不畏艰险的正义勇士。因此,章清声称“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7],可谓一语中的。追踪殷海光一生奋斗的历程,不论是求学、从军,还是供职、教书期间,这种人格动力始终显现。
  殷海光晚年亦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8]他在讨论“内在力量”的培养时,特别推崇中国古代的孟子,曾说“孟轲是倡导并且激发这种力量之一伟大的导师”[9](p784)。此外,他在一篇以《人生的意义》为题的演讲词中,赞美“孟轲有气象,他可说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英雄”[10](p70)。可见殷海光虽然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持攻击和否定态度,“但对历史上真正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如孟子,不但心向往之,而且有精神上的沟通,他实已把这道德上的典范内化为一己人格的特质”[11](p14)。
  谈到殷海光的处世哲学,他的学生李敖对他的评论是“生疏而笨拙”[1](p68),殷海光承认其中的道理,认为他与李敖的一个基本不同是,李敖在与人打交道和接触时,注重的是自然,并为此首先假定这个人是坏的。而他要求自己以诚待人,把一颗明净的心灵展现给对方,同时,他也相信对方的诚意。由此,他固然得到许多相同的心灵回报,但也尝到了不少苦头。再加上他又极不会防人,因而屡遭打击,多次使自己陷入困顿和紧张中,直至生命的晚期,还受到软禁。
  与此相反,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他一生曾先后写了六本书批评蒋介石,还跟汪荣祖教授合写了一本《蒋介石评传》,写了两本书批评蒋经国,写了两本书批评李登辉,写了两本书批评国民党,还写了一本书批评民进党。当台湾记者问及李敖希望能在台湾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时,李敖回答说:“你看到我桌上这座达摩老祖的塑像没有?达摩是印度人,我们中国禅宗的祖师爷。达摩到中国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句话很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在台湾就是在做到这一点——我个人不受迷惑,也希望训练一些青年人不再受迷惑。”[1](p45)此外,他认为做一个成功的人远甚于做一个烈士,因而他宁可选择梁启超,而不愿选择谭嗣同,把死的容易留给他人,把生的困难留给自己。他就这样不甘于寂寞,不屈服压力。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在李敖“开玩笑的自由”背后,明显地带有功利心理和商业气息。这一点,他的老师殷海光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李敖自己都说:“我很会赚钱,我不是书呆子。‘千秋评论’被查禁前,可卖一万多本,我每个月卖书便可赚钱,你看,骂国民党的生计也不错啊!”[1](p276)这里还有一段殷海光与李敖之间的对话,即在教育部改聘殷海光作委员时,殷海光找李敖商量,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义不食周粟”。李敖以陈独秀和鲁迅为例,劝老师去领薪水,殷海光最终还是拒领。此外,关于罗素、爱因斯坦给殷海光写的信不翼而飞之事件,李敖是否能给自己一个明证以洗涮众人的疑心呢?至于捐款给慰安妇等事,其用意也令人捉摸不透。
  殷海光与李敖,同是五四运动香火的续接人,尽管存有师生关系,尽管后者对前者充满尊敬和爱戴,但两个无论在自由民主的气质上,还是在角色与人格动力上,都有很大的反差。然而,就其共同追求自由民主而奋斗这一点来讲,两人又殊途同归。为此,作为恩师的殷海光,会不会对此感到欣慰呢?

[参考文献]
[1]李敖.李敖对话录[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
[2]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a].殷海光全集[c].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90.
[3]王晓波.殷海光lffii终日记[a],殷海光全集[c].
[4]李敖.人物篇/数风流人物[m].话中外古今(第四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5]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a].殷海光纪念集[c].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90.
[6]卢苍.殷海光书信集[c].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8.
[7]章清.为立德、立功、立言作注解[j].读书,1996(1o).
[8]林正弘.中国文化的展望[m].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90.
[9]殷海光.殷海光文集(二)[m].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5.
[10]陈鼓应.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c].台北:台湾远景丛刊88.
[11]书政通.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m].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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