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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赴美探访:南京大屠杀昭彰之路

作者:admin 日期:2007-12-18 13:27:46 人气: 标签:
导读:

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东京审判的大法官声明,上有中国法官梅汝傲的签名。

12月8日,海外华人在纽约联合广场集会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

开篇

听,世界的声音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

“记者在登上开赴上海的轮船的前一刻,在江边马路上看到二百个男子被屠杀。屠杀只花了十分钟。日本兵使男人们在墙壁前排成一列,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拿着手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的在中国人尸体周围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手脚还有动的,就再给一枪。”

“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也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个小时中,就三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有一次是在交通部附近防空壕那里,用坦克炮对准一百余中国士兵开炮屠杀。”

“日军乐于采取的屠杀方法是使十几个男人一起站在自已挖掘的坑边,加以枪杀,尸体落在坑内,加上一些土就埋掉了。”

……

在一阵急促的“哒哒哒”的打字声后,70年前的这段文字从中国上海发到了美国,并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显著位置。

推开键盘,29岁的美国记者德丁(f·durdin)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南京跑到上海,他感觉自己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篇报道,更是要尽到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他要告诉世界,在遥远的中国首都南京,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最最惨绝人寰的一幕!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文字成为全世界率先披露并首次完整使用“南京大屠杀”词汇的报道。由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式进入国际社会的视线,正式登上世界历史和政治舞台。

时光如水银泻地,转眼已是60多年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下定决心写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调查的过程让她既惊讶又悲哀:在半个多世纪里,人类历史上曾经真切发生的如此泯灭人性的悲剧,在西方世界居然已经被遗忘了。有人甚至反问她:“中日之间交过战吗?”“南京是哪里,一个朝代?”

“听到这样的议论,我深感恐惧。有一天30万中国人被屠杀的历史可能会从此消失,有一天世界可能真的相信有些日本人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凭空捏造的谎言!”悲愤的张纯如倾尽自己的全部心力,写成《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这是世界第一部用英文写作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性著作,它就像60多年前美国记者德丁的那篇报道一样,震惊了整个英语世界……

快报记者跨国行

2007年11月19日,现代快报记者踏上大洋彼岸的美国。

尽管这片土地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对南京大屠杀曾经患有“集体失忆症”,但这里却保存着最多、最全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在连续17天的寻访中,记者触摸到这个社会一根正在跳动的脉搏——曾经遗忘了南京大屠杀的国际社会,正在慢慢复苏自己的记忆:

今天,许许多多西方人,正饱含着泪水坐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南京》,让自己和孩子们在阵阵心悸中,走进那段从未曾知道的历史;

今天,许许多多西方人,正站在一排排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前,倾听海外华人揭露70年前的人间地狱——日军占领下的南京;

今天,许许多多西方人,在书店里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拉贝日记》、张纯如的《南京暴行》;

今天,一批当年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文件被公开;

今天,美国政府机构解密并出版了10万多页二战期间日本罪行的文件……

同时,在这片土地上,真相和谎言、正义和罪恶的较量也从来没有停止。

历史从来就不曾消失,历史从来就不该被遗忘。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南京人的悲剧、中国人的悲剧,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悲剧。

在70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正在回归它在世界历史中应有的地位。

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编者按

明天,2007年l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70周年祭日。

离这个黑色的祭念日还有几天,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回来了,20天前,她带着问号只身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归来时,曾经的问号已拉直成了感叹号。

怎样才能记住我们生活的城市曾经遭遇的惊天暴行,怎样才能揭示七十年前那场人间悲剧的真相,怎样才能告慰三十万死不瞑目的冤魂、这一连串问号每天都在贴身紧逼着我们。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最刻骨最铭心的痛史,是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屈辱最血腥的缩影,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沉重最黑暗的一页。于是我们想到:能否穿越江东门的记忆,打开另一扇追寻历史、揭示真相的天窗?

当我们用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七十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那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时,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没有忘记这场人类的浩劫。在大洋彼岸,还有许多人和失成山馆长领衔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团队一样,苦苦追寻着真相,并反复向世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

他们以还原真相为己责、以微弱的声音不懈地努力对抗着一种有着强大财力支持、企图否定大屠杀真相、掩盖侵华日军暴行的声音,在为三十万冤魂讨还公道。他们希望远隔重洋的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为谁而战。

虽然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经历穿越大洋的衰减后更少为我们所听到。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听到了揭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另一种声音。在确认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超过30万这个史实的基础上,我们希望听到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描述不同的声音。正是多种声音的存在,才使这段真相更加明晰而生动,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研究及表述环境是揭示真相的最优化选择。

历史有国界,研究历史的科学断无国界。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不仅是中国人的责任,在当今世界上很多正义人士同样也视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相无疆!

安全区全套档案。

档案墙。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编写的《美国传教士目击的南京大屠杀》。

70年前的报道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

惊骇惨剧,世界初闻“南京大屠杀”

2007年11月26日早晨,繁华的纽约街头,每个脚步都是那么匆忙。很多人一手端着星巴克咖啡,一手夹着报纸。在每天的上班途中,咖啡和报纸是美国人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露出的报头往往是《thenewyorktimes》(纽约时报),这张世界级的百年大报,如今仍然以国际时事新闻的报道传统优势而活力依旧。

翻开26日当天的时报,面对五花八门的新闻,记者却难以集中注意力,思绪总想溜回70年前,寻找这张报纸有关南京的影子——在美国,纽约时报也被称作“档案记录报”,足可见它在时事报道上的客观和权威——“我一定要找到南京大屠杀的那篇‘档案’!”

70年前老报纸再现历史

在曼哈顿时代广场,一座浅灰色的老式建筑就是纽约时报相伴百年的总部大楼,逼仄的空间和随处可见的旧报纸透出浓浓的历史味道。再过一条街则是时报今年4月刚刚搬迁的新大楼,在一堆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中格外抢眼。然而,看着这座钢筋水泥、全玻璃结构的纯现代建筑,“历史”、“遥远的南京”似乎一下子变得虚幻起来,我不免有些担心:70年前的那些铅字,真的还在吗?

大厅接待部门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当他们听说记者远道而来要找1937年有关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老报纸时,拿出了一沓资料仔细查看后说:“尽管放心,可以在纽约公共 图书馆找到!”其中一位还专门为我抄下地址:“第五大道和西42街交界处,过几个路口就到。”

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是全美最大的图书馆,浓缩着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进程。在汗牛充栋的图书和史料中,没想到我顺利地就找到了想要的那份“时报档案”。

在100号房间里,一排又一排铁皮柜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微缩胶卷,所有报纸的目录都可以通过它们查到。打开其中一个抽屉,里面一个盒子上写着,“1863年,newyorktimes”。“居然140多年前的时报还在!”记者的心立即放下了,“70年前德丁在南京的目击报道应该离我不远了!”

“就是它!”当写有“1937年12月份纽约时报”字样的盒子终于闯进我的眼帘,我的心跳在加速。

一行又一行铅字真切地在我眼前重现,时间仿佛凝固了,历史就在耳边发出它最为真实的声音:

“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

“日军占领下关门后,对守备队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兵尸体在砂袋间堆积如山,高达六英尺。到15日深夜,日军还没有清扫街头,两三天中,军车来往频繁,常常在人、狗、马的尸体上碾转而过。”

……

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约有38页,而记者德丁发回的这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刊登在头版报头下方的显著位置。他显然难以尽述在南京所见到的太多的非人场景,这篇报道的篇幅延续较长,因为头版版面所限,接着又转到了第10页。这些文字虽然没有配图,但记者今天读来脑海中却不断涌现令人惊骇的屠杀场景。

艰难发稿路

感谢德丁,是他记录下了真实的历史。然而文字犹在,作者却已永别人间。“如果你早来几年,或许还能见到德丁本人。”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负责人陈宪中先生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德丁已在两三年前去世,关于他写就这篇报道的前后经过,联合会和热心的海外华人曾经对他做过访问,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和影像资料。

70年前,从美国休斯顿来到遥远的中国,德丁为了获得免费船票,在货船上清洗甲板和胶轮。起初他是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编辑,后来供职《纽约时报》。

1937年8月底,关注日军侵华战争的德丁来到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1937年12月月13日起的两三天时间内,德丁与留守的为数不多的外籍人士一起,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他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城内烧杀淫掠的滔天罪行。作为一名记者,迫切的使命感让他急于想把这一事件报道出去。然而,当时的南京其实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一切可能的发稿渠道都被切断。怎么办?赶紧去上海!12月14日,德丁开车赶回上海。然而,才到句容,那里的日军就把他挡了回来。当时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德丁的遭遇: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

日军攻陷南京后展开血腥屠城,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消息外露,另一方面又不想看到外国人继续留在南京。12月15日,德丁终于乘上了美国的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去上海。17日一到上海后,他赶紧向美国国内拍发自己的新闻稿。12月18日,这篇报道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南京屠城引发“新闻大战”

除了德丁外,当时留在南京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还有另外4名外国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派拉蒙公司的门肯。

登上瓦胡号炮舰后,一场“新闻大战”也就此展开。

德丁赶紧去找无线电发报员试图发稿,却被对方以“违反规定”为由拒绝了。老道的斯蒂尔则设法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发回了美国,12月15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他的报道,斯蒂尔也因此成为国际上报道南京大屠杀消息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同时,斯蒂尔还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向两报发出了消息。德丁则不得不在上岸后的第一时间内发回自己的报道。多年后,德丁在谈到这次的“新闻竞争”时说,“我年轻,又是新手,斯蒂尔是老手,所以抢在我前面发出独家新闻。”

不过,有学者后来考证认为,在相关的报道中首次完整、直接提出“南京大屠杀”的,则是德丁刊发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此后,德丁等外国记者又继续发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后续报道,在“日本侵略战争”、“屠杀平民”、“南京集体大屠杀”等提法上更趋一致。到了1938年,一些杂志也加入到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报道中。

这次在纽约,美籍华人鲁照宁向快报记者提供了他所收藏的美国《life》(生活)杂志(1938年5月16日出版),这期杂志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最早以图片形式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所中采用的10幅图片均来自当年留守南京的约翰.麦吉牧师拍摄的影片……

他们是记者,也是证人

只是记者们没有想到,他们出生入死报道的真相,却在半个多世纪后被一部分日本人指责为“谎言”、“虚构”。

1990年,日本右翼分子、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全是谎言”。他还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一干人犯之前,世界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在屠杀发生时,日本的战地记者和西方记者都没有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就没有目睹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面对这样的污蔑,众多已是满头华发的见证者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一次由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等海外华人社团举行的新闻说明会上,退休后居住在圣地亚哥的德丁特地赶来并在会上发表声明,驳斥日本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的歪曲;约翰.马吉牧师已经故去,他的儿子戴维.马吉不但在会上宣读了他父亲当年从南京寄来的家信,并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照相机……

在这次赴美采访中,记者看到,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前任主席邵子平还保存着这次斗争的资料,以及自己和德丁、戴维.马吉等人的合影,邵子平先生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无私地提供给了我。他说,南京大屠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整个国际社会一开始就听到了它的声音。面对日本右翼分子,这一声音在任何时候都足以振聋发聩。

历史,静静躺在这里

美国国家档案馆铁证如山——

南京大屠杀史料日渐“升温”

1938年1月17日,广田弘毅电报:

“几天前回到上海以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的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包括强奸年幼的儿童,对市民无情的残暴,这些内容持续地从各地报道出来,而这些地方的仇恨和杀戮仅仅在几星期之前才停止。日本军队在别处的这些暴行,令这里(上海)(良心)较好类型的日本人感到莫大羞耻,这种羞耻感更因为本地日本军人的系列疯狂行为而加强。今天的《华北日报新闻》报道了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事例:一个醉酒的日本士兵,因为找不到想要的妇女,开枪打死了3名超过60岁的妇女,打伤了另外几个手无寸铁的市民。”

上述这段文字是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名义,从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这封密电被美国情报中心截获并解密,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这是目前搜集到的最重要的日军在南京屠杀居民30万人的铁证之一。

这封密电如今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藏有大量日本战争罪行的史料,是全世界研究 二战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学者首要和必到之处。

11月21日,快报记者走进了这座饱含着无数“秘密”的大楼。

铁证如山

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基本只留有些家谱、族谱,供前来“寻根”的人们查询。规模庞大的新馆位于首都东北部的马里兰,每天从市区的总部有免费的班车开往新馆。

在经过严格的安检后,记者上楼见到了事先预约的研究员艾瑞克(eric vanslander)。尽管第二天就是“感恩节”,很多美国人都已归心似箭准备享受假期,但艾瑞克却热情地安慰记者“不必着急,安心查询”。不过,当记者递给他一长串要找的内容时,他却露出一丝难色——不为别的,而是因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馆藏资料实在太多了!光是找到这些目录,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艾瑞克略作思考,然后果断地对记者说:“跟我来!”

原来,通常情况下记者应该提供好准确的档案编号与存放位置,再由专门的档案管理员到存放库提取。而艾瑞克为了方便记者查询,直接将记者领进了档案存放库!装有智能识别系统的大门缓缓敞开,眼前的一切在记者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在这个足有两三千平方米的仓库内,一排排一人多高的铁架分列两旁,中间留出一个窄窄的走道;每个铁架上面又隔出了好多行,每一行都密密麻麻放满了一只只“盒子”。显然,每个盒子内无疑都是一段曾经发生的历史。

“像这样的仓库我们有35个。”艾瑞克一边介绍,一边仔细查看着每一列档案旁标注的内容提示。二战结束后,美国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和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研究,并分门别类保存在国家档案馆。

突然间,艾瑞克在标有“rg238”字样的铁架旁停住了脚步,“就是这里了!”顺着他的手势,记者看到从这列开始的一连串铁架上都贴有同样的标注“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 of world war ⅱ war crimes records”(国家档案馆二战战争罪行记录档案)。“关于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档案主要就存放在这里。”然而,每一列铁架上的盒子还有几千个,这么多列,查询起某一个具体档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艾瑞克不愧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研究员,他根据记者提供的一些关键词和日期,很快找到了一系列相关的档案!

梅洳傲的中英文签名最抢眼

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中,藏有大量的军事和外交报告,其中有不少是美国截获并破译的日本外交部信息(前文所提的广田弘毅密电就是一例),仅这部分的电文就达一万多页!另外还有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给国内亲戚朋友的来信,战略服务处的记录和抄本,审问战俘的笔录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套审判资料等。

经过沙里淘金般的寻找,记者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套审判资料。当印有10个国家的大法官亲笔签名(印度法官签名空缺)、表示将“秉公执法”的声明呈现在眼前时,61年前那段跨越国际的正义与罪恶的较量一下子跳出了一只只“盒子”,生动地一一再现。在这张已经发黄的“声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大法官梅洳傲的签名。他用的是中英文两个名字,“梅洳傲”三个方块字在一串英文字母中尤为显眼。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于东京,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中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11个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3页。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在审判过程中,每一位证人、每一件证据都成为历史的永久见证。但遗憾的是时间所限,记者无法把它一一看完。

截获“广田电报”

当记者想进一步查找广田弘毅的电报时,艾瑞克拿出一张纸要记者写中文给他看。记者才写下“广田”两个字,他就连声说“明白了”。并不懂中文的艾瑞克,对“广田”、“东条英机”等中文字眼却非常熟悉,可见在国档馆的资料中,与此相关的档案何其之多,又何等重要!

“广田电报”在1938年1月17日被美国截获后,破译并译成了英文。1994年9月解密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并在学术界引发轰动。

这份电报起初被部分学者认为陈述的是广田弘毅本人的观点。不过,1998年美国华裔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在考证后发现,“广田电报”中所描述的直接见证人应该是《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田伯烈,而电文的内容则是他所写的一则消息,当时应该是电文中的背景材料。当然,且不论其中的见证人究竟是广田本人抑或田伯烈,由广田签发的这份电报其内容本身,已经构成重要史料的一部分。当时作为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将田伯烈的这份“特别消息”报道,亲自签发至日本驻欧美各使领馆,说明日军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暴行,日本政府当时已完全知晓。

面对这样的真相,当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很难从根本上推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南京大屠杀史料从沉睡中苏醒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究竟还蕴藏着多少历史真相?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多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来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查询南京大屠杀史料。资深的档案研究员约翰.泰勒(john talora)对她说:“你是第一个系统研究这批资料的人。”

十多年过去,物是人非,曾经的合作伙伴与好友已是阴阳相隔。张纯如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而约翰.泰勒也已80多岁高龄,平常已经很少来档案馆,最多的时候一周来两次。本以为当天的采访无缘相见,不料艾瑞克却告知意外之喜:“约翰.泰勒今天就在馆里!”

这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人!虽然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却依旧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力,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繁杂的研究资料,仿佛他的生命无法与心爱的档案研究割舍。

从1945年开始,约翰.泰勒已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了62年!是一致公认的“国宝级”人物,几乎每一类档案的保管、使用和研究都在他脑中储存着;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能说出名字。也正是从近20年来开始,约翰.泰勒明显感觉到了馆藏南京大屠杀档案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从张纯如开始,这种关注度是来自全世界的。”除了美国,还有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的、日本的学者,都曾经陆陆续续来过这里查询和研究这批档案。

就在去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还留下了两位来自南京的年轻学者张生、杨夏鸣的身影。从去年的9月20日到10月22日,他们在这里差不多“泡”了一个月,天天与枯燥的档案为伴,收获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带回国的档案、史料足足拷贝了5个g容量。

在记者赴美前,杨夏鸣教授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时他还特别委托代问约翰.泰勒好。当记者向老人转达他的问候时,泰勒非常高兴,“我很记得这两位中国来的勤奋的年轻人!”

日本军医日记。

华裔学者杨大庆。

再添新证:

南京大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

华裔学者发现日本军医日记

1937年11月29日,常州。日本军医保坂晃的日记:

“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统统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了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

美国国家档案馆,快报记者在众多的史料中有幸与这本日记的原版“相遇”。

说到这本日记,不得不提到两件事:一是最先发现它的人:华裔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另一个是官方机构: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简称iwg)。作为iwg的一名学术顾问,杨大庆教授的这一发现也引起了iwg的高度关注。如今,这本日记已经登上了该机构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

军医日记是屠城新证

杨大庆,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系的日本史专家、教授。

杨大庆教授在研究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非常关注,也似乎格外敏感。尽管他表示这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有关,但记者却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与他骨子里的南京情结也不无关系。他的敏感在这本军医日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刚开始发现这本军医日记时,iwg的其他研究人员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重视,但在我看来,这本日记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内容来看,这本日记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南京大屠杀,却间接证明了一个事实:南京大屠杀绝不是日本右翼人士声称的那样是孤立的或偶然的事件,而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平民进行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屠杀的一部分!

在他的办公室里,杨大庆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这本日记的复印件。

快报记者“邂逅”日记原件

次日,当记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这本日记的原件时,立即有了完全不同的更加直观的感受:这是一本黑色皮面的日记本,保存得非常完整,纸张虽然略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楚可辨。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日记外面还有一个牛皮纸做的信封,上面写着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东京都××日比谷××联合军总司令部法务部长××××大佐殿”。显然,这本日记曾经被邮寄过。

“战争结束后,日记的主人保坂晃回到了日本。从这个信封来看,他要向驻日盟军告发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罪行。”杨大庆解释说,1945年底,保坂晃将这本日记挂号邮寄给当时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下属的法律事务部负责人阿尔瓦.卡彭特。“这充分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后来,卡彭特曾被派到中国专门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但不知何故,这本日记并未在东京审判中出现,而是随同其他档案一起被美国政府保存。

翻开这本日记,记者发现里面有关常州屠杀的那页内容明显有被撕过的痕迹,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过粘贴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日记的主人意识到了这部分内容的敏感性,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曾经把这页日记撕下来并藏到了一个保险的地方。在准备邮寄的时候,他又将其取出,在另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然后又将其贴到了日记本里。”可见,保坂晃为了这本日记可谓用心良苦。

美国iwg解密大量日本罪行文件

经过对其重要性的研究考证,iwg也认识到了这本日记的“特殊意义”,并将其选作《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而这本书里的开篇之作,便是杨大庆所著有关日本二战罪行的研究成果。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研究员艾瑞克欣然将这本书赠送给了记者。对美国而言,这本书的出版并不仅仅意味着在学术领域又多了一部专著,而是意味着对二战日本罪行的重新认识和观念转变。

据杨大庆介绍,1999年1月克林顿政府成立iwg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该机构由美国国家档案馆牵头,下属成员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国家档案馆等政府机构。同时,参与其中的还有不少像杨大庆这样的学术顾问,主要来自各所大学。

然而,iwg起初的研究对象只针对纳粹德国,并不包括日本。后来之所以将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缘自美国国内的多种呼声。例如,美国西海岸众多的华裔人士一直在关注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1997年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反响强烈。再如,在美韩裔人士对 慰安妇的问题也非常关心。再加上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当过日军战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呼吁,美国政界也逐步改变了态度,将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到目前为止,iwg已经解密了10万页有关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罪行的文件,涉及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准备细菌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惨案等种种细节。

正义与罪恶,这较量不休不止

11月24日,纽约街头阳光和煦。记者在法拉盛地区见到了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负责人陈宪中先生。一头及肩的白发,一身米黄色的中装,满身“中国味”的陈先生让记者略略有些惊讶,要不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难想象1962年他就来到了美国。

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联合会将举行一系列纪念受难同胞的活动,陈先生也因此而格外忙碌。见面后我们无暇做更多的寒暄,记者直接上了他的车,随同他一起去当地一所华侨学校,“下个月我们想在那里举办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展!”

这所华侨学校位于纽约中国城,主要向华人的孩子教授中文,共有2000多名师生。校长黄炯常也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华人,他在看了陈宪中先生带去的展板、展具后,对在校内举办这样的史料展颇为支持,定下12月8日、9日连展两天,并表示将专门安排老师带领学生们参观。

事情落实得很顺利,离开学校后,陈先生将展具熟练地整理好,一一放回汽车后备箱。看着头发白尽、已是爷爷辈的陈先生依旧在为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而奔波,记者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酸酸的感觉。他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对记者淡淡一笑:“我们人手少,不做不行……”

在后来的采访中,记者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遥远的缺乏“气氛”与“环境”的大洋彼岸,要想让国际社会了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而之所以“不做不行”,是因为他们需要面对的,既有时间对历史的消磨殆尽,更有来自日本右翼嚣张的歪曲和否认。

尽管铁证如山,但几十年来,正义和罪恶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大屠杀虚构论”叫嚣学术界

在美国采访期间,华裔学者杨大庆送给记者一本书,书名是《南京大屠杀:违背真相的虚构》。这本英文书的作者是日本的一位历史教授东中野修道,书中用了大量的所谓的“史实”,说明南京大屠杀只是中国人的虚构。据报道,日本右翼制片商今年初已准备以此书为基础拍摄一部电影,以反击电影《南京》中所揭露的南京大屠杀真相,意图“纠正历史和视听”,扬言要“导正历史记载”。

“你看看吧,争论始终没有结束,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也始终没有结束,”杨大庆说。

记者注意到,这本书的日文版印刷于1998年,而英文版软封面和硬封面分别印刷于2005年、2006年。在杨大庆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一摞堆放了好几本英文硬封面版。“这本书的英文版是日本右翼企业家花钱印刷的,而且免费送给美国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向他们阐述所谓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看着手中的书,听着杨大庆的介绍,记者禁不住又愤懑又惊心: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行径实在太卑劣,但他们在国际社会的“活跃”与“手腕”着实让所有维护正义和真理的人不得不防!

“不过,这样做的目的往往适得其反。”杨大庆说,西方学者无论是对历史抑或其他学术研究,面对怀疑通常会采取亲自求证的方式,而不愿盲从他人的结论。所以,日本右翼这种急于漂白自己的行为,反而招来了很多美国学者的反感,“很多人只是随手翻了翻这本书就丢在一边了,还有些同事知道我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干脆就给了我……”

其实,在东中野修道之前,日本的田中正明在1984年就出版过《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日本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石原慎太郎于199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国际社会中,发行出版物是日本右翼歪曲和否认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惯用行径。

华人社团用铁证斥谎言

一直以来,为了驳斥这些谎言,美国的海外华人团体举行过多场集会、座谈会和新闻发布会,运用各种无可辩驳的史料、邀请众多见证者本人及其后人到场作证,将真相传递给世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各地就陆续成立了多个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民间组织,目前这类组织的总数粗略统计已达30多个。其中,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世界抗战史实维护会(在多个国家设有40多个分会)等比较活跃。邵子平、陈宪中、李培德、丁元、李竞芬等一批海外华人社会活动家,多年如一日,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而奔走呼吁。海外赤子们的努力,与中国国内社会各界对日本右翼的驳斥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给日本右翼以强有力的反击!

这次在纽约采访的时候,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陈宪中先生赠送给记者一套珍贵的历史资料:《日本人怎能对真相说不?》。在沉甸甸的盒子里,包括一沓印刷资料,收录的主要内容是当时留守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吉和费奇等人发回美国给家人的信,信中描述了当时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其次是三盘录影带,收录了近年来海外华人多方寻访征集来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包括“马吉的证言”、“以天皇的名义”,以及香港制作的电影“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特别是“马吉的证言”,将1937年约翰·马吉牧师在南京拍摄下来的影片,与对他的儿子戴维.马吉的采访穿插在一起,“人证”与“物证”,图像与声音,铸成南京大屠杀不容抹杀的铁证!

陈宪中告诉记者,这些影像资料制作完成后,多次在美国各地放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它们也一直是国际社会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可多得的核心资料,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引用。

“慰安妇议案”高票通过

在今年的美国“慰安妇议案”问题上,正义与罪恶的较量进入“酣战”阶段,右翼势力的疯狂和手段也可谓登峰造极。正是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华人团体的推动,以及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支持,使得议案得以高票通过。

今年6月14日,美国“慰安妇议案”表决日期敲定不到两天,日本右翼团体随即在《华盛顿邮报》花钱刊登广告否认“慰安妇”事实。他们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却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则欲盖弥彰的广告激起了上至美国副总统切尼,下至普通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并促使更多的国会众议员支持谴责“慰安妇”问题的议案。6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有关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确的方式承认“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

对这则议案背后的“较量”,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向快报记者和盘托出。张纯如去世后,两位老人强忍悲痛,决定“要为女儿做些什么”,遂也加入了揭露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各种社会活动中。美国“慰安妇议案”表决前,华人社会团体在各地广泛寻求议员和民众的支持。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种“威胁”,急不可耐的日本右翼在报纸上登出了通篇谎言和无耻言论的广告。“美国的报纸广告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张盈盈教授说,“可见日本右翼为了否认真相不惜投入巨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结果却事与愿违,这种愚蠢的行为反而加速了慰安妇议案的通过!”

一次“街头争论”的背后

当然,“慰安妇议案”背后的较量绝不会是最激烈的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海外华人社团们丝毫没有懈怠,而是以更加激进的态度组织着各种形式的弘扬正义活动。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他们在美国多个地区举行广场集会、史料展览、录像带放映、网上祭悼等纪念受难同胞的活动。陈宪中先生告诉记者,从南京大屠杀50周年开始,每年的12月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他说,“越是在海外,越感觉到要做下去!”后来他告诉记者,“还有太多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此悲惨的南京大屠杀。”

这种情况,记者11月24日便亲身感受了一回。当天在纽约法拉盛地区,纽约“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基金会在街头举办南京大屠杀史料展。牵头的是任军、黄凯宁等30多位中国 留学生。现场展示的图片震憾了无数过往的人士。

忽然,观众当中一位美国女士大声发话,“你们需要这样展览吗?”她用探讨却带有质疑的语气询问展览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战争中发生的。只要是战争,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事情,难以避免……”原来,她认为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交战”中无法回避的“军事行动”,不该在今天再“旧事重提”。

“不!不是这样。”立即,任军和他的伙伴们上前耐心地作着介绍,“准确地说,应该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入侵’,而不是‘进入’!这也不单纯是所谓的‘军事行动’,其中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听着听着,这位美国女士的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她不停地点头,“原来是这样,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你们做得非常有意义……”接着她又询问,“那你们现在的态度是?”

“只是正义,道歉!”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华人在一旁大声坚定地回答。“直到现在,日本政府还没有就此正式道歉,还有一些势力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真是这样吗?”美国女士的手伸了过来,“我支持你们!”……

这段短暂的街头争论,让记者感受到了“澄清真相”四个字是多么不容易,却又是多么迫切!

日本进步人士呼吁政府道歉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者在怒斥日本右翼的同时,几乎也都提出,日本也有一部分进步人士,他们勇于面对历史,坚持真相,例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前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是一位代表,他发表了不少著作和文章批判“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无论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在美国档案馆采访的时候,记者也偶遇了两位日本有识之士:京都大学教授政池明和他的夫人三千代女士。从政池明先生给记者的名片上看,目前他在一个学术研究机构jsps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当夫妻二人知道记者来自中国南京,并想了解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时,他们丝毫没有回避,而是真诚地谈起了自己的观点。政池明先生到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延安,没有到过南京,但他知道有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政池明说,他的父亲就是“反战”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的父亲批评了政府的做法。当时他在一所大学任教,但却因此被迫辞职。”当时还年轻的政池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后来直到1945年从报纸上看到东京审判的新闻,才开始有了些了解……”对横亘在中日关系上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政池明一再遗憾地向记者表示:“像我一样,很多日本人认为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但政府始终没有这样做,这是很多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

公布拉贝日记(图片由邵子平提供)。

亲历者讲述发现《拉贝日记》背后的故事——

拉贝让“南京大屠杀”重回国际主流社会

南京市小粉桥,在一个闹中取静的院落内,安放着它的主人德国人约翰.拉贝的塑像。这位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被难民们尊称为“活菩萨”,而后更被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写下的日记,在众多的南京大屠杀铁证中,是极其重要的第三方物证。如今,《拉贝日记》已被译成中、英、日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出版。

《拉贝日记》写于南京,而《拉贝日记》的发现却在海外,拉贝的“复活”亦在海外。正是因为这本日记的重见天日,使得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视线,成为二战历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如今,与“拉贝日记”紧紧连在一起的,有两位华裔人士的名字:张纯如、邵子平。他们发现拉贝日记的故事已为人所熟知,但“发现”背后的内幕却鲜有披露。日前,邵子平打开记忆闸门,向快报记者娓娓道来……

“拉贝日记”这样被发现

邵子平,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前任主席。1995年2月20日,他收到了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寄来的一封信,说自己很快将来到纽约收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西海岸一个朋友哪里知道,有个年轻的女孩有兴趣做这方面的研究,并想用写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书。我们联合会的几位同仁年纪都大了,有新生力量加入当然是好事!我立即给她回复,欢迎她到来。”随后,张纯如在纽约的两三周时间内,一直住在邵子平的家里,邵子平还把自己的车借给她使用,每天开车去两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询资料。

在日常的相处中,讨论南京大屠杀问题是他们的重要话题,张纯如也不时地将自己在史料征集中的收获告诉邵子平。从上世纪80年代起,邵子平和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同仁们就开始展开了相关史料收集工作。或许是因为曾经留学德国的缘故,邵子平对德国方面的史料尤为关注。“那时我已经从美国已经发现的史料中知道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寻找他和他的后人,为此还专门去了一趟德国,但因为此行比较匆忙,没有什么收获。”

在一次交流中,邵子平向张纯如提起了拉贝,“我对她说,这个人很值得研究,你也可以试试找找看。”张纯如是个非常认真、严谨的人,她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史料中仔细查找,果然也发现了有关约翰.拉贝的记载,但遗憾的是不够全面、系统。凭着自己的敏感,她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于是想方设法展开了寻找拉贝的工作。

“她很执着,也很有办法。”邵子平说,张纯如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去很多封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其中一封信得到了德国方面的回应,并由此终于联系上了生活在柏林的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

“当她告诉我说找到了拉贝后,我特别惊喜,并问她找到了哪些资料。张纯如说莱因哈特给她寄来了一些资料,但自己不懂德文,不太好判断它们的价值。”随后,张纯如将这些资料又寄给了懂德文的邵子平。

在寄来的信件中,有一份资料是拉贝本人写的有关回国后被特务机关扣押的经历,信里有一句话,“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请看我的日记……”“原来他还有一本日记啊!”这个发现让邵子平激动不已,赶紧打电话问张纯如,但张纯如表示莱因哈特并没有把这本日记寄给她,“我继续跟她联系找找看!”

从这时候开始,张纯如和邵子平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追寻拉贝在信中所说的这本日记。

邵子平利用懂德文的优势,与莱因哈特展开电话交流。对方表示拉贝的确留下了一本日记,“对于日记的内容,她起初不愿意多谈。我好不容易才请她多透露了一些情况,获悉整本日记共有2000多页,收藏在德国南部她的舅舅、拉贝的儿子家中。而日记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她只回答说自己也就看过一小部分,就不敢再往下看了……”

“后来,我再次请求她,能否看一下日记的起始日期。”

对此莱因哈特没有拒绝:“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记到1938年4月。”

“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时期吗!”

邵子平更加明白了这本日记的分量,也更加坚定了要找到这本日记的信心。

不过,拉贝家人对公布日记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个顾虑是拉贝当时的纳粹身份,尽管在那个年代这情有可原;第二是因为二战期间德国与日本是盟国,存在道义上的关系;第三是他的后人们显然也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一旦公布,必然是个轰动性的‘炸弹’,他们对后果也难以准确预料。”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邵子平和张纯如却没有放弃,邵子平还“发动”在德国的一些颇有“身份”的朋友,亲自登门请求莱因哈特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将日记公开。莱因哈特后来同意将日记的一部分拷贝送给邵子平先做一些研究。拿到拷贝的邵子平立刻将它们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两位分别研究民国史与日本史的学者手中,请他们评估这些日记的价值。“当这些学者看到这些日记后,无一不感到惊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记载,它的重要性和角度非常特别,鼓励我们继续把它找出来!”

为了这个目标,邵子平继续努力通过种种方法去做莱因哈特的思想工作。渐渐地,莱因哈特被打动了,特别是当她听说如今日本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她再也坐不住了,随即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世界传媒争相报道“拉贝”

1996年12月12日,在美国纽约洲际大饭店,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花了600美元租了一个厅,专门为《拉贝日记》的公布举行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各国主流媒体争相采访。会上,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拉贝日记》引发轰动,各大媒体之间还为此展开了一场新闻大战。《纽约时报》早早就与邵子平及联合会谈好了“条件”:“我们一定要独家刊登这本日记!”后经过双方“谈判”,时报同意联合会可以在日记见报的前一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让更多的媒体、更多国家的人士知道这本日记。

当天的发布会上,莱因哈特当着世界各国媒体的面,公布了祖父的日记——永久的历史见证。“为了增加发布会的新闻性和《拉贝日记》的可信度,我们特地将莱因哈特和她的丈夫从德国接到了纽约。”

在会上,当介绍《拉贝日记》坎坷的发现经过时,邵子平说,首先应该感谢张纯如,如果没有张纯如,就不会这么快找到莱因哈特,更不会知道拉贝还有一本日记传世。也正是在这次发布会上,世界媒体第一次知道了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正在写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使得这本书尚未问世就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而因为《拉贝日记》的发现,张纯如也推迟了书的出版——她要在书中好好写一写拉贝和他的日记!

“南京大屠杀”重回国际社会

莱因哈特所提供的拉贝日记足足有八册,从1937年9月一直到1938年4月回到柏林为止,拉贝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期间,主持安全区难民保护工作的情况,更以一位侵华日军大屠杀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下了日军泯灭人性的种种暴行。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的惨案有500多起。如此完整、系统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在目前发现的史料中还没有过。而作为一个日本盟国的德国公民所写的私人日记,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邵子平在谈到发现《拉贝日记》的重要意义时,则更多了一分感慨:“此前我们一直在做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和发布,但可惜一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是《拉贝日记》,在二战结束后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事件,重新推上了它应有的国际舞台。而它的发现和张纯如《南京暴行》一书的出版,使得南京大屠杀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视线。”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附:拉贝日记的部分内容

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1938年1月1日: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1月3日:这些城陷后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当中,恐怕有2000人被日本人刺杀,这是非常残忍的,而且绝对违反国际法;在攻城的时候,大约2000平民被打死。

1月6日:克罗格看见汉中门边的干渠里大约有3000具尸首,都是被机枪扫射或是别的方法弄死的百姓。

……

(第三部分:人性)

耶鲁大学存有整个“南京安全区”——

暗无天日的地狱,人性在这里闪光

1937年12月19日,约翰.马吉致美国家人的信: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当黑色太阳将南京变成人间地狱,所有无辜的生命都在忍受煎熬的时候,却有20多位外籍人士勇敢地留了下来。他们自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25万南京人!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安全区公文和影像资料,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铁证!

如今,这些历史的见证都静静地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特藏室内。面对它们,寻访而来的记者感受更多的恰恰不是字里行间究竟描述了些什么,而是在这些文字背后,究竟透着怎样的人性的力量!“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如果说,在这段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中还能找出一丝闪光的东西让人不致于彻底绝望,那么就在这里了。

“我不能离开这里”

南京沦陷前,各国大使馆相继给留守南京的本国人士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离开这里!和那些逃难的平民相比,外籍人士们无疑有着更好的撤离机会。然而,他们当中却有20多位留了下来。

“大使馆发来了紧急通知要求我们离开,停在码头的美国船只已经准备启航,重要文件也都被打包上了美国汽车。然而,我不能离开这里,就像水手不能离开他的船,男人和女人不能离开他们的孩子……”拒绝离开南京的明尼. 魏特琳在危难之际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并在校内保护和救下了3000多名妇女、儿童

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在日记里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可以离开吗?我不能!富人们跑了,剩下的全都是穷人,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非常多。我决定我要帮助他们。如果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是在说谎……”

鼓楼 医院的医生威尔逊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如果美国人离开,医院将会被迫关闭,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抓住机会,尽力地提供帮助……”

在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德国和美国,包括约翰·拉贝、约翰·马吉、贝德士、米尔斯等人。为了给难民区内的20多万难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一次一次与日军展开较量,驾着自己的私人汽车出城去寻找食品和药物;为了防止难民不受日军杀害,他们制作并悬挂起硕大的印有安全区标识的旗帜和自己本国的国旗。同时,他们还得不时地巡逻并接受求援——经常会有平民痛哭着跑来请求他们帮忙赶走正在强奸的日本兵……

耶鲁藏档里的“南京安全区”

然而,兽行即便面对正义也会肆无忌惮。费奇在日记中写下了1937年12月11日的情况:“上午11时,……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日军)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候片刻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 也是这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安全区的委员们遵循国际惯例,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从这一天开始,疯狂的烧杀淫掠开始了,安全区也失去了想象中的“安全”。曾经繁华美丽的城市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留守的外籍人士们用他们的纸和笔,记录下了每一个他们所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罪行……

12月18日,威尔逊医生写信给妻子:“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19日,他又写道:“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

12月21日,威尔逊医生在信中写道:“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着这座人间炼狱的24个小时。……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19岁少妇,抗拒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也有很深的一个刀口……” 信里提到的这位孕妇就是李秀英。 一息尚存的她后被送进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救治,为她缝合的刀伤多达37处,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40岁的贝德士强忍悲愤,逐日登记日军暴行并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6名清道夫,在鼓楼住处被日本兵毫无理由的杀害。

12月15日夜,7名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突然扑向7名女难民,其中3名被奸污。

12月14日夜,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并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不断发生。由此产生大混乱。

12月14日正午,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拉来4名少女强奸,两小时后离去。

12月14日夜,11名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强奸4名妇女。

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中国人住宅,强奸1名少妇,并拉走3名妇女,其中两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枪杀

……

转眼70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记者看到了这批血证中的一部分,它们被图书管理研究员玛莎.史莫莉编进了《美国传教士目击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其中包括约翰.马吉、贝德士、乔治.费奇等美国留守南京人士的书信、日记和部分图片。玛莎将这本书赠送给了记者,但她强调:“这只是整个史料中的一部分。”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内,保存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全宗,也是目前为止最最珍贵的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第三国铁证!近年来,随着这批史料的研究挖掘,当年南京安全区的情况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越来越清晰地披露在人们眼前。

马吉的证言

如今,安全区重要成员之一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就住在离纽约40分钟车程的市郊,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或听到与“南京”哪怕是“中国”有关的事情,都会让他立即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当年亲历过的那个南京。

1946年,马吉牧师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当时,他用一架16毫米的摄像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影片。在他的镜头下,南京城内一片断垣残壁,时而火光冲天;被蹂躏、奸淫后的妇女痛苦万分, 被汽油烧焦的尸体堆满街道……如今,马吉拍摄下来的这段影片成为外籍人士唯一全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还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使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影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1938年1月,这一影片的胶片由费奇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上海,在美国租界内的柯达公司拷贝并冲洗了出来,随后迅速被带到了西方世界,向国际社会及时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惨剧,当时有媒体评价片中日军的行为“人神共怒” ……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邵子平等海外华人社会活动家的寻访和协助,马吉所拍摄的影片被制作成影片《马吉的证言》,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回忆起这段往事,邵子平对记者感慨说:“这段影像资料实在来之不易。马吉牧师拍摄的录影带在国际社会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但日本右翼一直否认其真实性,并污蔑它是‘鬼片’……当我们在追查这些影像资料下落并寻访马吉牧师后人的时候,日本的记者也在作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段查访的过程简直就像竞赛。毫无疑问,马吉牧师的后人更加相信我们,相信中国人。他的儿子戴维.马吉从自家的地下储藏室里,经珍藏了多年的影片找出并转增给了我们。并在家中接受采访,讲述父亲和这段影片的往事……”

就在2005年,戴维.马吉来到南京进行了又一次捐赠。这一次,他将父亲曾经使用的这架16毫米摄像机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采访记】

“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

写完这组报道时,窗外是沉沉的夜。

就在推开窗子想喘口气时,我发现夜色中的这个城市真美,美到让人怎么也不会去联想70年前的那个“人间地狱”。尽管,它是那么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就在你我脚下!

我本来还想写一篇长长的采访记,把17天来太多的感受全都写进去,经过这一念之后却突然发现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该从何说起。遥望着闪烁的霓虹,一度陷入文字中的我立刻觉得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人真的是善忘的动物!我不由得问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采访,如果不是因为70周年,“南京大屠杀”在你记忆中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想到这里,记忆复燃。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图片和影像又开始在眼前晃来晃去——在这么多天的采访中,这些真实的历史曾经让我多次落泪,并不由自主地握紧过拳头。也正因为这种感受,让我彻底理解了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作《南京暴行》的过程中“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长达两三年的调查、写作,天天面对阴暗扭曲的人性,谁能承受?

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执导《辛德勒的名单》时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这次我感到重要的不是我的想像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间,我一惯用来逃避现实的摄像机直面现实,在拍摄中我哭了,我每天都流下了热泪。”看到这段话时我曾经想,如果让斯皮尔伯格拍摄一部南京大屠杀影片,面对比纳粹集中营更为惨无人道的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又会怎样?他的承受能力又有多强?

一阵夜的清风拂过。探寻曾经发生的真相,本意并不是要揭开历史的伤疤,加深它的痛楚,更不是为了加深它的仇恨。只是为了让真相能够以它应有的尊严而存在,并且因为这种存在,而让逝去的灵魂得到安慰,让幸存的生者得到警醒,让不曾经历的人有所了解。正在美国各地热映的电影《南京》中,当时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有这样一段独白:“痛恨日本人吗?不,我只是痛恨邪恶的力量。为灾难中的中国百姓扼腕。如果我是一个日本国民的话,我会对中国老百姓说,绝不让悲剧再次上演!”

然而,尽管时间的年轮已经扩出去70个圈,但位于中心点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却始终是“中日关系”这个半径在扩大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华裔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告诉记者,“当我在日本做学术交流时,只要一提到我生在南京,场面往往就会陷入尴尬。”为此他提出,能否超越不同意见,创造共同研究的框架?这位长期在西方学术界进行日本史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学者由衷地感叹,“如何避免单纯的中日之间的‘血海深仇’,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启发并引导国际主流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这是关键。”

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就不难得出结论:这幕惨剧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南京人的不幸、中国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不幸,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类的尊严被践踏殆尽。在美国,就连一个孩子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毒气室,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全年免费向民众开放。纪念馆的创办主席、诺贝尔奖得主eliewiesel说:“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同样遭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南京人民,却几乎被世界遗忘。如今,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正在重返国际历史舞台,这无疑为杨大庆的建议提供了可能。

在连续的走访中,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不得不说。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你是第一个采访我的中国记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的研究员约翰.泰勒记得,张纯如的《南京暴行》成为畅销书后,他曾经接待过多位日本的学者、记者,甚至普通民众,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探究书里所写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然而,“从来没有中国记者来找过我,也没有普通的中国群众咨询过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研究员玛莎.史莫莉和琼.杜菲听说记者来自中国后十分热情,这是她们第一次和中国记者打交道,而在此前,她们不止一次接受过日本学者和记者的咨询、访问……在国外这些研究人员的印象中,认为中国只有学者才关心和研究南京大屠杀,且他们也只能叫得出那么几个名字:高兴祖、章开沅、张宪文、张连红、孙宅巍、张生、杨夏鸣、王卫星,还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副馆长段月萍……

同时,记者听到了一致的心声: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研究和重视。

张纯如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

杨大庆教授说,“战争罪犯研究的国际化是件有益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残暴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在日本与中国人中进行。但现在这点已经改变了。第三国的历史学者也发表了研究成果,但因一些解释较为单纯,具有政治性,所以并未引起重视。今后的学术研究的视点必须重新考察这些成果。”

华裔社会活动家邵子平说,“如果这个事情只限于南京,或者只限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这就很难得到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感、参与感。只有吸引并创造条件让大家获得更多的研究条件,才能有更加直接的感受,国际社会才能更多地相信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从而让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警戒意义在全世界得到推广。”

西方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m.mochizuki)则向记者建议,当前应该抓住时机让学者、知识分子、媒体都加入研究队伍,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解决速度

美国《读者文摘》封面上的张纯如。

张纯如墓碑上刻着中英文名字。

【缅怀】

天堂之门 一束鲜花献纯如

1997年,不满30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以一本英文《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而轰动欧美世界;

2004年,36岁的张纯如在加州自己的车里,以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再次为之轰动、震惊。

世界第一次为之轰动,是因为她的著作成为第一部用英文描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畅销书,让几乎已经“失忆”的西方世界,重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历史。

世界第二次轰动,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让她走得如此决绝?

12年前,张纯如曾经为了写作到南京进行了20多天的实地调查。

12年后,快报记者从南京来到她的墓前,带着南京人的问候,为她献上一束鲜花。

这一行程,与“采访”无关。

来自南京的深情与问候

出了旧金山,车轮在 高速公路上飞快旋转。城市早已被抛在脑后,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青山,间或有一湾蓝幽幽的水流绕过,“太美了!”记者一边感叹大自然的魔力,一边联想起纯如之死。3年前她选择了加州一条公路边结束生命,莫非正因为贪恋这里的美景?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条公路,但她微微含笑的美丽面庞却仿佛无处不在。

如今,她就长眠在一片青山里。墓园的名字叫做“天堂之门” (gate of heaven),位于加州的洛斯盖多,离旧金山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

入口处的墓园管理人员听说要找“iris chang”(张纯如)的墓地,立即热心地在纸上画了一个线路图。拿着图走进墓园,似乎外面的世界瞬间不存在了:眼前是一片巨大的绿油油的草坪,耳边只剩下流水的哗哗声、飞鸟的喳喳声,远处的青山在一层轻纱里时隐时现……张纯如的墓地就在其中的一块高地上。草坪刚刚浇过水,草尖上的水珠晶莹透亮,给她的墓地镶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圈。

墓碑上的张纯如笑意盈盈,家人为她选用了一张生前她最为满意的照片。碑上用中英文分别刻了她的名字:张纯如、iris chang。生前她不太能读懂和使用中文,但如今她的中文名字却成为墓碑上最显眼的文字。在名字的下方,镌刻着这样一段墓志铭:“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和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记者在碑前轻轻地献上了一束鲜花。如果张纯如在地下能够感知,她应该明白,这束花有着太多的深情和敬意,它不仅饱含着遥远的南京人的问候,还饱含着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捍卫历史尊严、爱好和平的人士的问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经这样评价她的死:“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为了再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精神备受折磨。在这样一尘不染的仙境里,一定可以好好睡了吧?

“她永远不会被忘记”

记者来到张纯如的墓地时,看到那里摆放了一束尚未枯萎的花。按照墓园公示的管理规定,墓地上的鲜花每周都要清理一次,显然,送来这束花的人应该就在不久前来的这里。“会是谁呢?”在此前与张纯如家人的通话中,记者了解到他们近期没有来过墓园,“或许是某个和我一样,心怀敬意的人。”

后来在网络上,记者找到了答案并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在他的博客上曾经写道:今年(2006年)11月9日是张纯如女士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日。张纯如女士的墓地在湾区,就在我经常开车会路过的硅谷的青山里。那个墓地的名字叫天堂之门……今天下午,我来到了她的墓地,表示敬意。”虽然这篇博文上传于去年11月,但却让记者了解到,尽管素不相识,但张纯如却一直活在很多人的心里,她从来没有被忘记!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看到一本美国的《读者文摘》,当期的封面人物正是张纯如,标题就是“她不会被遗忘”。

“她去世的消息让我流泪”

“我会永远怀念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高龄的档案研究员约翰.泰勒至今仍然记得他与张纯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个年轻的姑娘,看起来还像个学生。她告诉我,她想查找一些有关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准备用英文写一本书。”

泰勒开始还不知道这位瘦弱的女孩子身上蕴藏着多大的能量,但他极尽所能地为她提供帮助。很快,这位资深的档案研究员就被她的勤奋、聪明和执着打动了。“她经常来,每次一来就是一、两周,那么枯燥的材料,她能不厌其烦地看上一遍又一遍,还经常跟我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段合作,泰勒和张纯如成了一对忘年交,“我们经常互通电话,又时是为工作,有时是彼此问候。但很多情况下,张纯如都处于忙碌状态。记得有一次早上我给她打电话,她睡意朦胧地说昨夜工作了一晚上……”

在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中,向一连串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致谢,其中就包括约翰.泰勒。

让泰勒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给张纯如的家中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人是她的妈妈。张妈妈在电话里哀痛地告诉泰勒:“纯如走了!”而泰勒显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印象中,纯如是那般地热爱生活。“走了?去哪里了?”……“当我弄明白她去世了的消息后,我拿着电话惊呆了,泪水静静地流了下来。”

对张纯如的死因,外界最多的猜测是抑郁症。虽然是好友,泰勒却不愿去作分析,他只说,“她的压力很大。”

如今,在泰勒的办公桌上,仍然摆放着张纯如的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他还收集了很多有关她的报道,并一一展示给记者看。或许,这正是对好友的最好的怀念。

“他们的污蔑太荒谬了”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都是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的著名教授。痛失爱女后,他们移居加州的圣何塞。尽管内心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但两位老人还是选择坚强,他们不再将精力全部投放于自己的专业上,而是接过爱女的“遗志”,成为海外华人社团中为维护抗日战争历史真相而奔走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在国际社会呼吁和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这次次采访很不巧的是,记者到达加州的时间,正好二老要赶去明尼苏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南京》首映式,然后将转道伊 利诺伊去看他们的孙子——张纯如自杀时,儿子克里斯托弗刚刚两岁半。如今,这个可爱的孙子是二老最大的精神慰藉。在一通长长的电话里,张纯如的妈妈张盈盈教授与记者多次探讨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坦言,“要想让西方主流社会真正重视并研究这段历史,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相当多的努力。”谈到海外华人对美国慰安妇议案的成功推动,她说,“这仅仅是开始。”

从去年开始,二老连续两年以“张纯如纪念基金”的名义展开了征文活动。今年征文比赛的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侧重要向国际社会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征文要求使用英文。尽管如此,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中,也有来自中国国内的中文作品,有的作品干脆说明:我们不是为了获奖,只是为了表达对张纯如的敬意,表达对你们正义之举的支? (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郑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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